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了历史前千禧年论和时代论之后，现在似乎可以恰当地开始对其进行评估了。但进行评估还是为时尚早，因为要以《圣经》来反驳上述这两种观点的话，还需要先熟悉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这两种观点。故而，我们要将评论推迟到下一章，现在先讨论一下余下的这两种千禧年教导。

　　1. 对术语的评论

　　在介绍千禧年这一话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各种千禧年立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基督的再来是前千禧年的还是后千禧年的。我们目前已讨论过的两种观点都教导，基督的再来发生于千禧年国度建立以前，而余下的这两种观点则都认为，基督的再来将发生于千禧年之后——因此是“后”千禧年论。

　　之前我们还提到过“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这两个术语所涉及到的难点。不论这两种观点之间有着何种差异，其框架结构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得以将其与前千禧年观点区分开来。这一特征就是，认为基督的再来将发生于千禧年这一阶段之后，并且基督的再来将结束救赎史的现今阶段，随即便会进入圆满状态。

　　我们应该会注意到，“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这两个在今天很常用的术语，其实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在接下来的部分当中，我们会进一步讨论“无千禧年论”这一术语，然而“后千禧年论”这一术语，时至今日一直被用来描述但凡认为“基督的再来将发生于千禧年之后”这种观点的所有形式，当中就包括如今被区分成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后千禧年观点和无千禧年论观点的差异在教会历史上长久存在着，但这种差异直到近代才得以用这两个术语被详细描述了出来。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后千禧年论”这一术语的使用也还只是一般层面上的。例如，华菲德（B. B. Warfield）就注意到“前千禧年的”以及“后千禧年的”这两种提法是“令人遗憾的”，但华菲德显然也认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霍志恒（Geerhardus Vos）在其 1930年出版的著作《保罗的末世论》（The Pauline Eschatology）中，将自己的观点与后千禧年论的一些形式区分开来，但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观点从更为基本的意义上说，是有别于前千禧年论的后千禧年论。他对前千禧年论的讨论完全表明，他认为各种末世论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前千禧年论和后千禧年论之间的差异。或许更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于 1915年推出首版，后又于 1929年至 1930年间推出修订版的《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并没有提到无千禧年论，但却提到了后千禧年论。在那一历史时期，不论观点当中的差异如何，所有否定前千禧年观点的人，都被归入了后千禧年论者的行列[142]。

　　注解：
　　[140]见 Selected Shorter Writings, 第一卷 (Nutley, New Jerse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0)，第 349页。
　　[141]见《保罗的末世论》 The Pauline Eschatology，第 226-260页，霍志恒在这里讨论了使徒保罗末世论中的“锡利亚主义/千禧年说”这一问题。
　　[142]或许打个比方能有助于解释这一术语上的难题。美国南北内战还未开始，在这场酝酿中的纷争里，双方之间的差异就已经存在了，但所有美国公民首先还都是美国人。只有在战争爆发之后，“北方人”和“南方人”这两个术语才具有了“敌对者”这一尖锐化的含义。同样，在“无千禧年论”这一术语被发明出来将后千禧年论区分为两种形式之前，所有认为基督的降临会发生于千禧年之后的人，都被成为后千禧年论者。只有等到更为近代的时候，才明确区分了这两种后千禧年论，甚至明确区分了描述这两种观点的用词。

　　2. 简要的历史回顾

　　有关定义和术语的问题对如何回溯后千禧年论的历史也产生了困扰。一些持后千禧年论的著书者认为，后千禧年论是基督教会在末世论上的主导立场[143]。还有一些人则更为谨慎，只是认为后千禧年是在改革宗传统中为许多人所向来持有的重要立场[144]。既然唯有在后千禧年论含义的达成共识上，这种争论才能最终解决，因此我们对后千禧年论历史的审视，在其所主张的内容方面，将会是较为简明适度的。

