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失去影响力之后，填满其真空的会是精英分子，当我们想到精英分子或独裁政府时，一定不会那么幼稚地想到希特勒一类的独裁政府，我们所想到的，是一个能够操纵人民的独裁政府。现代政府有各式各样的操纵形式，都是前所未见的。下文将就一些操纵的方法和理论加以分析。首先集中讨论心理上的技术，然后讨论和生物学的科学有关的技术，最后会谈谈一些传播媒介影响人类行为的新途径。

　　首先要提的是决定论者，他们说人没有自由的选择。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心理学决定论”，斯金纳（B. F. Skinner，1904-）提出以条件作用为基础的“社会学决定论”以及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的“化学（即遗传）决定论”等。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决定论最基本的理论是孩子的心理结构，决定于孩子早期和母亲的关系。

　　社会学决定论的思想，主要是与条件作用（行为主义）有关。自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的乌托邦》（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一书在1971年出版之后，这种思想引起广泛的讨论。斯氏的论点认为，人的一切可以从他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因为环境将他们造成现今的样子，而社会对于个人生活的环境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于是社会便可以使用——也应该使用——积极的方法，促使社会成为它本身所希望的样式。这不单是理论，在斯氏早期写的一本小说《瓦尔登二区》①【《瓦尔登二区》（Walden Two）于1948年出版。讲述弗利沙的几个朋友前往瓦尔登二区，访问该区的主持人弗利沙。瓦尔登二区是书中主角弗利沙的“乌托邦”式社区，住有一千人。在弗利沙的心目中，这些人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能生活得很融洽愉快。当访问作者斯金纳为什么采用这书名时，斯氏说是因为抑慕美国作家梭罗（H. D. Thoreau，1817-1862）在他的《湖滨散记》（Walden，或译《瓦尔登期》）中所提倡的与当时流行经济学相反的俭朴生活。】里更运用过这种理论。

　　在《瓦尔登二区》里，斯氏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受着控制的社会。那控制整个社会的人名叫弗利沙（T. E. Frazier），他操纵着每一个人，要每一个人控制社会每一个环节，使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要求，完全符合他心目中所决定的。在斯金纳这种形式或任何一种决定论之下，人实质上是死的。斯金纳也明白他的学说所除掉的是人本身。他说，“我们很欣然地说，人之为人，被除掉了更好。”

　　像罗素和沃尔德一样，斯金纳只保留人类肉身生命延续的价值。“生存是唯一的价值，可以给文化最终的评价，任何延续生存的设施，就有存在的价值。”就像前面讨论过的许多人物一样，斯金纳也不能根据自己学说的系统而生活，他仍然要靠基督教价值观的恩泽而活，而在基督教的价值观中，他的学说全无立足之地。

　　基督教信仰并不否定在人类生活中确有“条件作用”这回事，可是“条件作用”并不能解释整个人。对决定论者来说，如果把所有条件作用的因素去掉了，便再没有所谓人的东西存在，这是基督教不能接纳的。基督教肯定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每个人都是有尊严而不断发展的实体。骄傲的人文主义者要求自主，要凭一些技术去排除自然的限制——包括人性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要求自主的人文主义者难以忍受的。现代人（特别是学生）心里有一个矛盾：想要自由，想要决定自己的命运，却同时认为自己命中一切早有定数。

　　萨德（Manquis de Sade）的性虐待狂就是决定论者背后的幽灵，因为萨德的性虐待狂就是从决定论而来。萨德的主张是：什么是本然，什么就对。持着任何一种决定论的人，必然会同意萨德这结论，是唯一合理的结论。这不表示所有决定论者都和萨德站在同一立场，但至少萨德的结论与他们如出一辙。换言之，任何一种决定论所认为是对的或可接受的，都是独断的。

　　现代的决定论者，他们的学说不但带来抽象的理论，更产生两个实际的后果。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人类的解释愈来愈为人接受，因此，人们有意无意地甘愿自己被当作机械，也看别人是机械。其次，每一种决定论的理论背后，都包含一套操纵人的办法。纵然有许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否认人完全是心理、社会或化学条件作用的产品，但以这些条件作用操纵人的事仍然极有可能发生，其实，在独裁统治的国家，用以控制人民的技术应有尽有，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施行了。

