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處於一個新而變動的時代。在此前一個世紀印刷術的發明改變歐洲,約翰‧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ca.1398-1468)於1439年發明活字體印刷技術,帶給歐洲文明重大的改變。不同於傳統的手抄本聖經,以印刷技術完成的古騰堡聖經於1455年首版印行,為聖經的流傳與普及帶來許多便利。此後,聖經的印行流傳與迅速的消息傳遞為後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進展預先鋪路。其次,歐洲世界觀的改變連結於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公元1492年哥倫布(C.Colombo,1451-1506)率領船隊「發現」美洲新大陸。而斐迪南‧麥哲倫(F.de Magallanes1480-1521)和他的船隊於1519-1522年間首度環繞地球一周(1519年八月十日-1522年九月六日)。
人文主義的主張「回到源頭」(ad fontes),[1]喚起人文學者研讀古希臘與古羅馬的古典著作。原始的聖經不是以拉丁文,而是以希伯來文(舊約)和希臘文(新約)寫成。閱讀古典著作與聖經,發展出更精細的批判技巧與解釋方法。伊拉斯莫斯(D.Erasmus,1466-1536)出版經文校勘版本的希臘文新約(1516初版、1519再版)之後,逐漸挑戰並弱化了拉丁文版本武加大聖經(Vulgate)的權威,因為後者有些經文翻譯不夠準確,以致神學的說服力遭受質疑。而隨著閱讀古典著作或聖經,也發展出更精細的解釋與批判技巧。這主張影響後來宗教改革運動,強調聖經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來源。此外,隨著當時科技的發展和語言的新發現,形成十六世紀變動與改變的時代。這些因素都有助於宗教改革的進行。
十六世紀人心普遍對中世紀天主教的不滿,而馬丁路德(1483-1546)於1517年在威登堡教堂張貼的九十五條論證展開宗教改革。宗教改革者質疑與挑戰傳統天主教教義、與中世紀的解經與解經方法。
不同於天主教──教會是權威的主張,改革派強調,唯有聖經是最後的權威。聖經解釋是最重要的方法入門,它不只是保護福音或拯救靈魂,也構成攸關生死的大事。聖經解釋與神學運用影響了生活的各層面,包括講道、聖禮、婚姻/離婚、家庭生活、經濟與消費、甚至政治生活。[2]
注:
1. 拉丁文ad fontes原意是「到泉源」,源自武加大拉丁文聖經詩篇41:1(和合本42:1):「如鹿渴慕泉源」。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以「回到泉源」一詞來摘要一種理念,重新研讀希臘文或拉丁文古典原文著作,或是原文聖經,來瞭解原始事件的真相。而宗教改革運動強調聖經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來源。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共同理念是,最原始與基本的來源是健全知識的基礎。Erasmus of Roterdam (1469-1536)強調,最重要的是找尋泉源本身,亦即希臘文和古代語文。參考J. D. Tracy, “Ad Fontes: The Humanist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 as Nourishment for the Soul,” inChristian Spirituality II: High Middle Ages and Reformation,ed. Jill Raitt (New York : Crossroad, 1987), 252-267.
2. 參考J. L. Thompson, “Calvin as a Biblical Interpreter,” 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Calvin, ed. D. K. McK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