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圣经是什么？

　　　圣经到底是什么？任何一位希望理解这本经书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关于如何看待这本独一无二的圣经，可谓众说纷纭。今天很多人认为：圣经只是一本年代久远、晦涩难明的书（一本“童话故事书”），被某些人（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赋予了特殊的权威。此外，有一些专业的诠释学者则将圣经视为由多个世纪以前中东地区的虔诚人士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汇编。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大部分或小部分圣经内容是上帝的话语，其余只是有趣或无趣的次要信息。这样的定义清单还可以罗列得更长。

　　　虽然观点众多，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似乎被大多数人所忽视：圣经是如何论及自身的呢？或者说，耶稣基督是怎样看待圣经的？祂对于圣经作了怎样的见证？范.布鲁根博士所著的《基督教指南》（ Dr. J. van Bruggen, The Compass of Christianity.Kampen: 2002） 一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布鲁根博士显然不是唯一引发这类关注的作者，但他那本书的优点是相当易读，并且具有很强的护教性。

　　　在针对圣经是什么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纷繁意见中，特别醒目的是古典改革宗的信仰告白。 1561 年，德布利（ Guido de Brès）在他起草的《比利时信条》（ Belgic Confession of Faith）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们承认，上帝的话语不是出于人意或发自于人意， 而是属上帝的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正如使徒彼得所说（彼后 1:21）。此后，出于对我们特别的眷顾和对我们得救一事的极其重视， 上帝吩咐祂的仆人，即众先知与使徒， 将祂所启示的道记录成文；祂也亲自用手指写下两块法版。因此，我们称这些作品为圣经。（第三条）

　　　我们接受，且只接受这六十六卷书为神圣的正典，用以规范、奠基并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书卷中的一切内容， 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接受并认可它们，更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它们都来自于上帝；并且这些经卷本身也证明它们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即使是瞎眼的人也能明白， 其中所预言的事正在应验。（第五条）

　　　我们信条中的这些宣告是本书的出发点。

　　　2. 圣经的属性

　　　很早以前，改革宗神学家们就已经明确提及圣经所具有的属性。我们的先辈如此宣告绝非无缘无故，更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作复杂的区分。实际情况是，圣经属性的教义是在与各种异端的争战中锻造而成的。改革宗神学家宣称圣经具有四种属性： 必要性，清晰性，完备性和权威性。显然，圣经的清晰性和完备性的教义主要是在与罗马天主教的争论中形成的。而就圣经的必要性这一教义而言，其锋芒主要体现在反击重洗派的论战中——尽管这也是与罗马天主教神学争议的焦点之一。

　　　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 即便上帝话语的这些属性从来没有被挑战过，它们仍然是改革宗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圣经本身就教导了其权威性、必要性、完备性和清晰性。圣经属性的主题对当代的适切性丝毫不亚于四个世纪以前。有关这一主题的争议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在本章， 我们会逐一考察圣经的属性。

　　　当然， 我们不会全面探究所有的细节——那是系统神学的任务。 不过， 既然这本书是关于如何诠释圣经，那么以上的考虑无疑是必要的。

　　　圣经的必要性

　　　有关圣经的必要性，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圣经和教会，谁的地位更重要？换言之，教会的存在是依托于圣经吗？抑或圣经的存在是依托于教会？另外，拥有圣经知识对得救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吗？有无可能圣灵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或通过其他方式，在人的心中直接做成救恩？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这是我们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在某些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场合，教会并不是非得有圣经不可；但反过来讲，圣经的诠释和提升却需要依赖教会，如此才能建立它的权威。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教会是完全可能独立生存的——只要想想摩西以前的上古时期就够了。而脱离了教会，圣经的保存则是难以想象的。甚至圣经的作者们都是从教会里脱颖而出的！简言之，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不过，这场战役中还有另外一条战线需要留意。16世纪，改教者和重洗派之间就圣经的必要性问题产生了重大的争议。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把圣经称为一座巴别塔，如同一个充满混乱的城市。另一位重洗派人士汉斯.邓克（Hans Denck）则宣称在圣经里发现了许多前后矛盾之处。而在1535年明斯特这座城市爆发骚乱期间，城内有一个疯狂的行刑者杨.范.莱顿（Jan van Leiden），此人的岳父伯恩哈德.尼伯多林克（Bernhard Knipperdollinck）竟然想要彻底废弃整部圣经！

