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载了一个基督徒的观念变迁之旅，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他反对自身所在的保守派教会的立场，违抗一个不知不觉间被奉为圭臬的观念。

　　书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质。至于这个故事是否典型，对他人是否具有参考价值，就留给读者去评判吧。如果算是一种典型，那自然是有价值的；倘若不算，至少也扩充了数据库，让那些身处相似处境的人可以借鉴而获益。

　　我的旅程：从创造研究所到空集教条主义再到古典创造论

　　回顾来看，我现今持守的立场并非早已有之，我曾经历过三个阶段和三种立场。最初，我成长于美国的圣经地带，对于创造研究所（ICR）的理论非常熟悉。上大学之前，我曾认为圣经的创造论立场是非常明晰的，创造论的唯一选项就是年轻地球论和六个二十四小时日创造说。然而跟同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我主要是从世俗群体听闻创造论的主流思潮，也就是年老地球论和漫长创造说，这还是在他们接受创造论的前提下。因此，进入神学院之前，我接收到的信息主要是各种形态的进化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息逐渐侵蚀到我的圣经本能。

　　接着是神学院前后的时期。我读的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圣约神学院，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那里接受了出色的神学教育。参加神学院以前，我曾是一名哲学系的学生，也曾花了三个月在瑞士求学，拜在法兰西斯.薛华的门下，于他的避难所团契受教。我在避难所学会了如何质疑。薛华教导我们从前设思考，对世俗理论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我们不仅基于唯独圣经的立场批判现代哲学思潮，而且老师还鼓励我们批判世俗学科的根基，例如科学、艺术、文学、法律和政治，涵盖整个世俗文化。不论是什么领域，都当无惧采用基督教的方法论，抵达合乎圣经的结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到现代人包括福音派信徒，有很多都会不时地被世俗之风摇动，随从现代的流行观念。并且，虽然不是绝对的，但经常是古老的声音更加正统、更加可靠。我在避难所团契头一次听到针对进化论宇宙观的强烈批判，那是查理士.撒士顿（Charles Thaxton）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他对于进化论体系的批判，得到了薛华和成百上千个学生的支持，导致新兴的护教家逐渐将质疑进化论宇宙观、批判相关的退让与妥协，当作一种荣誉徽章。薛华和撒士顿的教导让学生们在进化论问题上毫不让步，如同撒切尔夫人所言，忠诚的士兵绝不轻易休战。

　　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我师从不少杰出的旧约学者和护教家，在他们底下受教。他们如同薛华一样，教导我们防备世俗主义思潮的侵袭，特别是进化论的影响。其中有一位学者对我师恩浩荡，他就是哈利斯（Laird Harris）博士，在这个主题和许多其他旧约议题上都给我很多教诲。我深感是他装备了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担起护教的重任。

　　神学院毕业后，哈利斯博士和其他老师的教诲，使得我对于任何宏观进化论都抱着坚决抵制的态度。不过毕业之后，还是有许多其他问题困扰着我，例如宇宙的年龄、日的长度、创世记第一章究竟有多少内容是诗歌体，以及创世记的特殊启示是否当与自然科学的发现相一致。完成神学训练和其他哲学课程之后，我在教义上一丝不苟地信从一个空集，没有具体相信的内容，只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基于护教与哲学立场，我绝对反对任何宏观进化论宇宙观，同时相信自己有义务怀疑一切的相关议题，这是由于在改革宗神学界，关于创造论已经存在许多不同观念。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我被告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在这个议题上我们需要接受多元的观念。

　　我成了空集教条主义者，这让我意气风发地捍卫正统观念，就像吹着一种抽象的号角，虽然没有太多具体内容，但也让我的立场在各个具体问题上显得很灵活变通，仿佛可以去写下一部科学畅销书。

　　我一直披着这种教条式的外衣，实际上却是一个怀疑论者，直到接触到另外两种趋势。首先，我搬到了一个有很多科学界人士的社区，在那里侍奉十余载后，我震惊地发现，很多科学界人士就跟全美橄榄球联盟的球员一样思想肤浅，在哲学思考上相当迟钝。当然了，有些人支持萨根和霍金的理论，但我们社区内大部分实验室科学家都强烈排斥探讨理论议题。他们是本质上的实证主义者，不论是否承认。我发现，很多科学家不仅从未思考过某些前设或哲学问题，而且他们实际上对此很反感。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种态度有失操守，神学家要想搞好神学，这种态度显然也是不可取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尽管铁证如山，却仍然有无知的神学家对这些骨子里的实证主义者毕恭毕敬。生活在一个科学界社区，让我明白我们当尊重一切精湛的学术，然而却不当把每位科学家潜在的神学思想与圣经清楚的教训等同视之，不论这个科学家有多大名气和声望。科学家就跟神学家一样，并非绝对无误，也显然不会对每个相关的学术领域都有着精湛造诣。

