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事物都有一套先存的观念，人自然而然地就依据这些观念而生活，虽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觉到。所谓先存观念，是指个人对人生的基本看法。他的世界观和他观察世界时的思想取向，其实就是人所认为的存在的事物的真理，人的先存观念为他在外在世界一切的活动铺下了一条引线，并且成为他的价值的根据，于是，也就成为他作决定的根据。

　　“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圣经·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这句话意义至为深长。人尽管被种种力量所包围，但他并不完全是这些力量的产品。他有理智，有内心世界，他可以凭自己的思想来行事，并借此影响外在的世界。一般人往往注意表面的行动，却忘记了那“住在人脑子里”的才是真正的行动者。内在的思想决定外在的行动。

　　大多数人的观念是由家庭和周围的环境熏陶而形成的，理解力强的人会晓得应先经过仔细的考虑，然后再选择接受什么观念，可是如果我们研究过所有观念后，就会发觉什么观念都不外乎是这样的：世界观虽然人人不同， 但基本观念不外数种，我们回顾历史的发展，便可尽窥全豹了。

　　要了解我们在今日世界中所处的形势，例如我们在思想活动、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情况，我们必须沿着历史上三条路线去追溯：哲学、科学和宗教。哲学以理智解答人生基本问题；科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探究物质宇宙的构造，二是关心科技的实际应用。科学进展的方向，取决于科学家哲学的世界观；此外，人的宗教观也决定了个人生活的方向和社会前进的方向。

　　若要透过历史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来认识我们现今面对的困难，可以从希腊人，甚至比希腊人更早的时代开始，我们可追溯到古代三大河流流域的文化：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尼罗河。似本书会从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开始，因为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是直接承袭罗马文化得来的。自从罗马共和国开始征服欧洲到今天，罗马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对欧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西方文化无论传流到那里，都有罗马人遗传的印记。

　　从许多角度看，罗马是伟大的，但就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它却没有真实的答案。罗马的思想和文化大部分由希腊思想形成，特别是公元前146年希腊受罗马统治之后，罗马文化受希腊文化影响尤甚。起初，希腊人想以城邦制（polis）来建立他们的社会，这些城邦是由所有被认可的公民组成的。当时，一切的价值观念之所以有意义，都因为与城邦有关。当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被迫在死亡和流亡之间作一抉择时，他选择了死亡，因为他不愿离开那给予他意义的地方。但后来城邦制失败了，因为事实证明，它不足以作为建立社会的基础。

　　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也曾试图把他们的社会建立在他们的神衹上面，但是那些神都不够“大”，因为它们是有限的，即使将他们所有的神放在一起，也不能成为无限。实际上，希腊人与罗马人心目中的神，只是比生命多一些东西的男女，基本上与人类没有分別。我们在数以千计的神祇之中选海格立斯（Hercules）为例，那个喝得酩酊大醉、正在撒尿的海格立斯，是海格尼恩城（Herculaneum）的守护神，但这城与庞贝城（Pompeii）同时期毁灭了。这些神只是人性的扩大，没有神性。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没有无限的神。正因这样，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任何够“大”或永恒的东西可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相结合。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担负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将他们所有的神放在一起，也不能成为他们人生、道德、价值和最终抉择的基础。这些神都依靠那制造它们的社会生存；社会崩溃，它们也随着倒下。这些神祇如此不中用，希腊人和罗马人和谐社会的实验（由精英分子统治的共和政体）最后当然是失败。

　　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在位时罗，马施行独裁政体，权力集中于恺撒一人身上。在恺撒之前，元老院没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武装的匪帮在罗马城四处制造恐怖事件，政府正常的公务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出现混乱，尽管他们设法矫饰，但仍不能掩盖事实，掌权者重视个人利益多于社会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之下，失望的人民宁愿接受那独裁政府的统治。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50?-120）在《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e Greeks and Rormans）一书中说，罗马人之所以拥戴恺撒为终身的独裁者，是因为他们经历过许多的内战和苦难，希望一人领导的政府能给他们带来喘息的机会。罗马政府是真真正正的极权统治，因为恺撒拥有的权力不单是绝对，而且是终生的。