　　　我们需要意识到，上述观点并非彼此孤立无关，而是教会历史中某个运动的一部分。在那场运动中，圣经和圣灵被置于对立的地位上，似乎它们是相互冲突的。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在他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867）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关于神秘主义（mysticism）的历史性和基础性纲要，同时也关注了圣言和圣灵之间的关系问题。[1]

　　　在针对罗马天主教和重洗派的两条战线上，改教运动都持守了圣经的必要性原则。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问题与罗马天主教的立场有关。倘若圣经对于得救是必需的，那么在神圣启示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写下来的年代，那时候的信徒是如何得救的呢？此外，上帝的许多儿女在摩西以后死去，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圣经全部的正典，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我们的回答是，圣经的必要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必要性。圣经是必要的，因为上帝想要如此，这是祂预先定下的旨意（照巴文克的话说[2]），是从“上帝预定的美意”（ex hypothesi bene placentiae Dei）而来的必要性，例如，上帝当然能够设定不同的预旨；祂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将生命赐给祂的教会，并保守他们存活。这对上帝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上帝喜悦以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也就是用祂自己的圣言来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在那些日子里还没有成文的道（话语），但上帝的道已经存在！上帝的教会所拥有的生命活力从来不是从其自身而来，而总是从上帝成文的道或不成文的道而来。安东尼.瓦流斯（Antonius Walaeus）说：“尽管我们承认，上帝甚至在今天仍然可以无需圣经就能够聚集和保护祂的教会，正如祂在古时所做的那样，但我们还是要确定地说：圣经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若没有圣经， 教会将无法存活下去…”[3]

　　　脚前的灯

　　　在圣经的清晰性方面，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议同样存在。罗马天主教神学宣称圣经是晦涩不明的。他们列举了很多难解的经文，围绕这些经文的诠释困扰了多个世纪以来的许多人。罗马天主教会刻意地利用新教阵营的分裂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的宣告，即：将圣经放到普罗大众的手中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正如荷兰的谚语所说，每一个异端分子不都有支持他的圣经经文吗？罗马天主教会质问说，新教徒不是同样有对圣经阐释的巨大需要吗？如果撇开历代大公会议的决议和解经家们的主张，新教徒能够做出正确的阐释并理解圣经的意思吗？新教徒不是也持守某种传统吗？简而言之，圣经只有被保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时，才是非常有价值的。圣经并不能成为它自身的诠释者……按照这样的思路，罗马天主教得出以下结论：
圣灵作为圣经的正当作者，是圣经真正的诠释者， 但圣灵也使用祂的工具来达致这一目的，即使用教会来诠释圣经。然而，对罗马天主教会来说，教会的权柄等同于教宗的权柄。因此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任何学术性的解经都必须服从教会的教义权柄。显然， 在谈论罗马天主教会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个古旧的、官方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系统。

　　　改革宗神学如何回应上述观点呢？答案很清楚：我们教导圣经的清晰性。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理解圣经的清晰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位牧师在要理问答课上向他的学生提问说：你们认为圣经是清晰易懂的， 还是复杂难懂的？得到的答案恐怕不会符合他的期待。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弄明白，圣经的清晰性不是什么。当我们谈论圣经的清晰性，意思并不是说：在圣经里面没有人类智慧所不能理解的奥秘。事实上，这一类超越人类理解力的奥秘是清楚存在的，比如三位一体。此外，我们的意思也不是说，对圣经的解释和阐述都是不必要的。解释和阐述当然是必要的！任何一位真诚的改革宗人士都会承认，真正的讲道是由对上帝话语的阐明和应用构成的。改革宗信仰团体迄今为止涌现了大量才能出众的解经家。