　　第二个让我改观的经历是，我发现围绕着非传统观念的神学辩论存在许多的谎言和虚伪。我跟许多人一样，发现自己难以自抑地倾向于传统创造论，几乎是不得已地走向这个立场。因为那些支持现代创造论的人，其理论总是漏洞百出。一方面，他们缺乏来自神学传统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对圣经的诠释非常薄弱；最后，他们只将自己的方法论应用在这个议题上，对于其他议题却没有一致的处理。这些问题让我很不安，经过一段漫长时间之后，我逐渐改变和理清了自己的观念，形成了更坚定的立场。

　　接下去要讲的便是我的革新之旅，我将这个故事分享出来，是因为深信它是一种共通的经历，而非非典型。或许不是人人都有这种经历，但至少也是很多人的经历。诚然，接下去的几十年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经历到同样的体验。

　　第三个里程碑事件发生于1997年，那年我们宗派出现了一起关于创造论的神学争论，该争议最终上升到总会层面，我就是裁决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一些年前，有位牧师同僚打电话给我，问了我一个尖锐问题：「关于创造之日的长短问题，当年威斯敏斯德的神学家们有何高见？」我们宗派认信威斯敏斯德信条，该信条拟定于1643年至1648年在伦敦举行的威斯敏斯德大会。我本着自己所知的信息回答说，当年这些神学家并未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我一直接受这种教导，许多十九世纪的解经家也都是这么说的。我能肯定，我们都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立场都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不过表明了我们的怀疑主义立场是多么错谬而无知，这种无知可能长达一个世纪。

　　要是我那时已经拥有现在的知识，我一定会跟那位牧师朋友打个赌，赢一些棒球赛的入场券。毕竟，从来没有人能证明威斯敏斯德的神学家们支持年老地球论，导致我不得不输掉球赛入场券。我只能在这些神学家的文献里看出24小时日创造论的证据。或许有人反对他们的立场，宣称自己拥有新的知识，但我个人认为，除非他们能证明威斯敏斯德大会的神学家们其观念和方法论有误，或是他们的解经更加优越和坚固，否则，彻底反对和摒弃威斯敏斯德神学家的立场是危险的，就如在其他议题上一样。

　　1997年我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很多人都错了。我之所以会被迫形成这种观念，主要是因为两件事的影响：
　　（1）先前许多解经家伪造出的漫长纪元创造论；
　　（2）我们信仰的先辈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

　　然而从那时开始的旅程是何等奇妙！最终，哪怕是持相反立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威斯敏斯德大会的神学家都明确主张「24小时日」创造论，亦没有留下任何支持其他观念的文献。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也十分令人惊讶。

　　当代的争议，以及我如何对信条和创造论产生兴趣

　　第一次听闻休.罗斯(Hugh Ross)博士是在1991年，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基督徒护教家。那年他受邀拜访田纳西州的橡树岭，这是一座高度科学化的城市，全美五大国家级实验室，就有一所坐落在这里。尽管我很欣赏他真挚的基督信仰和动机，我却难以认同他的护教方法论和某些观念。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可以就一些其他议题达成共识。很多人都受他影响，所以我想尝试进行一些联合护教的努力，将自己的不认同暂且放在一边。

　　他有两大主张，也是我在神学院和PCA社区里经常听到的。因着耳濡目染，所以我对这两者深信不疑：

　　（1）希伯来文的「日」是yom，这个单词的意思具有一定弹性。因此，宇宙的年龄可能高达百亿年，因为「日」并不一定表示一天。

　　（2）这个解经不是一种新发明，从前的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持有这种观念，认为yom具有更宽广的含义。罗斯声称，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再到当代最知名的思想家，都认同漫长纪元创造论。实际上，达尔文跟这些人也是可以达成愉快共识的。不过在我看，该主张言过其实，相当于篡改历史。

　　因为我发现，这场争论中出现了许多主张，这些主张很多都受到了福音派人士的推崇，不过仔细查究便可发现，它们大都经不起考验，缺乏事实依据。实际上，这场争论里撤回的主张就跟发出的一样多。

　　关于这个主题曾出现过许多被撤回的主张，这足以暗示其堪忧的可信度。它不过如坊间传说一般，虽然具有很高的流行度，却从未得到过原始资料的支持。接下来要描述的是自1800年来，我们长老会传统内部关于创造论的观念变迁。同时也是提供一份资料，说明长老会曾采用过哪些论据支持漫长纪元创造论，这些论据却终究站不住脚。

　　罗斯博士和霍华德博士（Howard Van Till）皆对奥古斯丁的观点作了诸般说明，阅读他们的著作让我眼界大开。起初，他们的主张似乎很吻合我的零集教条主义，但最终我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无法规避的任务：如果我要指望奥古斯丁作为论据，就必须自己阅读他的作品，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谈论他。最终我通过阅读原始资料发现，奥古斯丁并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他的立场而是迥然有别。

　　霍华德声称，支持漫长纪元创造论就是在跟从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试图将「持续创造论」折叠到神的护理这柄大伞之下，希望我们相信加尔文和奥古斯丁都是宇宙论上的时髦人士，具有超前的思想，其作品甚至呈现出进化论的结构。不幸的是，华菲德和霍奇先前也说过相似的话。假如我们持这种观念倒也无妨，知道奥古斯丁早就为现代思想开路，倒也有几分安慰。然而问题在于，奥古斯丁并没有如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开过这条路，那不过是别人对他的误读而已。

