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以斯拉记一样，但以理书部分是希伯来文（一1～二4a，八1～十二13），部分是亚兰文（二4b～七28）。亚兰文和希伯来文属相近的同源语，用的是同样的字母。创世记三十一47有两个亚兰字，表示这两种文字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并存。另外，米尔阔石碑（Milquart Stele）上所刻的短文亦提供了证据，显示亚兰文在西元前九世纪中叶即已存在。[42]圣经亦证明，在西元前八世纪亚兰文是国际性的语文（王下十八26），且它是波斯帝国的官方语文。

　　学者们对于但以理书中改换语文，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指出，第二至七章包含了非犹太人感兴趣的部分，而这部分很可能曾为了他们而分别出版。罗理也认为这部分可能和其他部分分开流传，但他指出马喀比时代（Maccabaean）的作者用此作品来鼓动犹太同胞的反抗势力。[43]另一个理论是，作者写作时即蓄意使用两种语文。他用国际性的语文写二至七章，因为它包含了对列邦的资讯。[44]

　　然而，过去学者们一向比较不注意作者为何使用两种语文，反而较注重两种文字为写作的年代提供了什么证据。要评估这些资料以及评估根据这些资料所提出的论证，需要专业的知识。所以这样的讨论仅局限于一小撮能作独立判断的学者，是自不待言的。虽然一般都承认，根据语言学的证据来决定一卷书的年代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可供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就像旧约中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情形一样。[45]然而，本世纪一些著名的学者仍然这样尝试。他们一致服膺先驱德莱维及其常被引用的信念：「有波斯文便必然是在波斯帝国完全建立后的时期：希腊文需要，希伯来文支援，而亚兰文则允许，这著书年代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西元前332年）之后。」[46]较为近代的解经家将此态度更推进一步，但他们并未解释为何如此主张。比方说，波提尔斯（N. Porteous）在论及亚兰文时便指出，但以理书「并不早于西元前三世纪，可能在西元前二世纪成书」。[47]辛森（David F. Hinson），他的主要写作对象为年轻的教会，则说：「但以理书所用的语文表示它的写作年代在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之时。」[48]这些仅是随意列举的两个例子，可见仍有人使用语言学的论证，即便大多数专精于原文（亦即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学者均已不再使用此方法。

　　就希伯来文而言，很难能够判定年代。虽然希伯来文经过这许多世纪必然有所改变，但这些差异并不容易察觉。「（女士师）底波拉和传道者（希伯来文：Qoheleth，传道书的作者）的时代虽然相差一千年以上，但他们讲话的方式并无显著不同。」[49]德莱维曾研究并列出三十种语法以支援较晚的年代，他的研究使得马挺（W. J. Martin）作出以下的结论：「但以理书中的希伯来文，无法让人看出西元前六世纪通晓双语的人，在这个情形可能是通晓三语的人，所用的希伯来文有何特别之处。」[50]显然，但以理书中的希伯来文并不能让人确定地指明，这语文究竟比较可能隶属于哪一个世纪。

　　至于亚兰文，本世纪稍早时一些学者曾对此仔细地研究，[51]其中最为彻底的当推罗理。[52]然而，鉴于更多的亚兰文资料不断地出版，使人们得以更了解亚兰文，所以进一步的研究亦需不断地进行。纪群（K. A. Kitchen）的长篇论述〈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The Aramaic of Daniel'）便是其中之一。[53]他探讨了 (a) 字汇，(b) 拼字和语音，(c) 构词和造句。如果将纪群审慎推论且详细考证的研究在此摘要说明，也许有助于读者的了解。