　　有人说决定论只是科学幻想小说而已，其实不然。哈理斯（T. George Harris，1924-）在1971年8月份的《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评论斯金纳的著作说：“斯金纳攻击我们的自由观念，如果他单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害怕，但他有整套的计划，并有许多跟随者大力推广，他的影响力便不能忽视了。”斯金纳的观点和行为主义备受攻击，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在1959年的《语言》（Language）杂志上撰文抨击斯氏早期的著作《语言行力》（Verbal Behavior，1957），可是行为主义者人多势众，正如哈理斯所说，他们有整套计划且有许多追随者大力发扬，他们又多站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地位，例如他们很多时候控制了教育，连最低年级的也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出版界出版的作品也不断告诉我们：当今许多大学的心理学系中，行为主义占最大优势，某教授或某作家之类的学说可能流行一时，但总是昙花一现，不久又被另一种流行学说取代，惟有行为主义是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因素。

　　近代生物学的研究和进展，更大大助长了操纵人的技术的发展。这从克里克（1916-）的想法可以看得清楚。克里克、沃森（James D. Watson）和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因打破脱氧核酸组合密码（DNA code）而同时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克里克在《华盛顿大学学报》（Washington University Magazine）1971年春季号以“我为何研究生物学”（Why I Study Biology）为题，发表文章。他呼吁要立刻全力推行遗传工程学（genetic engineering），并告诉读者他研究生物学的基本动机：

　　我个人研究生物学的动机……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最简单的解释是基于哲学上，也可以说是宗教上的理由。

　　从文章中所见，他对生命的看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认为人在本质上可以分解成化学和物理上的一些特质，这些东西是构成脱氧核酸模板的。因此在哲学上，克里克是减缩论者（reductionist），因他将人减缩为一部电化器。这观点引导到另一个概念：人能够也应该受操纵，受支配。

　　在这篇文章里，他记述了一件事。他在加州参观一所大学时，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女孩子问他的出生日期，又跟他大谈水瓶座、占星学之类的问题，后来他发现那里的书店有大量关于邪术的书籍摆卖。他写下他的反应：

　　……站在科学的立场说，占星学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曾努力尝试替它找出一些意义，结果办不到。我真怀疑那些认为占星学有意义的人，应否进入大学。

　　那么.究竟谁应该进入大学？克里克所要说的不单是占星学是错误或无意义，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相信占星学的应否进入大学？

　　克里克又说：

　　当今生物学最主要的结论，是“自然选择”的重要性。“自然选择”这观念颇不为人接受。它的本质是由偶发的事件促成，而不是预先规划好的。你可以宣称，所谓的新鲜事物，其产生的唯一真正的根源就是机缘。

　　“自然选择”不是预先规划好，而是出于机缘。文章又说:“我们不能为它（演进的过程）定下一个通则，‘自然选择'比它更聪明，‘自然选择'能思想出一些人不曾想过的组合和做事的方法。”这里，克里克用拟人法来描写“自然选择”，颇为有趣。

　　在《遗传密码之源》（The Origin of the Genetic Code，1968）一书的下半部分开始，克里克写“自然”一词，第一个字母已用大楷“N”，在《分子与人》（Of Molecules and Men，1967）中，他更用“她”来指“自然”，换言之，他根据他自己的系统，将在定义上属非人性的东西人性化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自己也不能接受非人性的解释，而借助这种语义上的神秘感，可以减轻人在非人性的网罗中的苦恼。若根据克里克的定义法，他活在一个非人性的宇宙里，但从他文章的语义，他把非人性的宇宙人性化，说“自然选择”很“聪明”，能够“思想”。这种语言，固然可以使他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但读者读来便摸不着头脑。

　　克里克说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受某种基本宗教观点所支配。他承认，按传统的说法，他的立场是反宗教的，其实他是持着“宗教的态度，因为所涉及的是宗教问题”。他说得对，他其实是以科学的权威为基础，建立一套信仰系统，只是他的论点和科学的权威没有逻辑上的关系而已。

