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改革方面，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人认为狄更斯的《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1859）有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书中的巴黎已落在理性女神的掌握中，而伦敦则陷在种种的矛盾和不协调之中。

　　1688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当然英国较早时期亦有许多内战，但1688年那次决定性的改革，却是一次不流血的改革，所以史家称之为“不流血革命”（Bloodless Revolution）。当时在位的君主是威廉三世（William Ⅲ of Orange）和玛丽女皇（Maly），但改革后的国会（Parliament）的实权并不低于君主，事实上是与君主同权的。这种制度意在约束君主制度，使它不能超越自身的法定权限。

　　有“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父”之称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Francois Voltaire，1694-1778），在1726至1729年间流亡英国，目睹英国这场“不流血革命”，深受影响，后来他写的《英国通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k Nation，1733）反映了不流血革命的力量和随之而来的言论自由。他说：“英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抗拒君主并限制其权力的国家。他们经过几番斗争,终于成立了……一个开明的政府：君主有权做好事，无权做坏事，……人民参政而不会导致混乱。”

　　伏尔泰有时过分夸大英国的好处，但比起法国的可怕状况，他这样做也是可理解的。当时法国的确有很多地方出了乱子，亟须纠正。法国大革命企图重演英国的革新，却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以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结果导致一场血腥惨剧，致使革命迅速瓦解，全国终陷入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的独裁统治之下。

　　启蒙运动的乌托邦梦想可用五个观念说明：理性（reason）、自然（nature）、快乐（happiness）、进步（progress）以及自由（liberty）。这运动的精神彻头彻尾是世俗的。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在启蒙时期大放异彩，人纯粹以人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更是完全对立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有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

　　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均以为，人和社会都可以臻于完美，甚至在“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底下，法国人仍未放弃这种浪漫的理想。伏尔泰把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而以他那个时期为髙峰。数学家康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eet，1743-1794）是伏尔泰一派的哲学家，他写了一部书名叫《人类思想发展史图览》（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1793-1794），则把人类历史分为九个时期。当时法国正在恐怖统治之下，康多塞躲在巴黎的一间斗室之中，逃避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手下的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写道：“我们已经目睹一套新的信念出现，要给已经摇摇欲坠的偏见传统致命的一击。这种信念是人类无限完美的理想……。”他后来想逃出巴黎，但终于被人认出并被拘禁，在等候上断头台之际病死狱中。

　　如果这些人也有宗教的话，那就是“自然神论”（deism）。所谓自然神论，是信仰有一位神创造了世界，不过这位神与世界没有接触，也没有向人类启示过什么真理。如果有神的话，这位神是缄默的。伏尔泰认为不需要神发言，但对于1755年里斯本（Lisbon）大地震，伏尔泰却抗议神不干预，这是不合乎他神论的逻辑的。法国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除了他们自己的有限性之外，是没有什么基础的。他们在英伦海峡那边看到一个改革成功的英国，想依样画葫芦，但没有以基督教为基础，结果带来历史上一次大屠杀和拿破仑的独裁统治。

　　1789年6月，法国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引发了第一次法国大革命，当时的雅各——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在他的《网球场的誓约》（The Oath of the Tennis Court）一画中，描绘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hly）成员宣誓设立宪法的情形。他们的基础纯然是人文主义的人权理论。1789年8月26日，他们发表了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在这个宣言里，“至高的上帝”（the Supreme Being）和“国家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即大众人民的意愿是同等的。英国的不流血革命、美国较早时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都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恰成对比，前两者有宗教改革为基础，后者却没有。

雅各——路易.大卫的《网球场的誓约》。“……纯然是人文主义的人权理论。”

　　国家宪法议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花了两年（1789-1791）时间草拟好一部国家宪法。不到一年，所谓第二次法国大革命（Second French Revolution）已经开始发动了，宪法因此形同虚设。这是一场浴血的革命，有些革命领袖被杀。