　　　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以个人主观主义（ individualistic） 进路解读圣经的方式，意味着在处理上帝话语的时候完全无视健全解经所应遵守的规则；这样的做法已经对信仰造成严重的危害，并导致无穷无尽的混乱。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坚持宣称圣经是清晰的。这里的清晰是指：任何想要得救的人，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通向救恩的道路。圣经里确实记载了一些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来说“难以明白”的事情（彼后3:16），这不仅是针对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奥秘，更是道出了我们的理解力被罪所蒙蔽的事实。当一个盲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太阳不存在，这句话其实和太阳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反映出他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太阳照常升起，阳光依旧灿烂。因此，诗篇119:105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在当今的时代，有一种观念认为：任何人只要认真学习，正确使用他们的理解力，并参考优秀的注释书，就能够明白圣经。我们必须发出警告，要提防这样的观念。有时候人们甚至相信，使用最先进的圣经电脑软件就确保能够获取对经文的最佳理解。这实在是大大高估了我们被罪蒙蔽的理解能力，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圣经的话语。“因为属血气的人既不能领受，也不能明白上帝圣灵的事”（林前 2:14，新译本）。诚然，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自认为“经历过启蒙运动教育”的人是难以接受的。然而，为了明白圣经，我们需要其原始作者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重生和光照的工作。

　　　祂的话语是完备的

　　　圣经的第三个属性是它的完备性或充足性。这是与罗马教廷交锋的另一条战线。罗马天主教神学宣称教会传统给圣经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增补内容。罗马天主教人士宣称，教会所持守的许多教义并不能从圣经的字面上直接找到，比如对三位一体、基督二性的联合、婴儿洗礼等教义的详细阐述。而教会传统确实教导了这些事，因此这就成为了圣经非充足性的证明。也许没有 谁能比莱林斯的文森修斯（ Vincentius van Lerinum）更简明、 清楚地论述了传统的含义；此人是 5 世纪一位反对奥古斯丁的半伯拉纠主义者。他在一篇名为《告诫》（ Commonitorium） 的论文中宣称，被如此之多的不同方式诠释的圣经，必须按照传统制定的规则来解读。接下来是他的那句名言：“我们应该至为谨慎，务要保证我们所坚定持守的信仰，都是那些在各地方、各时代、被众人所共同相信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性。”顺便说一下，在教会的教义应当包括什么内容的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会从未恪守以上的三项标准。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体系中你会发现， 有太多的东西并不是在各地方、各时代、被众人所共同相信的。

　　　罗马天主教神学经常指出，在新教里面同样有很多的传统；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摒弃传统而生活。这么说是正确的。只有自立教派人士（ sectarians）认为他们可以没有任何传统。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常常另起炉灶开启信仰的新纪元，并且设想教会历史只能从他们出生那天算起，或从他们所景仰之领袖的诞辰算起。这绝非改革宗信仰的观念。那些将我们和我们的信仰先辈们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传统，对我们而言价值不菲。我们必须对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历史所传递给我们的一切遗产心存感激。这些传统的大部分内容，你并不能在圣经里找到字面上的对应陈述。比如，我们可以想一想，和生活方式有关的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只有圣经主义者（Biblicist）和自立教派人士，才会试图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要坚持找出一段圣经经文来作为赞同或反对的依据。然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此，我们和罗马天主教会的争议并不是关乎传统是否有价值、有必要的问题。巴文克简明扼要地指出争议的重点： “罗马天主教想要一个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传统……而宗教改革运动只承认那些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并从圣经里产生的传统。”[4]我们必须不停地自我查问：我们和传统之间的关联，是否摒弃了罗马天主教的特征？愚昧的人心非常容易倾向于教导“人的规条”（太 15:9，新译本），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如此。