　　文章又谈到心理行为形成的原因。“我们很希望知道多一些关于心理卫生的事——究竟有多少是遗传所决定，多少是环境所造成。我们也希望知道智力、创造力与遗传及环境的关系。”这岂不是清楚说明人是怎样突然消失的吗？说来只有两个原因：一、遗传；二、环境。不论人是百分之九十的遗传加上百分之十的环境构成，还是百分之九十的环境加上百分之十的遗传构成，结果都是一样，两种因素都是机械式的。人有遗传密码，又有环境影响由遗传密码所形成的产物。人就是这些东西，

　　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他说到一个新话题：“这将我们领到一个我最不内行的领域（因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生物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国家怎样使用生物学呢？克里克告诉我们：

……大家都了解，至少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若干程度上，我们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到了今天，我们知道凭着科技，人类的生活可以过得好些，我们可以改变环境。而目前我们所作的，正是寻求怎样把制度改得更好。不过，对于基层问题，就是我们所要的究竟是哪种人，却很少人思想到。长远来说，这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必烦清楚，我们现今所作的若继续与人真正的需要相违，在许多方面将会有什么结果。

　　……医学研究的目的是设法治好疾病，特别是癌症和心脏病，这两种疾病是头号杀手。这种研究的发展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最主要的结果，是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根据死亡率很容易便算出年龄的分布情形，那即是说，人口会逐渐变得更老，而医学研究现阶段的目的，是使老人有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克里克其实要指出：以人道主义者的观点来使用药物，有修正的必要，而且立刻要修正。文章又说：

……现年15至25岁的人？将来就要面临这问題，所以不妨现在预先思想一下。……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提出世界上应有多少人口这个问題，已不太受人非议，但在现阶段，谁应该做下一代的父母，谁应该出生，谁应该有儿女等讨论，暂时仍未为人接受。如今有一个很普遍的想法，认为大家彼此好好对待，平均每人有二点三个孩子，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我不同意。即使人有更好的医疗照顾、器官移植之类的技术，但基于遺传学的理由，这些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生物学状态。一些人应该可以决定哪一部分人应该有多些孩子，另一部分少一些……你甚至可以决定哪一个应该出生。

　　从这个角度看来，生物学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学科，它能产生影响社会思想的新观念，生物学已不像过去耶么简单，只是研究牛羊之类的问题。其实人的心理层面所牵涉的事物更是错综复杂，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有相互的影响，现在你不会单用遗传学的资料来解决问題，但你终会有一天见到，这样的做法必会实现，你的国家不在这方面努力，在别的国家也会推行。

　　在文章结束时克里克说：

　　以下是我要说的最根本的话。现今真正需要的是教育——对年青一代的教育。阅读《时代周刊》或《生活》杂志固然有益，但在学校里，被迫以较有规律的方式学习、做功课，加上是在特别容易受影响的年纪，对所学的事物会吸收更快。我深信采取这种新的观点看人，必定有所得。

　　作者显然想把人在生物学上的本质和人可接受操纵的程度等题目，带到教育里，甚至带到较低年级学生中。

　　　他所说的如属实，人只是一些非人性的东西：时间和机缘的总和，是较为复杂的、有能量的分子组合，于是我们这一代就可以漠视人命了。一方面，我们进行堕胎杀死胎儿，另一方面，又鼓吹将老年人人道毁灭，前者先例已开，后者一定会接踵而来。

　　克里克极力主张立刻全面应用遗传工程学，就是由一群人决定哪些人可以做父母，哪些人可以生下来，哪些人应该有孩子。研究遗传工程学的常视之为一个趣味性科目，像《周日特刊》之类的消闲读物。但克里克这类人物，在以生物学方法操纵人类这方面很有影响力，我们不能不认真注意。克里克认为现代医药的进步，是世界的一种威胁，因为先进的药物使弱者能活下去，繁殖非一流品种的下一代。这看法不是他独有，就在几年前，瑞士一所大学的校长便是以此作为就职演说的主题。