　　不过，九十年代早期我并没有深究此事，而是直到一些年后才开始研究这个议题。那段时期，我逐渐注意到许多历史先贤都被人巧妙地歪曲和利用，历史让我看到这些信仰先辈们是如何被歪曲来为现代思想背书，尤其当现代的神学家试图利用古代神学家来当挡箭牌时，根本不会去管这些古代人的思想到底是否吻合他们的现代观念。为了避免学术上的窘迫，学者们很容易得出先入为主的结论。

　　就在那时，我遭遇了另外两个具有启发性的事件，虽然也不是什么乐事：
　　（1）我所在的保守派宗派里出现了一场运动，试图修订一份新的信仰告白。
　　（2）我发现，耳熟能详的「不断归正（SemperReformanda）」的口号，经常不过是披着属灵外衣的世俗现代主义。

　　事实证明，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一些年前，我参加了一场由保守派宗派选出的领袖举行的会议，会议上那群福音派人士试图含蓄地修改自己的信仰定位。在这个保守派群体中，我很震惊地发现，他们的领袖可以轻易调用「不断归正」的口号。那时我已经脱离了自由派宗派，不论何时听到这句口号，我都会下意识地捂紧我的神学钱包，以免被自由派人士抢夺殆尽。大多数情况下，「不断归正」（其实存在翻译问题，这句口号原本不是主动语态，而是被动语态，意思是「不断被归正」）这句口号其实是反叛的讯号，象征着对真理的背离。我们当然承认过去的传统中包含谬误，没有任何传统是绝对无误的。然而，鲜少有教会走上「不断升级」而不断改进的道路，经常是所谓的修订非但不是进步，反而是一种背离正统真理的倒退。因此，我对于改革派「不断赶时髦」的风气发展出了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因此，不论何时听到保守派人士发出这句口号，我都会感到诧异。在那场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到那句口号的前半句：「已经归正（Reformatus est）」。如果一个人必须要提倡「不断归正」这句口号，至少也该引用前半句「已经归正」，以避免沦为纯粹的修正主义。在热烈倡导升级的同时，也该对前半句同样强调才对。

　　改教家不正是如此吗？实际上，我不确定他们有这么「平衡」。根据我对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的阅读，我很难发现他们对于「不断归正」有多大的热情，他们似乎认为教会可以单纯地归回圣言的永恒真理，不要给现代主义范式留有余地。其实我从未看到过他们使用「不断」这个表述。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神学装备存在盲点，不过有人能举例证明，加尔文曾热烈提倡「不断归正」吗[1]？大量证据表明加尔文呼吁「已经归正」，但我一次也没听过他呼吁「不断归正」。马丁路德也没有，特土良亦如是。整个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神学家留下的著作中，我一次都没有发现。在伟大的信经信条中，我也没有看到「不断赶时髦」的呼吁。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和美国长老会，亦未曾发出过这样的呼吁。霍奇（Hodge）、巴文克（Bavinck）、沃勒比乌斯(Wollebius)、埃姆斯（Ames）、柏金斯（Perkins）、波士顿（Boston）、华森（Watson）等现代神学家的作品中，我也找不到。或许是我读错书了吧。

　　又或者，「不断归正」这个层面对于神学而言，就如「无条件积极关怀」对于心理学一样，不过是现代主义的新奇发明，以支持本质上的修正主义？翻查教会历史便可发现，当病毒侵袭时，它们那革命性的外表与其内涵一样意味深长。

　　耶稣基督的教会迫切需要照着基督的样式生长，然而，效法基督不当与效法流行观念混为一谈。倘若我们估测得没错，「不断归正」这句口号其实是近现代才有的，由现代化欲求推动，那么或许我们对这句口号的第一反应应当是逃避。早年间我曾被教导，「不断归正」本质上是自由派的口号，没准这个教导是对的。华菲德曾警告说：「让我们大声疾呼，不断发展的正统与倒退的异端绝不能变成同义词。」

　　然而，哪怕是华菲德本人也未能总是践行自己所传讲的。

　　1994-1995年间，我开始阅读霍华德对于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的解读。八十年代末期，加尔文大学的霍华德开始写作，主张现代的神学变更其实与古时候的信仰如出一辙，遗憾的是，他所在的保守派宗派本身也是一样。我学到了一个教训：要提防那些宣称新奇观念跟古老观念一模一样的人，「没什么大变化」或许就是革命之初的谎言。霍华德和其他人声称，加尔文和奥古斯丁反对年轻地球论和近期创造论，他们赞同最新流行的漫长宇宙观，不论是哪一个版本。

　　下一章将进一步阐述，为何事实并非如此。

注解：
[1]四年多前，我们教会发出悬赏，只要有人能找到就可以获得一笔奖金。不过直到今天奖金都分文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