　　注解：
　　[143]例如：肯尼斯·金特里（Kenneth L. Gentry, Jr.）所著的 He Shall Have Dominion，第 77-91页。
　　[144]例如：威廉·大卫·戴维斯（John Jefferson Davis）所著的 Christ's Victorious Kingdom (Grand Rapids: Baker, 1986)，第 16-22页。除了肯尼斯·金特里和戴维斯的研究，此部分的后千禧年论概述同时也基于下列资料：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所著的《千禧年论》（The Millennium）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57)，中文版，赵中辉译（台湾：改革宗出版社， 1986年）；马塞勒斯·凯克（J. Marcellus Kik）所著的 An Eschatology of Victory；肯尼斯·金特里（Kenneth L. Gentry, Jr.）所著的 `Postmillennialism'，收录于 Three Views on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由Darrell L. Bock编辑，第 11-57页；以及 Keith Mathison所著的 Postmillennialism。

　　后千禧年论究竟是不是改革宗传统的主要立场？虽说这并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改革宗传统中的确出现过一些后千禧年观点最为重要的表述。尽管许多持后千禧年论的著书者都声称约翰·加尔文是持后千禧年论观点的，然而恐怕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加尔文表达出了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后来那些更为明显表现出后千禧年观点的长老会及清教徒的著书者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说到后千禧年论近现代诸多形式的起源，通常会提到到一个叫作达尼尔·惠特比（Daniel Whitby）的圣公会信徒。他于1703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新约释义及评述》（Paraphrase and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但在该著作出版的同时，甚至在这之前，许多清教徒著书者，例如：托马斯·布赖特曼（Thomas Brightman）、约翰·科顿（John Cotton）、以及约翰·欧文（John Owen），就已经在主张一种后千禧年论的观点了。1651年，欧文在英国下议院讲了一篇道，题目为《基督的国度》（The Kingdom of Christ），当中表达出了他确信万国万民都要归信主，并伏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还有一种普遍的认同：1658年问世的、由公理会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萨伏伊宣言》（Savoy Declaration），表达出了后千禧年论的观点[145]。

　　注解：
　　[145]该宣言中有这样的陈述：“我们盼望在末后的日子，敌基督者被摧毁，犹太人蒙呼召，敌对上帝爱子国度的被打败，因着与光和恩典自由而丰盛地相交、基督的教会被扩张和建造，从而在世上得享更多的安宁、平安、荣耀”（第二十六章；引用自 Philip Schaff所著的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第三卷：The Evangelical Protestant Creeds [1931; repr.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5]，第 723页）。

　　或许后千禧年论最为鼎盛的时期发生在北美，首先是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著作及讲道推出的时候，第二次发生于整个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早期。爱德华兹在其著作《救赎史》（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中，明确表达出了自己的后千禧年论立场。该著作教导，在不久的将来，基督的国度就要得胜，而恶者的国度要彻底毁灭、沦为荒芜之地。之前后千禧年论在颇具影响力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传统中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有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 Archibald Alexander）、J·A·亚历山大（J. A. Alexander）、A·A·贺智（A. A. Hodge）、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以及 B·B·华菲德（B. B. Warfield）。虽然在包括了罗伯特·路易斯·达布尼（Robert Lewis Dabney）、石威廉（W. G. T Shedd）、以及詹姆斯·亨利·桑威尔（James Henley Thornwell）的许多保守长老派神学家中，后千禧年论的观点尤其突出，但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神学著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包括浸信会神学家奥古斯都·史特朗（Augustus Strong）和斯科茨曼·帕特里克·费尔贝恩（Scotsman Patrick Fairbairn）。

　　进入 20世纪，后千禧年论的影响力大幅度降低。一些持后千禧年论观点的著书者，如马塞勒斯·凯克（J. Marcellus Kik）、约翰·杰弗逊·戴维斯（John Jefferson Davis），以及伊恩·默里（Iain Murray）[146]，继续表达出一种更为传统的后千禧年论。然而到了更为近期的时候，许多后千禧年论的拥护者都是“重建论者”（ reconstructionists），或是“神律论者”（theonomists）。在这些重建论后千禧年论者当中，主要人物有鲁沙斯·路斯德尼（Rousas J. Rushdoony）、格雷格·帮森（Greg Bahnsen）、加里·诺斯（Gary North）、大卫·奇尔顿（David Chilton），以及肯尼斯·金特里（Ken Gentry）。或许是由于重建论运动容易引起争论，后千禧年论在今日时常被视为边缘化的事物，尽管这种观点数百年来一直受到一些有才能的保守改革宗著书者的大力支持。