　　　3. 圣经权威的基础：圣经本身

　　　最后我想谈一谈圣经的权威性。上帝的教会在论及圣经权威的议题时，历来主要听从圣经本身的宣告。教会对于圣经的观点并不是决定性的！教会从来没有建立圣经的正典。教会只是忠心地接受正典，这是公元 393 年的希波大公会议（synods of Hippo Regius） 和 397 年的迦太基大公会议（synods of Carthage） 所确认的。教会并没有将权威赋予正典——她只是臣服于正典的权威之下。在这一点上改教神学与罗马天主教神学产生了深刻的冲突。罗马的教导是： 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可以有教会存在；但若没有教会，绝不可能有圣经存在。而改革宗的立场可见于《比利时信条》 的第五条：“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书卷中的一切内容， 不仅是因为教会接受并认可它们，更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它们都来自于上帝……”

　　　我冒昧地将上述引文中的“ 不仅是因为教会接受并认可它们”作了强调。德布利的意思并不是说：教会关乎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无足轻重。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但常常被错误地引用）：“ 除非他受大公教会权威之感动，否则他不会相信福音”[5]。当一个人有幸在恩典之约的治理下长大成人，并得以领受这样的讲道，即教导教会里的孩童应当顺服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之下，这实在是一个祝福。从这个角度而言，奥古斯丁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若有任何人说：教会的言论构成圣经威的基础，他就大错特错了。圣经的权威并非来源于教会或教会对圣经所发表的言论。圣经权威的根基立定于圣经自身。换言之，圣经是自我证明的。

　　　圣经是自我证明的

　　　改革宗的立场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是循环论证：我们相信圣经的可靠性，因为圣经证实它自己的可靠性！但这样的指责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人们常常不得不相信彼此说的话——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然，请求我们相信他说话算数、一言九鼎的那个人是谁，这很重要。某些人明显就是比其他人更可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人所说的话是我们可以信赖和指望的，因为他们诚实正直。难道那位有着至高尊荣的上帝，就是名为“ 那诚实作见证的”、又宣称“上帝非人，必不致说谎”的那一位，不配得到我们的信任吗？如果我们用存在于上帝的话语之上、之外的任何其他证据作为建立上帝话语可靠性的基础，这是对祂的真理的尊重吗？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看待以上所引用的《比利时信条》的第五条，其中说到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正典经卷里所包含的一切内容，“更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它们都来自于上帝；并且这些经卷本身也证明它们是从上帝而来的”。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简而言之，圣经对我们具有权威，因为内中的经卷以权威的身份展现给我们。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先看旧约：基督关于希伯来圣经（Tanakh，塔纳赫）所说的话是（或应当是）决定性的。一段著名的经文是：“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 5:39）。然而不仅救主的这句话揭示了祂对于旧约经卷的态度，祂的全部言行始终都对圣父的话语（ 记载于摩西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Writings]，三部分统称为希伯来圣经）中表达了极大的尊重。关于使徒们论及希伯来圣经的态度，新约中最常被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 3:16：“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节经文对于支持圣经的默示性极为重要。

　　　另一节重要经文可见于使徒彼得的文字中：“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 1:19-21）我们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知，不论对基督自己，还是对使徒们而言，旧约圣经都是永生上帝所发出的权威和神圣的话语。正如诗篇12:6所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接下来的问题是：以上的宣告对于新约的书卷是否同样真确。我们必须承认，新约中并没有一处经文在字面上确认了新约 27卷书的神圣权威。然而，启示录22:18-19 中的严肃警告并非只适用于圣经末尾的这卷书；根据荷兰钦定版圣经的注释49，这些话也是对“全部圣经的总结”。此外，路易.伯克富（Louis Berkhof）在其所著的《圣经诠释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1950）中指出，关于圣经的默示教义，有“累积的证据”可作支持，即：圣经的经卷是逐步累积而成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断，新约的著作也是具有权威性的、被默示成文的上帝话语的一部分。 伯克富提醒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2:13 中使用的是现在时态：“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

