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小儿法兰基向我提出一个意见，他说，如果他自己、我或其他人肯出钱、出时间、出力的话，我们极可能制作出一套以西方历史及文化为题材的纪录片，并出版一本同样题材的书。这个计划以我过去40年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心得做基础，追溯形成20世纪思想的源流和发展趋势，希望借此找出问题的真相。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尝试一下，就答应下来。

　　 首先，我要多谢比利（Billy Zeoli），他是第一个立即认识到这个计划真正价值的人，他不断的支持和帮助，使这计划得以实现。

　　 计划的第一步，由我先写下内容纲要，然后把这纲要分两路进行，一路把大纲改成电影剧本，另一路则把大纲扩充，写成本书。本书不但包含了整个大纲的所有内容，而且加入了更充实有力的资料，比起有限时间内放映有限长度的影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论拍摄也好，写书也好，下一番工夫仔细研究是必须的。在这方面，我特别感激杰克逊博士（Dr.Jeremy Jackson），他是这个计划主要的历史研究员，花了一百多个小时研究我的大纲及本书的索引、书目，又不断地给我提供意见，的意见往往成为我写作灵感的源泉。

　　 鲁克马格博士（Dr.H.F.Rookmaaker）是我们“避难所团契”（L＇AbriFellowship） 长期的同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艺术史教授，也是这个计划的艺术史研究员。

　　 特别荣幸的是，我的知交史密斯小姐（Jane Stuart Smith）答应为我们这个计划做音乐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她是我们的音乐研究员，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极大。

　　 还有好些很难划分得一清二楚的专门知识需要研究，特别感谢巴兹林顿夫妇（John and Sandra Bazlinton）做我们的文化研究员，在许多文化源流问题上帮助我弄明白。

　　 除了上述这几位基本研究员外，还有一支在研究工作中处理各种细节事情的队伍，他们的工作包括打字、校订内文和拍摄纪录片时无数琐碎的事情，他们为这计划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是无可估价的。我要向他们说声谢谢。

　　 在编辑工作上，我特别感激西尔（James W.Sire）。一直以来，他在这方面贡献良多。

　　 我也特别感谢利维尔出版社（Fleming H.Revell Co.）的诸位同事。跟他们一起工作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巴伯（Bill Barbour）和鲍设尔（Richard Baltzell），他们的友情及帮助令我难忘。鲍设尔把守编辑工作的最后一关，他跟米德曼（Udo Middlelmann）、杰克逊和法兰基一样，在审校工作上帮助不少。

　　 也多谢“避难所团契”的同工。过去两年来，我进行的这个计划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我绝不能漏掉感谢我的妻子伊迪丝（Edith）。不论写作或拍摄时，在我最紧张的时刻，她用说不出的耐心来照顾我。没有她的经常鼓励，我无法完成这个计划。

　　 我深信，上面我所提及的同工，他们的异象和对这计划所付出的辛劳，必给他们带来收获，他们必亲眼看见世局因着这本书和与其配套的纪录片的影响而有明显改善。

　　 本书绝不敢称为一部完整的西方文化编年史，因为那是极艰巨的工作，非一般人之力可以完成。我只是对历史上最关键的时代，以及形成这些历史时代的思潮做一个分析；由于过去的思潮决定了今天的文化形态，我希望本书能够对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提供一点意见，并试图解决二十世纪末期可能出现的无数难题，以及对今后的任何世纪的人类应当如何作出反思和警示。

——弗兰西斯.薛华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