　　注解：
　　[146]见 The Puritan Hope: Reviva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phecy (London: Banner of Truth, 1971)。

　　3. 后千禧年论的主要特征

　　关于后千禧年论在基督教传统中是否占有主要地位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后千禧年论”这个术语的定义，因此弄明白后千禧年论的立场及主要特征是极为重要的。尽管那些自称持后千禧年论的著书者对后千禧年论的立场各有不同的总结，但大多数后千禧年论思想都表现出一些容易识别的特征。

　　（1）福音的得胜

　　所有后千禧年论立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其坚持认为在基督于世界末了再来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内，福音的传讲要在全地上得胜，由此万国要回转信主、人类要繁荣兴盛。著名的后千禧年论观点的拥护者洛兰· 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在下列对后千禧年论的定义中，清楚表达出了这一特征：

　　后千禧年论是有关末后之事的观点，认为上帝的国度如今正通过福音的传讲，以及圣灵于人心中所做的救赎之工，在世上扩张开来；世界最终将被基督化，而基督的再来将在被称为“千禧年”的这个长久公义及平安时期结束之时发生[147]。

　　注解：
　　[147]见`Postmillennialism'，收录于在 The Meaning of the Millennium: Four Views, ed. Robert G. Clouse，第 117页。为了解类似的定义，见金特里所著的 `Postmillennialism'，第 13-14页，中文版：柯楼士编，李经寰译《千禧年四观》（CES 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出版社，1985）。

　　按照后千禧年论的说法，《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所讲的“大使命”，并不是一份无法确保宣教事工必然成功的合同，而是概述基督将如何通过传讲和教导福音，得着万民成为其应有产业的特权。

　　许多后千禧年论者的著作，都留心将这种福音的胜利与这二者区分开来：一是对 19世纪及 20世纪初自由主义的旧派“社会福音”教导所抱有的乐观；二是时常与进化论关联在一起的历史发展理论。教会的发展要通过属灵方式来实现，即靠着五旬节圣灵的能力来传讲福音，而不是通过世俗的策略或方法来实现。

　　（2）黄金时期

　　随着福音大大地传扬开来，随着万民归信主，基督再来之前将会出现一个黄金时期。这一黄金时期即是千禧年时期，期间福音的准则及教训，以及上帝的话语将在全地和万民当中传讲。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绝对完美和公义的时期——罪依旧存在于人的生活当中，但这一时期的标志将是，地上列邦万民中间有道德的公义和普遍的平安，还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富足。上帝的祝福将临到万民，基督国度的荣耀时代将在地上实现。

　　后千禧年论者对这一黄金时期有着不同的看法。虽然一些人更加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一千年”，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一千年”有着象征意义，指的是在上帝旨意中的一个较长时期。一些人认为，随着万民中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发展，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黄金时期会突然出现。另外，尽管在历史上，后千禧年论认为这一黄金时期是发生于将来的时期，不仅在五旬节之后，而且也在基督教出现的头几个世纪之后；但一些更为近代的后千禧年时代论者则认为这一黄金时期紧连着“从耶路撒冷于公元 70年被毁，到圣殿（教会）重建”这段时期[148]。

　　注解：
　　[148]例如：许多重建论后千禧年论者，似乎认为千禧年要么横跨了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要么至少跨越了自耶路撒冷圣殿于公元内 70年被毁之时起的时期。更为旧式、更具历史性的后千禧年论则更为明显地支持锡利亚主义/千禧年主义，认为历史中的将来这个时期就是《启示录》第 20章中的千禧年时期。见金特里（Gentry）所著的 He Shall Have Dominion，第 71页，当中谈到“属世将来的历史中（这个历史与今天是连续性的），因为福音在世界已经开始有效果，将会随着大使命的实现而在全地得胜”。

　　（3）末时事件的顺序

　　在后千禧年论观点中，以及无千禧年论这种我们尚未讨论的观点中，末时事件的顺序是类似的。后千禧年论者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但这些事件还是可以大体按照下列顺序排列：随着福音越来越多地传扬，万民都要归信主，于是便进入了千禧年；在千禧年临近尾声的时候，撒旦虽然被“暂时”释放而悖逆基督，但基督第二次降临之时它就会被彻底打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时，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于是最后的审判便到来了；随着最后的审判结束，便进入了最终状态，在这当中，恶者要被交到地狱中，而义人则会进入新天新地的永生当中。

