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丁路德之前，有些学者已经认为，当时教廷规定圣经只能用拉丁文是错误的。大部分人都不能了解圣经，必须有学者为他们翻译成他们的文字。有些学者由于坚信圣经必须译为一般人的语言，供人阅读，甚至牺牲了生命；而把圣经译为当时德文的路德，险些步上同样的命运。学者最能帮助百姓的办法，不是说：「如今一般百姓没有圣经译本可看；所以如果我们说，他们实际上一直需要这样的译本，就等于把圣经从他们手中夺去。」更好的办法，是学者说：「如今一般百姓没有圣经译本可看；所以我们要多加努力去翻译，好把圣经放在他们手中。」

　　翻译有时不容易，凡读过另一种文字的都会有同感。有些字无法直接以一个单字或词来翻译；有时一个字或词组会有几种含义，而翻译者必须决定，在某个上下文中那一种意思最合适。不单如此，我们的文字可以用好几种方式表达同一个思想。凡是用希腊文读过整本新约的人，都可以证实，在翻译上同样会遇到这类问题，与我们翻译其他文字一样。只要随便翻阅几种不同的圣经译本，就会看出这个困难：绝不会有两个译本完全一致（当然，否则的话，就不会是不同的译本了）。

　　当翻译圣经的人进入另一个文化，词汇和词组的含义就常成为难题。例如：有些翻译人员所到的文化中，没有羊，更没有可以说明羔羊的字，如何翻译「看哪，神的羔羊！」（约壹一29），成了一大问题。那个文化里面有猪，也会用猪来献祭。但是，如果他们译为：「看哪，神的猪！」（美国人听起来很不入耳，熟悉古代犹太习俗的人更觉不堪），等到翻译旧约时，提到猪是不洁净的，而羊是洁净的，又怎么办？或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经文里加上一个附注，然后在他们的语言中把一些字组合起来，如「有毛的猪」，尽量来表达整个概念。旧约的翻译者在把希伯来文中对不同种蝗虫的称呼译成英文时，也不得不用类似的方法（珥一4，二25）。英文对蝗虫的说法没有那么多，无法完全配合所有的希伯来文，或许因为对以色列人而言，各式各样的蝗虫给他们的麻烦，比对我们大得多。

　　然而，除了在我们面前经文中的字汇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保罗影射在当日十分重要的一个观念时，怎么处理？该如何翻译？是否用附注的方式来提？保罗所影射的事是他话语含义的一部分，不过，有时就连一些翻译高手也无法明白保罗影射的究竟是什么。

　　在改教时期之前和其间，有些基督徒读者尝试找出圣经经文所针对的状况。许多学者看出，读新约的时候必须按其原有的情境来读，不能把它当作直接以德文或英文、写给文艺复兴或其他时期的人看的。不过，这些人不占多数。大部分读者仍然常将自己的文化读进经文中，而我们若未从原初文化的角度来看，也和他们一样。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便是如此；大部分人看过一些圣经故事的绘画，其中所有的人物乃是欧洲人，身穿欧式服装。画家似乎认为，圣经人物多半是欧洲人，其实我们知道，圣经里只有几个欧洲人，而其中没有一个是北欧人。

　　所幸，在改教运动时期，对古代世界已经有一些认识。从中世纪以来，直到十九世纪，许多学者精通希腊古典著作，所以他们不难辨认新约中各种影射希腊习俗的说法。问题乃是，从这些希腊古典著作写成的日子，到新约的时期，许多希腊的习俗也有了改变。

　　因此，不要以为新约所有的背景都可从希腊古典著作中找到；另外一个危险，可以用新约刚开始流行的头几个世纪来说明。诺斯底派常按柏拉图的亮光来看新约，而不按其原初所出自的犹太教来看，这便导致许多错误的教义，被其他的基督徒拒绝，视为异端。柏拉图对新约的世界的确有一些影响力，不过，他绝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有些作者，如十七世纪的赖富特（John Lightfoot），向当时盛行以古典著作为新约滤网的读法挑战，而提出应当以犹太人的经典作为新约的背景。赖富特为了避免反犹太主义者的攻击，低声下气地费心说明，他的确认为这些犹太教的经典不属灵，可是，如果要了解新约，就有必要去了解这些著作。

