| 犹如西方一样，中国教会的保守派，对基要主义的顾虑感到厌烦，说基要主义不再是改变世界的信仰，乃是逃避世界的信仰。正如在西方一样，许多中国教会的保守派，在为学术界感觉到缺乏而兴悲。他们恐怕使保守派文学运动陷于瘫痪状态的主因或许是保守派反理智主义的结果。他们恐惧缺乏学衍的原因之一就是保守派忽视基督教与社会跟文化的关系。他们不寻找机会去跟新正派神学家去进行书面上与口头上的对话，在这一点上并不像西方教会。许多中国教会的保守份子承认他们忽视了社会的需要，并设法使基督教在中国再成为社会改革的主流，像从前她应该的那样。虽然这些人不公开使用“新福音主义者”这个字眼（在中国教会中这是个新名词），但他们所著重的，都是新福音主义的。
关于这个景况我们要说什么呢？这种趋势在美国受到麦坚泰以及其他的新基要主义者全盘的定罪。新福音主义者往往被称为“不热心的异端者”，而其运动则被斥为“由妥协而产生出来的，受到理智骄傲”的喂养，向着安抚罪恶而长进，定受到神言之审判的。“其余的人，好像达拉斯神学院的赖特（Robert Lightner）虽然对新福音主义抱批评的态度，但比较温和。
赖氏指称，“既在新福音主义中有如此广大的分歧，他们谁也没有资格代表这个运动来发言。愿意被称为“新福音主义者」的一些人都比别人更近乎新神学派、新纯正派或基要派。有的右倾，有的极端左倾。”赖氏写了以上的话作为他评论在新福音主义阵营内所抱脆弱观的序言。他又说，“并不是所有的新福音主义者都有这样的看法，但大多数的人都抱着这个态度。”赖氏的评论，在看到新基要派认为每件事非黑即白倾向下，更为适合，新基素所以攻击新福音主义的原因，就是怕有什么新的神学上的发展会走向不信派。
与此有关的并鉴于在“新福音主义”内的广泛分歧，最智明之举莫过于承认“新福音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神学上的主张而已，根本谈不到什么有气质的运动。正如一些新福音主义派的分子所承认的，这个名词是一个误称，多少也把人引入迷途。它的空幻常被人攻击为“向著妥协的基要主义退却。”
无论如何，不能把新福音主义在过去所代表的完全予以抹煞。例如，古典派的加尔文主义在许多早期的新福音主义的领袖身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兰伯纳虽然是浸信会的人，但他深深受到凯波尔（Abraham Kuyper）著述的影响。克拉克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新福音主义者，他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前“今日基督教”双周刊的主编，又是新福音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深深受到欧洲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新福音主义呼吁福音要进入社会，进入教育，进入文化中去；要知道这乃是加尔文主义多年来的努力。对新基要派反知识的恐惧，也是加尔文主义许久以前所注意到的。新福音主义对新基要派减低基督教与宗教到一个生活中另一部门的攻击，也是加尔文主义老早就攻击的了。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基要主义的真正代表者梅钦博士，从未觉得“基要派”这个名词能够彻底地说明他的见解。他非常愿意用“加尔文主义”这一名词。
就是在今天加尔文主义也很同情新福音主义所提出的重点……即如呼召基督教的信息并不是仅仅说唯有救恩就是答案，来寻求解决一切社会的难题；寻求把基督教的原理应用到经济、社会与自然科学上去；对科学与哲学采取更建设性的态度：毫无恐惧地豉励创作性的神学；对不同的末世观采取更妥协的立场，脱离所谓“时代主义”。
同时，新福音主义尚有未能解决的难题：
（一）在新福音主义阵营内的领袖呼吁保守派就的权威与默示的问题重新辩论。虽然说对研究的任何努力务必予以鼓励，但此重新辩论的路线是完全无益的。有些人如兰伯纳与卡奈尔广泛论及科学与的关系，曾给人一个印象，那就是必须以科学的亮光来解经，不能以的亮光来解说科学。现在又有人把的默示与无谬作一显著的区分，而在这些人当中又坚称默示而反对无谬。卡奈尔对的见解往往被解释为属于后一范围。又有些人并不像卡奈尔那样极力地反对的无谬性，但对完全的无谬性表示踌躇。
（二）在新福音主义阵营内的领袖会要求对末世论有所研究。他们特别对信徒的交谊与分裂的问题提出新看法。信徒应当何时离开一个容忍新派教训的教会？一个信徒可否越过宗派的界限而与其他宗派的信徒有交谊？在什么原则上有交谊？基督徒对普世教协（WCC）应抱何种态度？
以上所提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新福音主义对于这些问题能够注意及之，我们感到兴奋。但吾人必须注意，新福音主义对以上的问题还未提出清晰的答案。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来，新福音主义似乎比以前更愿意在一种“同伴”式对话的原则上与新派合作。正如盟约神学院的山德森教授（John Sanderson）所提出的，新福音主义如此行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吸取了新神学派的态度，牺牲了福音主义的基本信仰之锋锐。如果在神学的纯洁上妥协了，根本就不能有机会跟新派人士作任何认真的讨论。关于这一点有时颇难保持平衡。但是脚踏两只船是免不了要掉在水里的。
（三）新福音主义呼吁考查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达到任何一致或有益的结论。尤其是兰伯纳对与科学应当协调所作的努力，在各方面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他是叫受制于科学。有人（如同惠德孔）John Whitcomb)称此见解为“双重启示说”（double revelation theory）。根据这个学说，神给人两项真理的启示——与自然界，“每项本身均俱，有完全的权威。”结果，惠德孔辩论说，宇宙和人类的起源，洪水大小这些问题就将统统留给科学家去研究，神学家们只好暂先让贤。此说将对科学看法拒之于干里之外。许多人担心，对科学敞开大门，会导致对进化论也敞开大门。卡奈尔所主张的“入门进化论”受到攻击，虽然他们对卡氏所用的术语不加了解，但是，不拘人怎样解释卡氏的立场，正如亨利所指出的，困难之点乃是“这些短句给人一个幻象，而这个幻象在一虚伪的外装中，更吸引当代进化论学者……”。卡氏使用传统的科学字句，但俱有相反的意图，“结果弄巧成拙，走向不必要的辩证学上的险途。”
（四）新福音主义呼吁保守派对社会的需要，以及的社会伦理学有所反应。对许多新基要主义者们来说，这好像是重新同到了社会福音里去，于是就加以反对和非难。可是这种批评似乎是太过火。亨利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著述，并未表示反对向个人传福音。
同时，新福音主义仍然冒著一个危险，那就是他们以个人的责任，来衡量对社会的责任。有许多人，尤其是在加而文派当中，攻击新福音主义的建议要有社会性的行动当作敬虔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忽略了教会为基督肢体的性质，来要求神之百姓以集体的方式来解决劳工、教育、政治与商业性的诸葛亮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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