　　尽管这一顺序十分接近无千禧年论的看法，但与无千禧年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在这一顺序中，千禧年到来之前的那段时期内会出现那些时候的预兆/迹象——灾难、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背道。然而，后千禧年论者甚至对这一顺序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些后千禧年论者却认为在千禧年之后那个撒旦的“暂时”中，这些预兆/迹象会再次出现。

　　（4）犹太人归信主

　　后千禧年论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特征，就是认为犹太人会在千禧年之前，或是之间归信主。之所以说这一特征与之前所讨论的那两个特征比较起来是不那么明显的，是因为尽管绝大多数后千禧年论者都预期犹太人会大规模归信主，但一些相信许多犹太人将要归信主的人并不是在主张后千禧年末世论。因此，尽管犹太人会在基督再来之前大规模信主这一教导，是后千禧年论的一种迹象证据，但并不足以由此将某人认定为后千禧年论者[149]。

　　注解：
　　[149]有时候，后千禧年论者认为约翰·默里（John Murray）也是持后千禧年论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默里在其对《罗马书》的注释中认为，《罗马书》第 11章中的“以色列全家”指的是犹太人将于基督再来之前的将来某个时间全体归信主。然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凭此并不足以将某人视为后千禧年论者。参见金特里（Gentry）所著的 He Shall Have Dominion，第 36页；以及该书中的 'Postmillennialism'，第 19页。金特里对后千禧年论者的范围划分过于宽泛，因此是不可靠的。

　　历史上，后千禧年论的代表人物都认为《圣经》（尤其是《罗马书》11:11-32）教导了通过福音的传讲，大多数犹太人将以种族和民族的身份归信主。这不意味着每一个犹太人都将会归信主。但这确实意味着，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某个时刻，大多数的犹太人要藉着福音得救。这一归信主的情况将是识别千禧年的一大特征，尽管后千禧年论者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会通过前千禧年论，尤其是时代论前千禧年论所认为的那种方式发生。后千禧年论教导，藉着相信耶稣基督，并通过融入上帝合一的百姓，也就是基督的教会，犹太和外邦人同样都会得救。与绝大多数前千禧年论不同的是，后千禧年论不认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着严格区分[150]。

　　注解：
　　[150]有时候，后千禧年论声称《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是后千禧年论的，因为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问答 191中关于基督徒祷告的部分中，认为“愿你的国降临”涉及到了包括呼召犹太人在内的一些内容。虽说《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大要理问答》的作者中，有许多都是后千禧年论者，但这并不足以证明这些信条是后千禧年论的。这些信条当然没有教导后千禧年论是《圣经》教义体系的基本部分，以至于接纳这些信仰标准的人也必须对后千禧年论表示认同。

　　（5）基督的治权 (Dominion of Christ)

　　后千禧年论的拥护者，在陈述这种观点并为其辩护的时候，时常坚称，历史上，基督再来之前的某个时间点，福音要得胜并且千禧年要到来，这是基督作为君王而行使普遍治权(dominion)的一种表现和必要内涵。基督在父的右边作王，从而基督便开始作为中保掌管天上地下，行使主权。由此，一些人认为我们不应当期待基督再来之前的今世福音会得胜、基督的国度要发扬开来，这样的人错在抱有一种不符合《圣经》的悲观。基督在父的右边作王，这一点势必会于基督再来之前在地上切实可见地表现出来。由于其他千禧年观点没有信心地看待福音及教会在今世的前景，因此这些观点相当于是在否认基督现今的治权。

　　我们应当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后千禧年论的新形式，其对基督治权的这种观点给予了特殊表达。在改革宗传统内部，尤其是在保守长老会内部，兴起了一场被称为基督教重建论（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治权神学（ dominion theology），或是神律论（theonomy）的运动。尽管并不是所有当今的后千禧年论者都是重建论者，但是所有与这场运动有着某些关联的人都是后千禧年论者。