　　首先，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中的亚兰文被认为是高雅的亚兰文，「它本身无法让人断定它属于西元前约600至330年的期间」。因此，若还要区分「东」和「西」亚兰文，根本是无谓之举，因为这些是后来才慢慢发展的。[54]惟一可提供发源地线索的是字的顺序，它们并未受到阿卡得文化之影响，并且证明「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中的亚兰文，属于君王式亚兰文（Imperial Aramaic）早期的传统（西元前七或六世纪至西元前四世纪），而非后来衍生在巴勒斯坦较地区性的亚兰文」。[55]他列举了一些学者，他们今日仍认为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可能源于东部（米所波大米），虽然高雅的亚兰文相对来说较为一致之特性，并无法提供绝对的证据。卡克森（P. W. Coxon）以语言学论及但以理书五4的动词「他们饮酒」时指出，该字的形式明显属于官式亚兰文，而且是东部特有的。[56]很凑巧地，查理斯多年前谈到以诺书的年代时如此写：「VI-XXXVI 以亚兰文写出，由此可见马喀比之前的时代较为可能；因为一旦一个国家恢复或试着要恢复独立，我们从历史得知它必然要复兴自己的语文。」[57]虽然这和但以理书完全无关，但上述说法既适用于以诺书，应该亦适用于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有一些借用的字，这些字亦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特别是借用自波斯和希腊的字。罗理列出了他认为是衍生自波斯文的二十个字，[58]并探究其中多少个曾出现于旧约亚兰文译本（大约西元前一世纪或稍迟），结果十二个字持续地出现。为了有所对照，他使用高理（A. E. Cowley）从西元前五世纪的亚兰文纸草抄本所搜集到的二十六个波斯字，[59]结果只有两个字出现于旧约亚兰文译本，而两个字见于但以理书。他的结论是，亚兰文存留于但以理书中，表示该书的年代应较接近于旧约亚兰文译本之年代，而非西元前五世纪。纪群在回应时[60]指出，用几个字「来作统计的论证，基础未免过于薄弱」。他并认为应当和君王式亚兰文的字汇作一比较，包括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所寻得的亚兰文资料。此外，究竟研究的范围应针对那一类的字亦相当重要，因为有六个词在大约西元前330年之后便不复出现，而且旧约希腊文的译者并不能了解某些词语。纪群并进一步指出，但以理书中的波斯文字是古波斯文，亦即属于西元前约300年之前的时期。因此，这些证据支持较早而非稍迟的年代。纪群的结论是（77页）：「这些事实显示，但以理书的亚兰文其中带有的波斯字，出于西元前约300年以前。」

　　但以理书的亚兰文中还有一些希腊字，学者对此亦大作文章。对于一般的非专家而言，学者们的推论──这些字出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似乎毫无争论的余地，直到后来弄清楚但以理书的亚兰文中只有三个希腊字，而且它们全是乐器的名称。[61]希腊货品自西元前八世纪开始即已销售至整个古时的近东地区；而且在尼布甲尼撒时，希腊人显然已在巴比伦工作，所以在西元前六世纪，巴比伦有来自希腊的乐器且使用希腊的名称，实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在但以理书的亚兰文中，借用自希腊的文字如此之少。根据韩格尔（M. Hengel），「从多利买（Ptolemies）王朝的时代起，希腊文在耶路撒冷城被使用的程度日益增加。」[62]「由哲诺（Zeno）纸草抄本得知，在西元前260到250年间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贵胄及军事圈都通晓希腊文。到西元前一七五年安提阿古四世继位时，希腊文已相当普及，而且即使马喀比革命成功地争取到自由，也很难禁止希腊文之使用。」[63]「我们发现从西元前三世纪开始，巴勒斯坦的铭刻文几乎全是希腊文。」[64]基于这些证据，但以理书的亚兰文中只有三个希腊字（而且它们都是专有名词），表示但以理书的写作年代不大可能是西元前二世纪。「基于希腊和波斯的证据，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年代应在西元前六世纪末，西元前五世纪，或是西元前四世纪，但不太可能是西元前三或二世纪。后者的可能性并未完全被排除，但根据事实看来，它们的确比较不实际，而且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有道理。」[65]

