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自主性

　　　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是把文本當成自主的物事，並視它為意義之所在。這個由英加登（RomanIngarden）和如今已屬陳舊的「新批判」學派所提倡的觀點，認為文本是「帶有意圖」的物件（intentionalobjects），但其中的意圖並非來自作者，他只不過是載體，重點是文本自有其生命。

　　　例如，詩人艾略特（T.S.Eliot）就主張：
　　　我們只能說，就某種意義而言，一首詩有它自己的生命；詩中各部分所共同構成的內容，和條列井然的作者生平資料，是兩種相當不同的產物；詩作所引發的感覺、或情緒、或想像，與詩人心中的感覺、情緒或想像，是不一樣的。[9]

　　　依艾略特之見，文學作品無法直接表達情緒或思想，而只能引發情緒或思想。艾略特發展出「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觀念，也就是說特定的事物、情境，或一連串的事件會固定引發某些反應。這並不是說文本會自我生成，或獨立存在於語言使用者之外，而是說文本與作者或讀者之間並沒有化不開的緊密關係。一旦它們被寫出來，就會像實體藝術品一樣，在創作者或欣賞者以外獨立存在（新批判派的觀點），或者說它們會成為「語言片段」（pieces of language），既反映同時代的社會與文化處境，也指向一種或多種更深層的人類基本關係（結構主義的觀點，以下將會討論）。我們可以用黑膠唱片為比方來說明這個道理，錄好的唱片已不再需要倚靠當初演奏的樂團，也無需倚靠任何特定的留聲機或錄音器材了。到這個地步，播放器會傳出什麽音樂完全取決於唱片本身。播放器的不同只會影響到訊號轉為音樂時傳真度的高低而已。

　　　在這種觀點下，原作者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剩下一名「暗示的」作者、一名文本所假設的敘述者（其實就是文本內虛構的說話者），而他只不過是文本建構的角色罷了。

　　　結構主義

　　　這種對於意義的理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和稱為「結構主義」的文本分析法是有所關聯的。而文學結構主義也與社會語言社群研究法（本文稍後會描述）相關，後者認為意義並非出於文本本身，而是來自社會結構。在現代結構主義運動的觀點中，作者並未決定文本；反而是語言（和它所帶來的一切社會與文化包袱）決定了作者。因此結構主義者在尋求文本「真正」的意義時，通常毫不考慮作者可能要表達的意思，甚至也不在乎今日的讀者對文本意義有何詮釋。

　　　結構主義者對於文本的研究方式取法自李維史陀的人類學著作、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以及年代更晚的杭士基（Noam Chomsky）。索緒爾指出，任何語言元素的意義，單單取決於它和該語言系統中其他元素的關係，因此決定意義的並不是語言的歷時性（diachronic）演變，而是語言在說話當時的共時性（synchronic）狀態[10]。由於語言元素只被視為整體結構中的一部份，因此這種研究方式常被稱為「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linguistics）。儘管索緒爾本人承認故事或文本發展到後期也會受到歷時性的影響，但結構主義者卻幾乎只把焦點集中在共時性狀態上，而且他們認為讓文本形成的不只是語言，還包括社會結構。

　　　李維史陀則是把結構主義當成一項人類學的原則[11]。人類活動與社會互動在他眼中，都只是一個大框架或結構下的個別單位，而此框架或結構是由許多的對比與相似、對抗與認同所組成的。任何人類活動或社會關系，都可以透過它所屬的特定社會結構來加以分析。李維史陀試圖找出人類社會關係與行動的共同性（commonalities），特別是反映在一個社會「神話」中的部份。如今這些共同性有時會被稱為「深層結構」，是相對於一個社會特定的表達形式（即「表面結構」）而言的。[12]

　　　結構分析先被應用在一般文學作品上，之後也被應用於聖經，它試圖找出所有故事與文學敘述背後的深層結構。在結構主義者的眼中，文本不是一項出自個人的表意活動，而是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一個單元。文本的「真正意義」也不是它在表面上的意義，而是基本的人類角色，以及人類行為模式深層結構的片段。[13]

　　　這項方式顯而易見的弱點，在於它拆散了文本及其唯一的明顯意義來源-即溝通過程中所牽涉的特定人物。也就是說，它從文本中抽離了人的元素[14]。此一觀點「忘記了文本仍是其他人針對某事所發表的論述。我們不可能完全消除論述的這項主要特徵，除非我們寧願把文本貶低為天然、非人手所造的事物，就像沙灘上發現的小石子一樣」。[15]

　　　而且文本幾乎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藝術品，直到最近幾年才出現例外。人們平時創作文本（例如一般的言談）都是為了達成某些目的，而不會去想自己是在打造某種超越個人層次的藝術品。我們也很好奇，結構主義者在抒發已見時，是否真的只把自己的文章視為深層結構的反映，或僅將之視為「人類社會基本角色與關係」的反映而已？他又是否期待讀者對於文章的理解，會符合他要的結果呢？

　　　之前談到，本文或多或少都假設文本自有一種意義，而詮釋者的工作就是去判定此意義為何。但這樣的觀念--即文本可能具備所謂的「確定意義」（determinate meaning）-近年來已經受到挑戰。既然意義只存在於人的心中，那麽唯有在讀者理解並回應文本的時候，它才「具有」意義。所以這種觀點主張說，文本唯一可能會有的意義是由個別讀者所影響和決定的。這麽說來，確定意義必然只是個幻覺。[16]

譯注：
[9]艾略特（T．S．Eliot），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v and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1920),x。
[10]索緒爾（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79-100頁。
[11]李維史陀（C．Levi-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1963)。
[12]這個語詞以查姆斯基為基礎，他發展的理論認為語言中的言說具有某種的「深層結構」，它也許對人類經歷來說是共通的，表達了最基本與最原始的人類關係與社會經驗，並且，一個文法結構的「表面結構」，實際上是用來表達「深層結構」。
[13]結構主義者對聖經的詮釋，最清楚的倡導者是派特（［D．Patte］他已經轉向後結構主義）。參考他的小書What is Structuralist Exegesis ？ （Philadelphia： Fortress，1976）派特曾把他的方法應用在注釋書中，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A Structural Commentary on Matthew's Faith(Philadelphia:Fortress,1987)。
[14]利科爾（P．Ricoeur），在The Conflict of Intre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tiy Press，1974），27-61頁 （＂Structure and Hermeneutics＂）與79-98頁（＂Structure，Word，and Event＂），雖然在某些層面欣賞結構主義，但是他主張，由於它把語言簡化成一個分析的物件，並極力地壓制同時代分析，結構主義蓄意地消除說話的主體，並有效地改變了語言溝通的本質特色。結構主義把文本、語言的個性給去掉了，最終也把人給去掉了。
[15]利科爾（R．Ricoeur），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6），30頁。
[16]參見腓希（S．Fish），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