　　　巴文克也提出论证来支持这一陈述，即新约圣经向我们展现为有权威的上帝话语[6]。 根据巴文克的观点，在整部新约中，耶稣基督的见证是神圣、真实和绝对可靠的（参约1:18；17:6；启 1:5）。耶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祂确保了自己的见证会以纯粹无误的形式传递下去。祂使用使徒来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耶稣言行的见证人。当使徒们记录这份见证时，圣灵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赋予他们资质，使他们有能力胜任这一工作，并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书写见证时，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和基督所说的拥有同样的权柄。巴文克说：“他们的著作是一种特殊的见证。”他又说，绝大部分的使徒著作从最开始的时候，即当它们在各地教会被宣读、被众人知晓时，就具有了权威。“圣经书卷的正典性根植于它们自身的存在。”

　　　圣经的默示

　　　在以上列举的经文和其他经文依据的基础上，改革宗神学教导圣经逐字默示的教义。默示（Inspiration）是一个源于拉丁语的词汇，其对应的希腊文单词是theopneustie，这个词出现于提摩太后书 3:16；英王钦定版圣经将其翻译为 given by inspiration of God（受上帝之灵感所赐下）。上帝圣灵的默示既临到圣经的作者身上，也临到他们所写的著作上。所以改革宗立场的稳健表述是：圣经的作者是受到默示的，并且全部圣经都是默示成书的上帝话语。

　　　圣经的默示涉及原文（original text）。原文的意思是指“原作手稿”（autographs），即圣经作者本人的真迹手笔。和坊间流行的说法相比，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设想这些原始文本的存在。圣经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综合体，其中包含大量对永远无法理清头绪的原始文本所作的编辑整理。不，圣经是“属上帝的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 1:21）。此后，出于对我们特别的眷顾和对我们得救一事的极其重视，上帝吩咐祂的仆人，即众先知与众使徒，将祂所启示的道记录成文”[7]。

　　　文本批判学（textual criticism，或译为“经文鉴别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保存至今的成千上万份抄本（apographs），尽可能接近地确定原始文本的样子。文本批判学和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 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尽管我们可以推断说，那些经常被视为文本批判领域的权威人士，往往也会提出一些批判圣经的假想理论。这种做法有时会喧宾夺主、遮蔽正题。我想呼吁人们重视“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的价值；这份新约希腊语文本构成17世纪编译荷兰文和英文钦定版圣经的依据和基础。20世纪以来，此文本类型（通常称为“拜占庭文本”）理应得到比常见的待遇更高的评价和推崇。范.布鲁根在《新约的文本》（De tekst van het Nieuwe Testament，1976）一书中支持公认文本的可靠性。

　　　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圣经默示的性质是什么？在改革宗新教徒的观念中，一般认为圣灵有机地（ organically） 默示了圣经作者。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记录神圣启示时，上帝的灵将人当作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物体来对待。人们有时强调默示的有机特征，是为了过分强调圣经成书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改革宗教义内，宣称圣灵喜悦使用圣经作者的天赋、体格、智力恩赐和发展、情感生活、劳苦和研究，这是完全合乎正统、适当合理的。圣经形成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是可以被提及的。然而，我们对于默示的有机性质的谈论，绝不可以在认信改革宗立场的教会中成为一道“后门”，因为这样会出人意料地让那些在教会前门被拒之于外的圣经批判学观点又借机从这里偷偷溜进来。

　　　圣经是一名基督徒最宝贵的财产。他高度尊崇上帝的话语，并爱慕它， “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诗 119:127）

注解：
[1]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I, 61-103.
[2]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I, 439.
[3]Synopsis II, 7.
[4]Reformed Dogmatics, I, 464.
[5]“Evangelio non crederem, nisi me catholicae ecclesiae commoveret auctoritas”.
[6]Reformed Dogmatics, chap. 13.
[7]Belgic Confession of Faith, Articl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