　　纪群和罗理在亚兰文的年代上意见相左，不仅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新的亚兰文文献较前增加，也因为纪群在拼字法和语音学之间作一区别，而罗理却没有。「古老且高雅的亚兰文以腓尼基的拼字法开始，这在某些方面仅仅与亚兰口语的语音学近似；西元前八至五世纪亚兰文的语音转换，使得这些近似的拼字法成为完全是历史上古老的拼法。这些现象借着零星的语音学著作，以及君王式亚兰文的日常记载之中出现错误的古语，无意中表现出来。相对来说，在藉文士记录而流传的经典中，也就是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中，语音学的改变显示它们在拼字方面有现代化之趋向，可能就在西元前三世纪或者之后。」[66]如果我们给予此现代化一定的空间，那么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很可能在西元前六世纪末到西元前二世纪之间写成。

　　在接续的讨论中，虽然罗理反对纪群的论点，[67]但以色列的亚兰文专家古契尔（E. Y. Kutscher）在他针对早期亚兰文所进行的重要研究中，却支持纪群的看法，并对罗理的论调提出反驳。古契尔的研究并获得其他语言学家一致的好评。[68]但以理书的写作年代不能取决于语言学的证据，已成为普遍接受的事实，而且愈来愈多资料显明但以理书不可能是西元前二世纪源于西部之作。

注解：

[42]DOTT, p. 239.

[43]有关此主题的证据，见IOT, p. 1133.

[44]A. Lenglet, 'La Structure Littéraire de Daniel 2-7', Biblica, 53, 1972, pp. 169-190. 进一步的细节见section VI, below, pp. 59f.

[45]如见 P. R. Ackroyd, 'Criteria for the Maccabaean Dat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VT, III, 1953, pp. 113-132.

[46]LOT, p. 508, Driver's italics.

[47]Porteous, p. 7.

[48]D. F. Hinson,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2: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Study Guide 10) (SPCK, 1974), p. 129.

[49]D. Winton Thomas, 'The Languag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H. W. Robinson (ed.), Record and Revelation (Oxford, 1938), p. 383.

[50]W. J. Martin, 'The Hebrew of Daniel', in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p. 30.

[51]一般读者最容易取得的资料是 J. A. Montgomery 作品的摘要，收录在 ICC, pp. 15-20。其作品依当时对此主题之了解进行研究，并于1927年出版。

[52]H. H. Rowley, The Aramaic of the Old Testament (1929); 但亦请见 R. D. Wilson, in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by Members of the Faculty of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12), pp. 261-306.

[53]In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pp. 31-79.

[54]Ibid., p. 75.

[55]Ibid., p. 76. 巴勒斯坦亚兰文的证据发现于死海古卷中，特别是 Genesis Apocryphon 和 Targum of Job 。

[56]ZAW, 89, 1977, p. 276. 他提到 E. Y. Kutscher 的论证，即但以理书中的亚兰文在文法和造句上都带有东方之形式（in T. A. Seboe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1970, pp. 362-366), 卡克森并指出「但以理书中所谓的添头音的拼法，和他的理论──书中的亚兰文乃源于东方且年代较早──相吻合」。

[57]R. H. Charles, The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UP, 1963), p. 170.

[58]H. H. Rowley, The Aramaic of the Old Testament, p. 138.

[59]A. E. Cowley, Aramaic Papyri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Oxford, 1923).

[60]K. A. Kitchen, in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pp. 35-44.

[61]有关 symphōnia (RSV 作「风笛」) 之确认，见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pp 25f.

[62]Martin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I (Fortress Press, Philadelphia, 1974. 由 John Bowden 译自德文版的 Judentum und Hellenismus 2, 1973), p. 104.

[63]Ibid., p. 103.

[64]Ibid., p. 58.

[65]K. A. Kitchen, in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Daniel, p. 50.

[66]Ibid., p. 78.

[67]In a review, JSS, 11, 1966, pp. 112-116.

[68]E. Y. Kutscher in T. A. Seboe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pp. 400-403; M. Sokoloff, The Targum of Job from Qumran Cave XI (Ramat Gan, 1974), p. 9, n. 1. A. R. Millard, EQ, XLIX, 2, 1977, pp. 67-68. 又见 L. Dequeker, The 'Saints of the Most High' in Qumran and Daniel (Leiden, 1973), p. 131, and Delcor, pp. 31-33, 上述二书均收录了古契尔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