　　法国人为了一新国运，便更改历法，以1792年为元年。他们毁了许多古物，有人甚至扬言要拆毁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他们又在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Cathedral）和沙特尔大教堂以及其他地方的教堂里公开颂扬“理性女神”。在巴黎，这个女神由一位名叫嘉德（Demoiselle Candeille）的女艺人扮演，她被一群身穿古罗马服的男士高高扛在肩上，抬进教堂去。

　　启蒙时期的人好像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那样，丢弃基督教的基础和传统，回复基督教之前的古老时代。伏尔泰在斐尔涅（Ferny）自己的家中，将一幅画挂在床尾的墙上，以便每早起床的时候一眼就看得见。这幅画所画的是狄安挪女神【安娜（Diana）女神是古罗马的月神，即《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的亚底米（Artemis）女神。】头上戴着一弯小小的新月，脚上踏着一轮大的月亮，她正要降临凡世去帮助人。

　　人文主义的理想很快遭到挫折。1792年9月大屠杀开始了，1,300名囚犯被处决，屠杀结束前，政府又杀戮了40,000人民，其中很多是农民。罗伯斯庇尔这位革命英雄在1794年7月也遭处决。这场屠杀不是外在因素造成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自然结果。看后来的俄国革命，革命者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无政府状态，一是高压政策。

　　法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这两场革命都同样惊心动魄。有人将法国大革命和稍早的美国独立战争相提并论，其实是不当的。虽然美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确有一些历史渊源，但真正相似的，是英国的不流血革命和美国的革命。而法围大革命和稍后的俄国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形成与前两者鲜明的对比。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相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所谓“精英统治”——1799年拿破仑崛起，成为统治法国的精英，而后来的列宁也成为统治俄国的精英。

　　提到俄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便留意到十六世纪欧陆的笃信圣经基督教的复兴运动曾带来政治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里面蕴含着很大的力量。那些没有受过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他们的政治命运就不同了。用简单的地缘政治学的字眼来说，欧洲北部的形势与南部和东部有天渊之别。北方的改革带来很多方面的自由，而南部改革的灵感，除了一些本地性的影响外，大都是以北方所贏取的自由为蓝本，却往往把自由的意思歪曲了。意大利的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从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得到启发，构思出一套自己的理想，然后运用武力在本国推行。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inpuisition）一直存留到十八世纪，同样，直到今天，逼迫与不自由仍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

　　宗教改革所引起的社会改革，在英国是自然产生的，在意大利却是仿效得来的。无论那一种都与供铲拄议国家所进行的改革不同。马克思列宁的供铲拄议者无法否认，时至今日，建基于唯物主义之上的供铲拄议虽然在多处地方得势，但他们推行这种主义，不用高压手段仍是不能成功的。供铲拄议不单扼杀政治上的自由，且连人生每一方面的自由也扼杀了，例如艺术就是了。举一些普乐界的例子：史塔温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和拉赫曼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1873-1943）为了自由离开苏联，而浦罗哥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1891-1953）和萧士塔高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1906-1980）留在苏联，便受到政府的压逼。

　　在苏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Bolsheviks，即多数派）并没有打开自由的领域。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利沃夫亲王（PrinceGeorgi Lvov，1861-1925）出任临时政府的总理，同年七月，克伦斯基（A.Kerensky）继任。克伦斯基是个社会改革者，他不是列宁的信徒。列宁（1870-1924）、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879-1940）、斯大林等在二月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都还在国外；列宁四月从瑞士回来，托洛斯基五月从翻约回来，史太林三月从西伯利亚回来。他们承接了别人二月革命的成果，一九一七年十月苏联供铲谠就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专制的政权。

