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示录与一般启示文学
启示录是启示文学的一个公认例子。「启示文学」是现代的名词，指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一百年内所流行的一组文学著作。这个名词的定义并不太简明，因为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与别类文学也有不少的重复。但一般来说，启示文学是指历史伟人（例如亚伯拉罕、摩西、或以斯拉）从天上（例如藉天使）所得的启示。
启示文学的信息多是以极生动（有时濒于怪诞）的象征作为传递的媒介。此等信息的出现往往是在苦难之中。作者坚决的相信，读者所遭的困苦不是一条末路，到了时候，神必施行拯救，必会消灭那恶者；而神的拯救往往又是与弥赛亚的降临，神国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启示文学的作者对其当代是抱悲观态度，不相信人藉己力可以战胜恶势，只有神才能胜过恶者。也许因为重点在神，所以这一类文学很少涉及道德的教训。恶者的权势不是道德提高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全凭神大能的干预。启示文学中不乏借先知伟人的口所重述的历史。此等「预言」，当然，都可以不折不扣的应验，但只是到作者的年代为止，涉及未来的事则是「含糊」的，因此学者们不难以此破绽断定作者的年代。 将启示录列入启示文学也是不无道理。不错，启示录与其它启示文学一样，也是充满启示性质的象征，这些象征有时很难解释，还有，启示录也是期望神国的降临，新天新地的建立。启示录且也提及天使，或由天而来的启示。但有几点，启示录与其它启示文学是分庭抗礼，迥然不同的，简列如下：
1. 启示录作者屡次自称所写的是预言（一3；二十二7、10、18～19）。启示文学与预言文学是不同一类的，而启示录的作者自称属于预言的传统[15]。启示录与预言文学一脉相传的就是启示录所传递的是神的话（一2）[16]。
2. 启示录又具有预言文学的另一特色，就是道德公义的坚持。悔改的信息贯通整本启示录，其中尤以七封信中对教会的警告悔改的要求（二5、16、21～22，三3、19）是最典型。
3. 启示文学是以历史名人的名义来写书，因此是半隐名之作。但启示录的作者自道名姓，清清楚楚（一4）[17]。
4. 一般启示文学的特色是悲观，启示录则不然。约翰虽然相信撒但在末世将猖獗横行，但他并不认为他所处的世代是完全掌握在魔鬼手中。历史对约翰而言，正是神成全救赎的舞台。在启示录中，罪恶虽被暴露无遗，但书信的基本观点是积极乐观的。
5. 一般启示文学的作者是借预言之名回顾历史之实。他们假古人的名义，预言未来之事直至作者自己的世代为止。启示录却完全两样，乃是承袭先知的传统，以作者的时代为出发点，预言将来之事。
6. 赖德（G. E. Ladd）认为「在启示录中，历史与末世论之间有一种抗衡的关系。书中的兽是罗马帝国，同时又是末世论中的敌基督；但二者相同却绝不相等。当时亚细亚的教会固然遭受逼迫，但第一世纪的历史却没有任何记载是与启示录描绘的逼迫情况完全吻合。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与未世论中敌基督在启示录中阴影相重相迭，难分难辨。启示录以末世论来解释历史；恶势力在罗马手中正是末世论的具体应验」[18]。
7. 一般启示文学充满离奇古怪的异象，且有天人天使甚至神自己从旁详加解释。异象的全部信息往往也会靠这些解释而产生。启示录中间也有类似的讲解（例如天使解释骑朱红色兽，穿朱红色衣服的妇人的奥秘，十七7以下），但一般来说，启示录只记述异象，而将解释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
8. 一般启示文学是仰望弥赛亚之降临，期待这位降临的弥赛亚在人类历史上成就新事。但在启示录中，新事已经成全，弥赛亚已经来过，而且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并且还要再来。约翰笔下，自创世以来已被宰杀之羔羊令人印象至深，这羔羊就是已来的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已奇妙的因着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大获全胜。羔羊身上有死的印证，却同时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註解：
[15] 参 M. Dibelius：「启示录一个绝无仅有的特色就是启示的知识与逼切的预言完美的配合，这是别处所找不到的。」（A Fresh Approach to the New Testament and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 1936, p.124）
[16] A. Wikenhauser 认为启示录并非研究时兆、默想时兆而写成的作品，启示录乃是震撼心灵的先知经历，「作者是个纯正的先知；先知的意识情怀贯通全书」（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Herder, 1958, p.545）。
[17] 参 Wikenhauser：「启示录乃一本纯先知书的最大证明就是作者敢用自己的真名，写毫不留情的信，指责当时真正的教会。这种做法是希伯来启示文学中绝无仅有的例子。」（如上）
[18] Walter A. Elwell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Baker, 1984）, P.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