　　恺撒死后，屋大维（Octavian，公元前63-公元14）掌权。他又称奥古斯都，原是恺撒的侄孙，后过继为恺撒的儿子。伟大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是奥古斯都的朋友，他的史诗《安尼阿特》（Aeneid），赞扬奥古斯都是神设立的领袖，并且说罗马的使命是要把和平、文化带给全世界。由于奧古斯都建立了国内外的和平，并维持了宪法的形式制度，所以罗马每一个阶层都容许他握有全部权力，希望恢复和确保政治体制、工商业和正常生活的运作。公元前12年以后，他又成为国家的宗教领袖，取得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尊号，并且鼓吹国人崇拜“罗马精神与皇帝的天才”。这种崇拜后来变成罗马帝国全体人民必尽的义务，再后来，罗马君王俨然像神一般地统治国家了。奥古斯都曾尝试立法确立道德和家庭生活，以后继位的皇帝也曾尝试改革法律和福利计划，但是以人为神是绝不可靠的统治基础，所以罗马终于倒下了。

　　人处于压力之下，不同的世界观能发出不同的承受力量，这点非常重要。基督徒能够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蚀和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说明了基督徒世界观的力量。这力量扎根于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上帝，和他借旧约圣经、借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及借后来逐渐写成的新约所说的话。上帝说的话是人可以了解的，这样，基督徒不但懂得人类无法找到的宇宙和人类的知识，而且有了普遍而绝对的价值观，可以作为生活以及判断他们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根据，同时，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根据。

　　费里尼①【费甲尼（Federico Fellini，1920-），意大利超现实派导演】曾将罗马帝国内部的弱点活灵活现地拍摄出来。他在一部叫《爱情神活》（Satyricon）的电影中提醒我们，对古罗马时代的世界不应存有幻想，古罗马的世界观发展到最后，所表现的是残酷和堕落。

　　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比方说，罗马人在欧洲许多河流上筑了小小的拱桥，两千年来，人和马车在这些拱桥上都可以安然经过，可是如果有像今天重载的货车驶过，拱桥必会塌下，同样，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结果也会这样。这些价值体系只能在压力不大时才站立得住，当压力增加，而又没有足够坚固的基础的话，就会崩溃，犹如一辆新式的六轮大货车压在拱桥上，拱桥一定会倒塌一样。文化与人类的自由是脆弱的，没有坚固的基础，崩溃只逛迟早的问题而已。

　　罗马帝国版图辽阔，军力强大，势力所及，远抵当时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它的公路通达整个欧洲、近东和北非。在特比②（特比在今蒙地卡罗之北）所建的奥古斯都纪念碑，标志着他打通了地中海北部的通道，击败了骄傲的高卢人（Gauls）。罗马势力扩张的另一条路线，是经由意大利北部的柏莱托利亚③【柏莱托利亚（Augusta Praetoria）即现今的英斯塔（Aosta）】，越过阿尔卑斯山，再经过密迪山岭（Dents du Midi），到达瑞士罗納河（Rhone）河谷现今沃韦（Vevey）的地方。过去，赫尔维人④【赫尔维人（Helvetian）闼凯尔特族人（Celtic），是现今瑞士的主要居民】曾一度挫败罗马军队，将罗马士兵双手缚在背后，命他们屈身穿过低轭。洛桑艺术博物馆挂有瑞士画家格莱尔（Charles Gleyre，1806-1874）的一幅作品，便是以这情景作题材，但曾几何时，罗马军队又所向披靡，穿过现在的圣莫里斯（St.Maurice）和密迪山岭，渡日内瓦湖（Lake Geneva），直达现今的沃韦，他们翻山越岭，终于征服了古代赫尔维人的京城阿石迪肯（Aventicum），就是今日的阿云曲司（Avenches）。

　　我很喜欢阿云曲司，那里有几处我最喜爱的罗马遗迹。有人说，曾有一个时期，住在那里的罗马人多达四万；我以为这个数宇有些夸张。今口，罗马城墙的遗迹还在秋天的麦浪中清楚可见，令人想象到当时罗马军团，从辽远广阔的北方跋涉回家，登山俯视阿云曲司——一个“小罗马”——的情景。阿云曲司像当时的罗马，也有圆形的竞技场、剧场和庙宇。罗马的繁荣和富裕在阿云曲司都可以见到，从那里发现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半身金像，便足以反映出来。研究那里的古坟场，便可以知道基督教后来也渐渐传到阿云曲司，因为在那里，罗马人将他们的死人火葬，而基督徒则用土葬。从罗马人兴建用来防御苏格兰人的哈德良大帝的城墙（Hadrian's wall，因为苏格兰人太强，难以征服）起，直至莱茵河、北非、幼发拉底河，直到里海一带的要塞，都可以找到许多纪念碑和类似特比、奥斯塔和阿云曲司的城市。