　　索仁尼辛（Solzhenitsyn）写了一本「供铲拄议：恐怖之遗产」（Communism：A Legacy of Terror，1975），他说：「我再说，现今是一九一八年的三月，只是十月革命后四个月罢了，所有彼得格勒【彼得格勒（Petograd），俄国旧都，即今日的列宁格勒（Leningrad）。】工厂的代表都咒骂供铲拄议，因为供铲谠的诺言都不实现。彼得格勒人饥寒交迫，供铲谠不但弃之不顾，自己却移至莫斯科，还下令用机枪扫射那些在工厂门口广场要求选举独立的工人民众。」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谠只是俄国全国人口的少数，在十一月成立的立法议会上，只估四分之一席位，当这议会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一次召开会议时，他们的军队却用武力把会议解散，这也就是俄国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召开的自由选学会议了。列宁派在十月得势之前列宁写过一本「巴黎公社的教训」（The Lessons of the Paris Commune）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他提出一个主要的结论，是当时的巴黎公社没有减尽所有敌对势力。结果列宁本人得势之时，便认真去实施他分析所得的理论，尽一切的方量去压制敌人。

　　供铲谠人认为「社会拄议」不同「供铲拄议」。社会拄议社会只是过度时期而已，要达到的理想是供铲拄议社会。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不但没有实现这种理想的供铲拄议，也未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拄议的社会，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暂时专政」一到供铲拄议者手中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由少数人专权的永久制度。北欧国家经宗教改革所获得的自由，以供铲拄议为基础的国家是无法尝到的。

　　若要施行供铲拄议，必须配合内部镇压，如列宁的高压手段斯大林的清谠、东德一九六一年「柏林围穑」的建立。对外方面，供铲谠也会用高压的手段逼「盟国」就范，最明显可见的例子，是苏联为了要使波兰成为盟国，在卡登森林（Katya Forest）屠杀了本批波兰的官员【苏联虽然矢口否认，并委之于纳粹，但证据显示是苏联作的。】。一九五三年苏联坦克开进东德，一九五六年又开进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开进捷克，苏联军在捷克并不以此为足，不久，数十万杜锡克（Alexander Dubček，1921-？）的跟从者遭受整肃。

　　如果将宗教改革的国家、欧洲南部的国家与专制国家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要轻估宗教改革给政府和社会所带来的好处。虽然某些国家宗教改革的政策未能一致，但都曾持着圣经的绝对与不义斗争，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像沙夫茨伯里勋爵、威伯福斯、约翰.卫斯理，他们曾毫不忌讳地指斥邪恶和不义。今天我们觉得遗憾的，是基督徒应该说话的时候往往保持缄默。在种族歧视和没有爱心地运用财富的问题上，基督徒三缄其口，这与他们的身份不符。

　　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精神正好相反。人文主义者不下是非的判断，他们认为万有中的“终极存在”（the final thing that exists）——就是非人格的宇宙——是中性的，无所谓是非、对错、善恶，是完全缄默的。由于人文主义者无法提供“绝对”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

　　以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俄国依据1848年《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婚姻为资本主义的产品（是私有的娼妓），结果，家庭受到轻视。不久，国家颁布了严格的家庭法。这种“独断性绝对”（arbitrary absolute）之被采纳，是因力它能达成使用者的目的，而本身却没有对与错的界线，这种独断性绝对的原则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不同场合可以产生不同结论。对于他们来说，法律只依据历史的演变而变。

　　根据圣经，“绝对”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某些事情是对的，某些事情是错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平等也可以用这绝对来判断。耶稣站在拉撒路坟墓前的时候，按新约圣经记载，耶解不但哭，而且发怒。这位自称为上帝的人子，没有为自己发怒，却为别人遭遇到不应有的死亡而发怒，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若是站在圣经教训的基础上看事物，不单死亡不应该存在，今天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彼此残害也是不应有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事情的。今天的世界发生各种不应该有的事情，都是人类悖逆上帝的结果。基督徒致力对付这些不正常的事，而不必去对付那“终极的实在”（fmal reality），就是上帝本身。上帝存在，“绝对”就存在。公平是绝对的善，而不是一种中性的办法或手段。

　　这不单是理论，而是实际的。我们从历史中比较英国与美国、法国与俄国两种革命的结果，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差距何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