　　今天的反犹主义比赖富特的时代弱得多，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赖富特同时代的人所用的希腊著作，内容更属异教，超过他感到必须向他的读者致歉的那些著作。今天，一般人都公认，犹太教乃是新约的主要情境。当然，最根本、最宽阔的情境乃是希腊罗马社会，但是犹太人住在其中，也适应了希腊罗马文化，以致能为最早的基督徒在异教文化中的见证铺路。此外，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而且外人也以为基督教乃是犹太教的一支。不仅如此，早期的基督徒本身亦认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乃是旧约盼望的实现，因此他们是忠于犹太教的。（事实上，新约作者肯定，惟有基督徒才忠于圣经的犹太教；不过另外一些犹太团体也自称是以色列忠贞的余民，只是这些团体似乎并未流传到后世。）新约的特殊犹太教背景，与较宽的希腊罗马情境，对解释新约非常重要，与良好翻译之必要不相上下。

未竟之工

　　有些基督徒，尤其是最重视跨文化宣教事工的人，非常清楚按照原初文化情境来读圣经的重要性。不过，虽然大部分基督徒都可以看到圣经的翻译本，但上面并没有文化的「附注」。有用的注释书固然存在，可是却没有一种注释书是以一、两册来囊括所有必要的背景资料，以易于查阅。一套著作的册数愈多，能拥有的人就愈少。今天读圣经的人当中，有整套注释书的人比例很小，其中也只有少数的人在这类参考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文化信息，而经常花时间去找出这类数据的，则为数更少。

　　早期许多圣经学者献上一生来翻译圣经，让凡愿意读的人都能了解；不过这份工作一直没有完成。许多读圣经的人仍旧不容易得到背景资料。虽然基督徒圣经学者必须关注的事很多，但这件事诚然当列为优先。

　　今天，明了圣经文化情境的必要性已经昭然若揭，与改教时代认识翻译圣经的必要性相仿。我们处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与原初以圣经为根基的情形愈离愈远；我们的文化和当年圣经写作的文化愈来愈隔阂，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这本「神的书」愈来愈陌生。大部分人不再上教会，也不学基督徒的用语，而我们为此扼腕叹息并没有用。神已经呼召我们向世界宣教，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文化能够了解神的话。我们不单要读它，更要能够明了、解说。我们必须解释作者的意思为何；尽管他们所面对的文化，如今早已改变，甚至消失了，但我们仍要将其中的信息应用于今日。

　　大多数北美的教会今天都在沈睡中，没有负起使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未容许神的话发出其能力，向我们说话。我们让它成为一本陌生的书，让它所针对的人与我们的生活无关。此事造成的危机，在这个时代更甚于以往，令人扼腕。一百五十年前，在灵风大力吹拂之下，教会兴起了宣教运动，而全世界的人口现在则为当年的五倍之多。如今，千百万的国际学生、游客、移民涌进西方，和其他基督徒比例很高的地方；我们的机会比从前大得多，而需要也同样增加。我们不单可以打发人到世界各地去收庄稼，而留在这里的人必须来收割。我们再也不能沈睡。

　　神给教会的重大命令不只一个，而其中最重要的之一，乃是要我们明白祂的话。在这个到处都可以看到圣经、学到其中教导的文化中，凡是重视圣经权威的人，都必须更深入去了解它。牧师通常工作负荷量都过重，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很少有时间去查阅与该段经文相关的所有数据。可是，了解神的信息，并唤醒整个教会来回应祂的呼召，以完成主所赐的使命，乃是迫在眉睫的事。

　　为了达成任务，神赐下了一些资源，其中包括基督肢体内有教导恩赐的人，他们能够提供宝贵的亮光，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并应用它。宣教士必须学习语言和文化，才能将神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个文化，同样，我们也需要有神的仆人去学习那写成神话语之语言与文化。过去这样的教师努力提供圣经的译本，而今天他们则要提供其他工具，使圣经的宝藏更容易让所有的读者取得。

　　世俗学术单位，常公开或私下嘲笑以学术来荣耀神的人，有时则希望他们的结论能对世界有务实的价值，因此一些学者必须花时间去应对这类批评，以致没有力量再为教会写作。而有些基督徒视研究为不敬虔的态度，亦带来负面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列出一长串的基督徒学者名单，显明研究能使圣经的信息更清晰，诸如：早自游斯丁、耶柔米、奥古斯丁，到带领中古时期大学运动（即现代大学的前身）的僧侣，至后期的路德、加尔文、韦斯利等人。美国大复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士，芬尼与爱德华滋，不单是敬虔的神仆，也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同样，今天有不少学者在学术上钻研，因为这是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发展出的许多工具，都对本注释书的写作有帮助。

　　不过，这巨大的任务不只落在学者肩上。所有的信徒都蒙召，要来聆听神在圣经里所说的话，先吸收显而易明的，然后继续进深。我们不需要成为学者，就能从上下文来读经，也能运用像本书这一类的注释，阅读对圣经的文化说明。愿神给我们恩惠，能各尽其职，顺服我们的主基督，并把祂介绍给这一个充满需要的世代。

　　接下来让我们来查验新约书卷的背景注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