　　当然，不是所有研究遗传工程学的，都是这么极端，我们看这问题须中肯一些。上文提过的那本英国出版的书《我们的后代：选择抑或机缘？》①【参本书第185页（第11章）】（Our Future Inheritance：Choice or Chance？）尝试把问题说得平衡一点（虽然书名本身已显出有接受遗传工程学的倾向“选择”比“机缘”更使人容易接受。该书内容是以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作基础，所以有特别的重要性。下文大部分是以该书的资料，或与该书的资料有关的文章，作为讨论的根据。

　　评价遗传工程学，首先要指出的是，有部分资料并不是现成有的，例如完全在母体以外孕育的婴儿（invitro）、克隆（cloning）等。虽然这些仍未成为事实，但将来也可能会实现，所以在道德上和实践上，都构成问题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些事例，如器官移植已是成功了的事实，其中最出色的是肾脏移植手术。

　　对于这些医学上的突破，我们固然引以为喜，但医学进步也产生了一些问題。为要及时取得肾脏或其他器官，现时一般所接受的死亡的标准，是脑电波停顿二十四小时，这本身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死者遗体无限期保持生存（脑电波停止，但器宫仍然发挥功能），以取用体内的血和器官，作移植或实验之用，真正的问题很清楚：没有基督教所赋予人的独特性的绝对界线，本来是好的事，也会使人性渐渐消失。

　　另一个例子是为不能生育的丈夫解决没有儿女的问题。通常“以丈夫的精子作人工受孕”（A.I.H.），难处便可解决，这方法当可使许多夫妇受益，但“以別人的精子作人工受孕”（A.I.D.）可不可以呢？凭什么作界限？《我们的后代：选择抑或机缘？》指出，根据现时英国的法律，这些孩子是属于私生子，而在美国，在一些离婚案件中，法官判决不是以丈夫精子作人工受孕的孩子，是为通奸生的私生子论，丈夫没有监管权，亦无须负供养的责任。下一步怎样？该书的答案是：“也许令人反应最强烈的提议，是把‘合法婚姻所生'这观念完全除去。”这提议若实现，道德观念会大大转变，人性再一次被贬低，家庭的功能减弱，那时，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会怎样？在该书里，道德和法律的改变，是基于“社会障碍”，也即我所说的“社会学的法律”（sociological law）。

　　我们都高兴有方法改变遗传因子，借此医治遗传性的疾病，使人得益处，但当这一切偏离基督教所赋予人的独特性和基督教的绝对性，人性的丧失便更加严重，甚至在较细微的事件中亦有这情形。在全面推行遗传工程学的呼声下，最有深远影响力的操纵者随时会抬头。这呼声是要决定哪些人应该有孩子，应该有怎样的孩子，这呼声是要求社会上有一群人出来，决定社会应该要怎样的人，然后以遗传学的方法达到这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克里克同得1962年诺贝尔奖的沃森，曾呼吁运用遗传工程学要极小心，他警告一个国会委员会，指出这类实验的危险，又在《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1971年5月号）以《我们真的需要克隆人吗？》为题，作出同样的警告。

　　人在各方面所接受的教导是，人只是部机械，在这观念的灌输下，人对“操纵”的抗拒力便逐步减弱，现代人已没有“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界线，只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道德上的“应然”（oughts），只是当时社会学上所接受的标准而已，在这情形下，今天认为不可思议的，十年后是不是仍然认为不可思议呢？

　　人不再视自己在性质上与“非人”有什么分别，基督教信仰虽然指出人是独特的，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但大部分人已将这个抛诸脑后，结果，实际生活出现愈来愈大的割裂，虽有好的事物在其中也无补于事。请记着，有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界和传播界鼓吹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所有道德和法律都是相对的，于是人慢慢接受操纵的观念，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开放自己，按受种种形式的操纵。

　　我们也应该提一提莫诺（Jacques Monod，1910-1976）的《机缘与必然》（Chance and Necessity，1971），该书主张一切价值是因需求而定的。莫诺的理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机缘的产物，这理论并非建基于他科学上的研究，而是从卡缪的哲学而来。莫诺把科学和想象混在一起，使许多人觉得他的成就具有科学上的权威，但书里想象的部分和科学的部分，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莫诺说：在自然中，人根本没法从“本然”（is）引申出“应然”。他说的也对，原因是他思想中的“本然”只是自然而有的，是机缘的必然结果。既然“本然”不能提示出什么是“应然”的，我们惟有独断地去选择我们的价值。人一旦接受了这种思想，要将独断性地绝对加诸他们，便容易得多了。