　　按照这场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说法，社会要依据《圣经》的规范和律法被重构，基督的治权便由此在历史中表现出来。在历史上，基督要在千禧年期间作王，这要求基督徒要使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教会层面，还有家庭、经济、社会、政治等层面——都伏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不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上帝话语的明确原则和教导将要，也必须要指导万国的各项事务。“神律论”（theonomy）这个术语被用来强调，当今的政府要彻底按照细节来尊崇，并运用圣经律法，包括涉及到《旧约》中那些判例法，以及这些律法针对各类违反行为（如奸淫、同性恋、偶像崇拜、不孝敬父母）所规定的主要惩戒方式[151]。同样，那些在神治时期被制定来管治《旧约》中上帝百姓以色列的律法（包括司法类的律法），今日也应当作为政府及政府司法手段来施行。

　　注解：
　　[151]为了解神律论立场的标准陈述，见格雷格·帮森（Greg L. Bahnsen）所著的Theonomy in Christian Ethics，第二版。 (1977;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84)。“彻底按照细节来遵守律法的有效性”是帮森提出的说法。在神律论的批评者和倡导者之间展开的种种讨论显示出，这种说法多少会产生误导，因为并不是所有律法中的惩罚方式都是直接且完全适用于当今的状况。为了解对这些讨论的研究，见格雷格·帮森所著的 No Other Standard: Theonomy and Its Critics (Tyler, Texas: Institute for Biblical Economics, 1991)；以及 William S. Barker 和 W. Robert Godfrey编辑的 Theonomy: A Reformed Critique(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0)。

　　4. 后千禧年论的圣经依据

　　绝大多数为后千禧年论辩护的人，都情愿认同支持后千禧年论的依据必定在《圣经》中。即便有些人想用《圣经》以外的一些考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52]，但支持或反对后千禧年论的决定性证据必定是出自《圣经》的。为此，后千禧年论者时常恼怒于一些人用《圣经》以外的、仿佛与后千禧年论的乐观相矛盾的证据，来批评后千禧年论。例如，当评判后千禧年论的人指出，在许多西方国家，教会的数量正在减少、教会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又或是指出现代文化正在加快世俗化，后千禧年论者常常很不以为然。他们会正确地提出，关于千禧年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上帝话语之教导的争论。

　　注解：
　　[152]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在参与撰写《千禧年四观》The Meaning of the Millennium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么做的 (第 125 ff.)。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有哪些出于《圣经》的理由，是最常被用来支持后千禧年论的呢？显然，在这里不可能将支持后千禧年论的依据全部罗列出来，但提出圣经论证的一些主线也是很重要的。

　　（1）关于普遍圣约祝福的应许

　　论证后千禧年论最为常见的出发点便是关于普遍圣约祝福的圣经应许。《旧约》和《新约》中有许多经文都描述了主耶和华的救恩要以何种方式延伸到地上的万族万民，对于这些经文，后千禧年论者是很乐于提及的。

　　例如我们注意到，主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立约，应许他万族都要因他蒙福；而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像地上的尘土一样无法数算（创 13:16；参见创 15:5; 17:6; 22:17-18；数 23:10）。当基督交付大使命给门徒们的时候，命令他们要使万民都做门徒（太 28:18-20）。而基督自己在被问到得救的人是否少的时候，充满信心地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路 13:29）。查阅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经文，尤其是那些谈到上帝国度要惊人扩张的经文（太 13:31-33），后千禧年论者认为，这幅《圣经》所描绘的蓝图总之是在说有大量的人会得救。这些经文表达出来的不是对福音不温不火、无关紧要的反应，而是激励我们要期待确定而奇妙的结果。

　　（2）当下的权柄和基督的治权

　　在许多后千禧年论者看来，关于万国万民要大规模聚集的这些应许，关联到了《圣经》中对当下权柄和耶稣基督治权的理解。《旧约》的弥赛亚诗（例如：诗篇 2;22; 45; 67; 72; 110）、以赛亚预言（例如赛 2:2-4; 9:6-7; 11:6, 9-10; 40:4-5; 49:6）以及《新约》对基督权柄的描述，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作为君王的基督要在历史中作王，胜过自己的仇敌，并令万物都服在祂的脚下（林前 15:25）。

