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贖歷史與當前應用

　　　舊約到新約時代道德尺度的變化，有時候是因為文化背景的改變所造成，這一點在我們處理判例法的時候會特別明顯（有關判例法 case law 和明文法 apodictic law 的區別，詳見第八章）。但是文化的演變並不會更改判例法背後的道德原則。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都提到婚姻是永遠的這項基本道德原則（創世記二 24 的暗示；瑪拉基書二 14-16 ；馬可福音十 2-12 ，及其平行經文）。但是在舊約中，仍有規範離婚和再婚的條例（申廿四 1-4 ）。在馬太福音五 32 和十九 19 ，也有所謂的例外條款，當一個不信者離棄配偶時，保羅似乎容許離婚（林前七 15 ）。在個案的應用上，可能會因為文化因素而有所差別，但在這些差別背後，原則還是不變的。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離婚這項議題的爭議，關鍵並不在於各方對不變的原則有所歧見，而在於要如何將這些原則應用於我們的文化環境中。

　　　不過有時候道德應用上的轉變，也是基於救贖歷史處境的不同。這一部份我們主要可以參考割禮以及律法儀禮層面的例子（見第五章，救贖歷史情境）。

結 論

　　　任何文本的意義，其基礎都在於它是如何在原本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下運作的。而既然任何文本都要從它的人世背景來理解，聖經也絕不能例外。文法歷史解經法是用來發掘原始核心意義的方法。為達成這項任務，需要探討論述的文字元素（單字和語法）、研究作品的文本及社會文化背景，並鑑定其文體屬性，而且我們必須始終保持與文本之間的距離。

　　　然而，文法歷史解經法只能確立起始的基礎，而不能涵蓋經文全部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所有的經典文本都會產生超越原歷史背景的意義，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歷史的演進有明確目標，而聖經所談的正是神如何逐步推行祂的計畫。早期的啟示預期並指向了後來的啟示，這樣的說法之所以成立，在於聖經的作者是神。因此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章 16 節，才能將舊約的「子孫」解釋為指向基督，因為究極而言，亞伯拉罕真正的子孫只有一位，只有一個人真正有資格作為諸般應許的繼承者，那就是耶穌基督。

　　　但如果我們容許文本的意義超越文法歷史解經的範圍，接著要面臨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採取什麽樣的檢驗標準，才能確定一項並非出自文法歷史方法的詮釋，真的出自於神呢？以下是我們提出的原則：

　　　1 ．任何出於神的經文引申詮釋，和凡人作者的原意之間，必然有明顯、內在的自然關係。凡人作者的原意可以透過參考前後文得知，我們對於文本背後更深屬天意義的探索，也是由此開始。

　　　2 ．出於神的經文意義必然與全本聖經的整體啟示一致。我們能夠從凡人作者的原意出發，進而擴大解釋經文，所憑藉的正是全本聖經的整體啟示。

　　　3 ．出於神的經文意義必定會在某方面指向（但未必需要直接提及）神透過基督對祂子民的救贖；也就是說，它必須能融入救贖歷史的架構、並以基督為焦點的，而且能適用於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