　　柯斯勒（Arthur Koeslter，1905-）提议发明一种使人进入宁静境界的化学品〔见《平线杂志》（Horizon Magazine）1968年舂季号〕。根据他的进化观念，他假设人演变至今，同时有三个脑：爬行动物的脑、马的脑和独特的人脑，如果发明一种化学药物，能使这三个脑协调、和谐，人的侵略思想就可以除去。他所要的药物其实是超级威力的镇静剂。他还提议将这种镇静剂放进某些地区的饮水里，强使所有人都服用。这与鼓吹将迷幻药放进饮水里，供应大城市的居民饮用的想法如出一辙，原理完全相同。

　　报章报道，堪萨斯市立大学医学院产科及妇科主任克伦提（Kermit Kranty，1923-），在1969年10月曾呼吁把避孕药放进全球的饮水里，借以控制人口增长。另有人提议政府使用另一种药物，消解水里避孕药的功能，在决定哪些人可以有孩子之后，再将那些没有避孕功能的水分给他们。这和刘易斯（C. S. Lewis，1898，1963）《可怕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1945）一书所描写丑恶的事很相似。但这次不是小说，而是今天的新闻，这在有关德尔加道（José M. Delgado，1915-）、克拉克（Kenneth B. Clark，1914-）和利尔（Russel V. Lee，1895）等人研究工作的新闻特写中得到证明。

　　有人曾将传感器放在猴子和患癫痫病的人的脑部，以控制他们的行为。耶鲁大学的德尔加道便是做这种实验的其中一人。他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委员会中，以《人类的侵略性）为题作演说，他说未来几年间，以科学仪器控制人类的侵略性将成为事实，这是医药上的一个革命，其伟大之处，可媲美多年前发明抗生素医治传染病。他说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电激脑”（以电流刺激脑部）文化的社会。

　　克拉克是美国一位社会心理学家，1971年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时，曾提议所有政治领袖都要服食一种“抗侵略性药丸”，使他们不能嗜好侵略。后来，他又高举“心理工艺学”（psychotechnology），其实这是控制思想的实验。

　　报章报道，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临床病理学教授利尔提议所有政府官员应该每年作一次全面的心理测验，而对于联邦政府的髙级官员的测验结果，如医生认为有必要，则应提交国会一个委员会，这委员会可以建议是否将某官员革职。克拉克和利尔都忘记了一件小事：那位分配药丸或控制心理测验的便成了统治者。

　　讨论过社会操纵后，我们可见到三个问题。第一，由谁来控制那控制者？第二，人类在自己“能够”做的事中，那些是“应该”做的，没有清楚的分界线，那么人会变成怎样呢？第三，假若人类就像现代人所形容的模样，人类肉体生命的延续何以有价值？

　　这些操纵技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占着很重要的篇幅，读者观众未经分析吸收愈多，就愈容易受到操纵。从许多文章和泰西斯（Valeriy Tarsis，1900-）的《第七号病房：一部自传式的小说》（Ward 7：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1965）可以知道，在苏联，政治犯都关在精神病房里接受“改造”，任何不同意该制度的，都被称为“有病”，变成“非人”，从此关在精神病院，不再拥有公民权利。不过，“改造”的手段不一定就如《第七号病房》所形容的那么残酷。我们已看过，铁幕的这一边，有许多人提议要急切找出一些精英人士来操纵社会，而所需要的科技，已大部分有突破性的发展，现代任何的独裁政府，都拥有层出不穷的操纵方法。