　　按照后千禧年论著书者们的说法，其他那些观点对这类经文的解释只不过是嘴上功夫而已。唯有在后千禧年论的框架内，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圣经》对基督现今主权的描述。如果基督是作王的主，如果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基督，如果万国都是属基督的、是基督的产业，如果祂的受死、复活、升天已败坏了魔鬼的权势和所为之事——那么唯一能够解答这些圣经主题的观点，便是期待在历史中基督要成功地聚集教会、建立国度。如果按照后千禧年论来解读这些圣经经文，那么其他观点的问题便在于，属灵化了基督国度的圣经理解中的具体性，或者说是认为那些原本在基督再来之前这段时期内就会发生的事，要等到最终状态中才会发生。

　　（3）对“时候的迹象”的末世预言实现论观点

　　后千禧年论的论证当中一个关键便是，认为许多时候的迹象，尤其是那些表明出敌对基督及福音的时候的迹象，会在今世当中千禧年国度建立之前发生。这些预兆/迹象究竟是已经发生了一部分，还是已经全部发生，尽管就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后千禧年论者认为这些预兆/迹象不会在千禧年期间实质性地出现。例如，《马太福音》第 24章这段经文对“时候的迹象”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描述，后千禧年论者通常会认为所描述的这些预兆/迹象，已经在耶路撒冷公元 70年被毁之前就出现了。大灾难及其他那些敌对基督国度的预兆/迹象，这样的事件则会在基督于大能和荣耀中降临、建立自己的千禧年国度之前发生。这样来理解本章经文以及其他涉及到时候的预兆/迹象的圣经经文，通常被称作对这些经文的“末世预言实现论解释”[153]。

　　注解：
　　[153]马塞勒斯·凯克（J. Marcellus Kik）在其著作 An Eschatology of Victory的第 30-40页、第 59-173页中谈到：《马太福音》24:1-35的论述中所涉及到的事件，是关于耶路撒冷圣殿于公元 70年被毁的，只有第 26节以及之后的几节才涉及到了基督于世界的末了的第二次降临。

　　（4）《启示录》第 20 章中的千禧年

　　在对《启示录》第 20章的解释上，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有着许多共同的强调点，但后千禧年论也有着几个区别特征。对这段经文最常见的后千禧年论解读是，认为当中描述的那些事件，尤其是撒旦被捆绑，在历史上发生于《启示录》19:11-21所述那些事件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启示录》第 19章的结尾和《启示录》第 20章的开头是按时间排序的。《启示录》第 19章描述了在历史中，基督如何逐步打败一切敌对自己的势力。在基督打败了一切敌对者之后，撒旦将被捆绑一千年。

　　尽管后千禧年论者并不一定认为撒旦被捆绑的时期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但绝大多数都认为，撒旦的捆绑描述了历史中所要发生的事；这件事在或近或远的将来，那时基督要“彻底终止撒旦在地上的影响”[154]。某位后千禧年论者这样描述这一事件：“这里所说的捆绑指的是天上的一个特定属灵事件，发生于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之后，而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则是发生在将来。这个事件将彻底封锁撒旦的活动”[155]。按照后千禧年论的说法，撒旦的捆绑只可能意味着撒旦被彻底打败，并且在随后的时期当中，撒旦的活动不仅仅是减少，而是完全被终止。

　　注解：
　　[154]见戴维斯（Davis）所著的 Christ's Victorious Kingdom，第 93页。
　　[155]同上，第 94页。

　　后千禧年论有着这些特征和据称的圣经基础，对此所进行的简要评论，在某些方面虽说是不充分的，但这也应该足够令我们在此刻做出一些总结。然而后千禧年论的主线应该是很清楚的：后千禧年论教导千禧年要发生于基督再来之前，在历史中的那个时刻，基督的事工和福音要在地上得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还是不确定的数个世纪），人们将看到前所未有的公义、平安、富足。国与国之间的战事要止息；基督徒将构成万国的人口，他们要承认基督的主权，并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政府要按照《圣经》中上帝话语的标准来治理并维护正义。