　　罗马是很残酷的。罗马的圆形竞技场也许是当时残酷风气最佳的写照。观众坐在竞技场的石阶上，观看角斗士比赛和将基督徒抛向野兽的情形。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被杀的原因，他们不是为了敬拜耶穌被杀的。当时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充斥罗马帝国，其中一种是祭祀太阳神米特拉（Mithras）的，这种宗教源于波斯的祆教（Zoroastrianism），于公元前67年传到罗马。在罗马统治的地方内，谁也不理会别人崇拜什么，只要不妨碍国家团结就可以了，而罗马的国家团结是以崇拜恺撒为中心的，基督徒被杀害，是因为他们是“反叛者”，同时，他们渐渐被犹太人的会堂拒绝，跟着又失去了尤利乌斯·恺撒赋予犹太人的特权，基督徒所受的逼迫便变本加厉了。

角斗士像，藏于罗马京都博物馆“罗马是很残酷的……”

　　当时基督徒“反叛”的真相，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首先，他们敬拜耶稣为上帝，而且只崇奉这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上帝，这是所有罗马皇帝都不能容忍的。3世纪及戴克理先（Diocletian，284-305）在位期间，社会上愈来愈多较高层的人物成为基督徒，他们的崇拜变成国家统一的威胁。本来，如果他们同时崇奉耶稣和恺撒，便可保无恙，但他们拒绝把这两种信仰结合在一起，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借旧约圣经、基督及后来逐渐写成的新约圣经来启示自己的上帝.他们只奉他为唯一的上帝，不容任何东西混杂，并且视其他所有的神为假神。

意大利庞贝城的废墟。“罗马帝国日趋腐朽，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

　　第二方面，任何极权政府或独裁国家，都不能容忍人民用一种绝对的东西来判断他的国家和国家的行为。借着上帝的启示，基督徒得到了“绝对”（absolute）。基督徒因有这绝对的、普遍的标准，就用来判断个人的道德，而且也用来判断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被视为罗马极权政府的敌人，要扔给野兽果腹。

　　及至罗马帝同渐趋没落，颓废的罗马人变得凶暴，荒淫无度，沉湎于声色之娱。例如罗马共和国瓦解之后约一百年左右，庞贝城流行着崇拜生殖器的热潮，夸张“性”的人像和图画，成了富裕家庭的装饰品。当然，不是所有庞贝城的艺术都是如此，但一般来说，公然地表现“性”当时人竟也不以为耻。

　　虽然君士坦丁大帝废止了迫害基督徒的法律，而基督教于313年成为合法的宗教，后又于381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冷漠”是后期罗马帝国的特点，在艺术方面缺乏创作力，就是反映当时冷漠的一个好例子。由国家支持的艺术工作巳流于颓废，这种事例俯拾即是，如四世纪罗马城的君十坦丁凯旋门的工程，与二世纪图拉真大帝（Trajan）时代纪念碑的雕刻比较，已大为失色了。社会的精英分子放弃了理智社会生活的理想，音乐渐渐变成刺激人官能上的快感的声音，空洞无物，甚至连硬币上的塑像也做工粗劣。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冷漠。

罗君士坦丁凯旋门（部分）。“与2世纪……的雕刻比较，已经大为失色了。”

　　罗马的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加剧，政费支出庞大，政府为对付人民的冷漠，惟有加强推行独裁主义，工作既不出于主动，只好由国家运用权力带动，人民因此便失去了自由，例如政府通过一些法律，将小农约束在他们的耕地内工作等。由于一般人民的冷漠态度和这种态度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国家施行压迫性的统治，一般人都不觉得这古老的文化有保留的价值。

　　罗马的败亡并非因外来势力，如野蛮民族的人侵等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内在基础，那些野蛮民族不过是促成它的崩溃而已，实际上当时的罗马帝国日趋腐朽，是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