　　潜#识的影响是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将一个信息在电视或电影中极频密地反复播映，频密到观众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看了所播映的，但那信息对观众却有极强烈的影响。曾经有一个实验，观众在潜意识里受到怂恿去喝某一种汽水，但他们不晓得自己已反复多次看了这个信息，结果，电影放完后，旁边出售小食品的店子，这个牌子的汽水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西方国家，这种技术有明文禁止，但极权主义国家又怎样？他们会不使用这操纵人的方法吗？即使西方国家，也是单靠一条法律控制着这技术的施行，但我们不要忘记，法律是随时势而变的，只要认为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的便行。现今，我们也无法知道是否已有人使用有潜意识作用的电视节目。

　　其实，电视借着正常的节目，已可以操纵观众。许多观众似乎认为收看电视节，就等于自己亲眼看见，电视使观众觉得自己在现场一样，既在现场亲眼看见，便以为自己真的了解，并得到一个印象，以为自己比过去有更直接更客观的知识了。对许多人来说，在电视看到的，比真正在客观世界看到的更觉真实。

　　事实并不如是。我们切勿忘记每一分钟的电视节目都是经过编辑剪裁的，观众没有看到原来的事件，而是看到经过加工处理的事件。荧幕所出现的，只是编辑剪裁过的原来事件的符号或意象，然而观众会有预设或错觉，以为这是客观，是真实，但即使负责摄制那节目的人持着绝对中立的态度，也不会完全达到这地步，这是由于摄影机本身功能的限制，只能显示出整个场面的一方面，如果将摄影机向左或右移动十尺，所得到的“客观的真相”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

　　除此之外，拍摄和编辑电视节目的人常常有主观的成分掺在节目中。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一个政治人物，但所见的未必就是他真正的面貌，而是由一些人决定要我们看见的形象。1934年，在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由利芬斯陶（Leni Riefenstahl，1902-）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尚且成为那独裁政府有惊人影响力的宣传工具，那么一个特意安排的电视节目，剪辑过的事物的假象，进到每一个家庭，老老少少都不停地看，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有精英要向人灌输独断的绝对，不单电视，就是一般的传播媒介也可以成为操纵工具，那精英与传播媒介之间未必需要合谋，或事前有什么计划，只要他和主要的新闻媒介的世界观互相符合便可以了，大家固然可以讨论空间有没有合谋之类的事件存在，但单单从这方面思想便可能忽略了更危险的一点：许多最具影响力的人和许多决定新闻内容的人，都有共同的、现代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这世界观本书已详细讨论过。很自然，他们都会按着这观念行事，只不过对于自己在做些什么，甚至是谁在使用谁，他们所意识到的程度，会各有不同；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要表达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少新闻界人士（及许多外交家）以不同的眼光看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新闻周刊”欧洲区编辑鲍尔（Edward Behr，1926-）1975年评论托特（Oliver Todd）的《加穆的鸭子》（The ducks of Camau）时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自由主义的难题是如何对抗不公平…… 而同时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反对那些通过革命打倒不公平，却代之以另一种暴政的独裁政府。”

　　要操纵有效，不需要动用所有媒介，事实上这样也不容易。我们常常说“这是‘传播界'做的”，是不公平的，不要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然而传播媒介的确可以是操纵的工具。

　　有若干新闻机构、报章、杂志、电讯、新闻广播等，是“发出”新闻的，是“新闻的制造者”，任何消息资料放在它们手中便“变成”新闻，这种以某种综合因素或某种心理或某种思想形式为基础而制造新闻的能力，不限于新闻界专有，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等，也有这种能力。这种新闻的影响力不一定直接倚靠发行或传播才能发挥，更在于那些新闻的来源是身居要职之士。这现象许多时候是故意制造的，例如一些新闻来源往往先将“大新闻”通知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这些媒介便按着该等人士的意念去制作一些节目影响观众，之后，这段新闻才在报章出现。

　　新闻制造者不但使一些事件成为新闻（相对而言，另外一些事件便会“迷失”了），他们加在新闻里的色彩也很容易被观众接受。这些色彩通常是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导言”（整段新闻的第一段，以“现场一样”的笔法总括全文的内容）所造成，如果这导言稍微有偏见成分在内，整段新闻的气氛也随之受影响，并且制造了一个框框，读者只能在这框框内去了解那事件和与它有关联的事件了。

