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意義從何而來，又位於何處？在第一章，我們曾簡短提過不同的看法。有人說意義的來源是作者，而詮釋只是還原作者的原始意圖；也有人說意義獨立於作者之外，而在於文本自身；還有人主張意義只能從讀者而來，唯有在讀者自身理解框架的意義結構之下，文本才會產生意義。在本篇附錄中，我們將針對這些探討意義的方法，做更完整的描述與評估。

作者意圖

　　　在主張確切意義存在於「作者意圖」的學者中，赫許（E.D.Hirsch）的看法最具說服力。他先在《詮釋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一書中陳述這項觀點，後來又在《詮釋的目標》（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中為它辯護，並提出更細緻的解說[1]。作者意圖論難以處理的一點是，任何文本在不同環境及不同讀者的眼中，都會產生新的適切解釋。面對這個問題，赫許的回應之道是去區分「意義」(meaning)與「用意」(significance)的差別[2]。就像單字或句子有意涵（sense）和指涉（reference）之分一樣，文本的一般意義與特定應用之間也可能有所區別。赫許在《詮釋的有效性》中指出，文本的確切意義就是作者意欲表達的單一意義，而這樣的意義在作者眼中也會有特定的應用情況（或者說用意）。單一意義可以產生不同的多元應用，但中心的意義只有一個。所以文本同時會有一層客觀意義（源自作者心中構想）和一層主觀用意（文本意義在讀者生活中的應用）。這種觀點保全了作者的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讓他得以決定自己話語的意義。

　　　但問題是任何人在閱讀文本的時候，即使有心尋求作者原意，他對意義的認知都還是以一種直覺意識所開始的，這種意識是讀者自身詮釋心智模式與文本接觸之下的產物。斯馬特（J.D.Smart）針對聖經詮釋所問的一句話，正點出了其中關鍵：「除了依據經文對他個人的現有意義之外，詮釋者還能靠什麽來探知經文的原始意義？」[3]赫許在《詮釋的目標》中承認這個問題，並勉強同意「意義是取決於詮釋者」的看法，但他仍主張讀者所做的只是在重新建構文本的確切意義，而且，能夠符合作者單一原意的版本，就是「最佳」的重新建構結果。

　　　然而，文本的意義和用意，能夠像單字的意涵與指涉那樣輕易區分嗎？文本除了各種情境下的用意之外，還存在著任何意義嗎？

　　　當一個人要表達某種意義的時候，他就是在採取一項行動，其目的是要產生特定的果效。這種意圖（意欲達成的果效）即為意義，而聽者若沒有誤解的話，就會聽出其中包含的用意。如果我們對小孩子說：「牛奶壞了」，意思不只是要形容牛奶的狀態而已，還有「警告孩子不要喝它」的用意[4]。可見意義也包含了用意，要是沒掌握到用意，就等於錯過了意義。

　　　其次，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提到的，解讀意義是一種心智活動，因此任何文本的意義只存在於詮釋者的心中。對任何讀者而言，甚至包括作者在内，文本的意義和其用意是不能分割的。我們無法輕易將文本對我們個人的意義，與它的一般意義劃分開來。就像單字只能代表潛在意義範圍，還需要由句子來賦予它們真正的意義一樣，文本也需要靠實際的生活背景來賦予它們意義。文本並沒有所謂的「電腦意義」，而電腦也沒有理解的能力。

　　　但這並不是說文本原來的創作背景不重要。事實正好相反，賦予文本意義和用意的，正是作者與讀者雙方生活經驗的連結，而如果讀者對於文本原始背景的資料並未加以留意，這樣的連結就無從發生。文本如果脫離了為它界定意義的背景，就無法產生意義。話雖如此，儘管意義與用意無法分割，但我們仍能辨別兩者的不同，這麽做對我們是非常有幫助的。

　　　第三、赫許自己也承認[5]，儘管說話者或作者想讓自己的文本表達特定的意義，但他卻掌控不了語言。一個人所說的話可能會跟他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有所出入[6]。有趣的是，受聖靈默示的作者是否也可能發生這種情況呢？有人就認為雅各在雅各書第二章18節犯了這樣的錯誤，把「你」和「我」講反了。但要解決這節經文的問題，還有更合理的說法[7]。作者的「著作人格權」是有限制的，會受到他自身的語言及社會環境所規範。假如有人在法庭上做口供說，「他在四點的時候見到一名戴綠色帽子的男子（man）從銀行（bank）裡走出來」，事後他往往無法辯稱自己的意思其實是：「他見到一個女孩（廣義而言，man可指包含男女的「人」），戴著一頂有綠色條紋的藍帽子，在另一個時區四點鐘的時候（除非他有明確證據顯示當時的情境必須提到另一個時區，否則說不通），上到河岸（river bank）邊」。因此若想保存作者的確定意義，較好的方式就是將原始聽眾的語言背景當成「意義之所在」，就如同施來爾馬赫所訂的標準一樣：「若要更精確地判定文本中任何部份的意義，就必須以作者及原始聽眾使用語言的共同方式為評判基礎」[8]。在實際運用上，這種對原始語言背景的注重，等於還是以原作者的意圖為詮釋目標，因為讀者的理解牽涉到對作者意圖的探尋，而探尋的方式包括了重新建構原來的語言、文化及存在處境。但即便如此，這樣的「原始」意義也絕不可能完全涵蓋文本的所有解釋。作者意圖並不能把「意義」的意義一網打盡。

譯注：
[1]赫許（E．D．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id.,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2]特別參見他的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第一章。
[3]斯馬特（J．D． Smart），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London：SCM，1961），42 頁。
[4]意圖的效果並不需要在作者的心中被精確地定義。讀者的處境會影響理解的特別形式，並且各樣的特殊反應可能都在作者意圖之意義的範圍內。
[5]赫許，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52頁。
[6]科特羅（P．Cotterell）與特納（M．Turner），Linguistics and Biblical Interpreation， （London：SPCK，1989），58頁，給我們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會讓人混淆的句子：「不是沒有不高興」（not without displesure），作者萊辛（Lessing）清楚是指「不是不高興」（not without pleasure）-即，這個人很享受這個活動。一百年來，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從上下文中可以清楚看出其意義。通常當人說了一些不是他想要說的話時，他的意思對聽者或讀者來說是很明顯的，就會自動地、有時是下意識地做修正。還好，語言容許有很多的贅字，使得這樣的錯誤不至影響溝通。
[7]參見馬丁（R.P.Marin），James，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Waco： Word， 1988） 77-79頁，86-89頁。
[8]施來爾馬赫編纂，Hermeneutics：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基默爾勒（H. Kimmerle），trans．J.Duke and J．Forstman （Missoula，Mont．：Scholars，1977），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