　　前面用过“社会学的科学”和“社会学的法律”，在新闻方面，我们也用同样一个同：“社会学的新闻”。在社会学的新闻中，新闻的客观性会逐渐消失。新闻学一个传统的理想是客观，但正如互惠广播公司（Mutual Broadcasting）驻白宫新闻记者波特（Forrest Boyd，1921-）对笔者所说：“这些年来，客观性遭受很大的打击。”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报章、社论和新闻报道的分别愈来愈含糊，一些与题目无关的思想立场，竟然可以掺在社会新闻版，甚至影评栏里。很明显，新闻制作者的能力异常巨大，如果某精英掌握了他们或他们的世界观与那精英的世界观相同，那么，传播媒介肯定会成为独裁主义的操纵工具。

　　最后，我们绝不能忽视电脑操纵人的能力。电脑本是中性的工具，可以有正面的用途，也可以有反面的用途。它不但对科学或商业上的工作程序很有帮助，甚至在医学上，也可以使诊症更迅速。

　　但另一方面，现今电脑储藏资料的本领，比过去任何人、任何政府都髙，只需一按钮，一个人所有的历史资料（细微如幼稚园老师批他的学习能力和性格的评语）便轻易取得。现代人常用的电话、电报、专用电报、微波传讯系统等，非靠电脑不行，一个高效率的电脑，再加上一个传讯系统的监察器，人就不再有可躲藏的地方，个人私生活也无隐蔽余地。

　　这就如电视影响人的潜意识，社会所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大时，后果会怎样？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免受电脑的控制呢？换一个方向来说：现今的独裁主义国家，会怎样利用这髙效率的电脑？

　　然而，问题不单限于独裁政府怎样使用电脑，也在于这些操纵的技术在我们自己国家里有什么意义。个人受控制和操纵这种现象，一定不会突然而来，而是在控制者潜在的影响下，程度一步一步地增强。当然，有些人会察觉到并且感到不安，但在这强调相对性的时代，操纵与非操纵之间的界线，他们怎样划分呢？许多满口公民自由的人，也深信国家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责任，而在势不可当的压力临到之时（加上现在“人”与“非人”性质上的分别已消失了），在某些程度下不安的感觉也会被掩盖了。

　　但明天会怎样？以美国为例，一个独裁操纵的政府可能从行政或立法两方面而出。一个美国最高层的官员曾说过一句很智慧的话：“立法上的独裁，并不比行政上的独裁好些。”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法律常变，加上法律是由法院制定的，故独裁操纵的政府也可以从司法这方面而出，最髙法院对行政及司法上的行动，有最后决定权，而法律常变的观念，使司法可能逐渐变成权力的中心，我们可称之为“至髙权力的司法制”。脱离了正确的基础，法院的权力就是无限权力的工具，特别是它与霍姆斯所说的“社会中发号施令的势力”①【参本书第184页（第11章）。】连在一起时，更是如此。

　　控制也可能来自半官方组织（如在英国和美国曾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组织对付国内动乱的威胁，便是这一类），甚至国际组织。另一个可能性，是外国的势力，就是某国针对别国的弱点，渗进“适度的”力量，形成一种操纵。

　　当然，别的国家的政府组织与美国不同，但所不同的都是枝节问题，对这些国家政府出现独裁操纵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影响。那赋予人符合圣经真理的自由的基督教思想渐被忘却，具操纵性质的独裁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人类思想的真空。

　　基督教中心的信息，是人类借着基督的工作，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信息也有一些副产品.其中之一是独特而充分的自由，任何髙举圣经的基督教的国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些自由，但当这些自由与基督教信仰分离，便会变成引致动乱的破坏力量。这情形一旦出现（就如今天的境况），便如赫弗尔（Eric Hoffer，1902-1983）所说的，“自由毁灭了秩序后，人对秩序的渴求会毁灭自由。”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左派、右派根本没有分别，只是通往同一目的地的两条路而已；独裁政府是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结果一样。精英主义或独裁主义会逐渐给社会强加一些形式，使社会不会有动乱出现。为着个人的安定和富足，为着人的冷漠，为着渴求得到秩序以保障某些政制的功能、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些形式，这情况与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