　　尽管当代那些为这种后千禧年论立场辩护的人士，坚持认为千禧年大致等同于整个基督纪元，至少等同于耶路撒冷于公元 70年被毁之后的整个时期，但后千禧年论观点中的历史性的“千禧年说”却认为，千禧年是将来的某个时期，其间那些荣耀的光景将要实现。

　　5. 无千禧年论

　　在之前对主要千禧年观点的讨论中，我们强调，按照认同基督的再来是发生于千禧年之前还是之后，这些观点可以被分为两类。传统前千禧年论和时代论前千禧年论认同前者，而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则认同后者。虽说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本质上是类似的，但也可细分为若干不同的方面。因此，为了使我们对千禧年观点的研究更为完整，还需要讨论一下时常被称作“无千禧年论”的观点。沿袭之前用到的模式，我们将先评论术语本身，再简要讨论一下该观点的历史及诸多典型特征。

　　（1）有关术语的另一种评论

　　关于“无千禧年”这一术语，或许最为明显和迫切的问题在于，这个术语的字面意思是“没有千禧年”。因此乍一看，似乎无千禧年论这个立场完全否定了“千禧年”这个说法；这并不是一种千禧年观点，而是对所有千禧年论形式的一种否定。但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无千禧年论”这个术语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种观点否定了其他主要千禧年观点的锡利亚主义。与前千禧年论和后千禧年论都不同的是，“无千禧年论”的观点并不指望基督再来之后或是之前会出现一个黄金时期。无千禧年论认为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都是千禧年时期。由于否认在早期教会时代后的某个时间会出现一个可辨识出来的千禧年或是黄金时期，因此这种观点便被赋予了“无千禧年论”这个名称[156]。

　　为避免对这一观点产生误解，一些人建议用别的一些术语。例如，杰伊·亚当斯（Jay Adams）在其研究《启示录》的著作《时候近了》（The Time is At Hand）一书中，提出了“千禧年已实现论”（realized millennialism）这个词[157]，反映出了无千禧年论所强调的是，千禧年是当下的一个现实，始于基督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下之时。还有另一个术语——赞成千禧年论（pro-millennialism），是由戈登·斯皮克曼（Gordon Spykman）在其著作《改革性神学》（Reformational Theology）里提出的，他认为这个词能更为恰当和积极地描述这种末世论观点[158]。这不是一个否定千禧年存在的消极观点，而是一个积极的观点——肯定千禧年存在于基督再来之前的此时此刻。在这两个提议的词中，斯皮克曼的要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提出的这个词保持了与其他千禧年观点名称的相似关系，即每一个都是以带有一个前缀的“XX千禧年论”来命名的。然而，术语本身是有生命的，很有可能这两个词以及其他一些可供选择的词都不会取代“无千禧年论”这个传统术语[159]。

　　注解：
　　[156]一些后千禧年论者喜欢称这种观点为“悲观千禧年论”（pessimillennialism），因为这一观点并不教导基督的国度必定要连续数个世纪在全地上得胜。这一术语是分党结派的一个例子：不愿促进持不同观点者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这尤其发生在后千禧年论者和无千禧年论者当中。
　　[157]见该书的修订版(1966;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6)，第 7-11页。
　　[158]见 Grand Rapids: Eerdmans出版社 1992出版的著作，第 540-543页。不难预期，其他观点的拥护者会反对这一术语，他们会说，无千禧年论凭什么能使用“赞成千禧年论”（pro-millennialism）这一壮观盛大的称谓呢？
　　[159]如果让我为这一观点立场选择一个标签的话，我会用“当下千禧年论”（nowmillennialism）。这一术语保持与其他那几个术语的类似关系，并且很好地表达出了后千禧年论与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基督的国度横跨了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时期。但我怀疑并不会有许多人会接受这个建议。

　　（2）无千禧年论的简要历史

　　今天被称为“无千禧年论”的观点，长久以来一直为人所主张，可追溯至基督纪元刚开始之时。自 4、5世纪起，这种观点便在教会中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前千禧年论在整个基督教会的历史中都有人拥护，并且近年来在北美的保守福音派中又再次兴起，但稳妥的说法是，无千禧年论是基督教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以下是路易斯·伯克富（Louis Berkhof）对无千禧年论的恰当评论：

　　一些前千禧年论者把无千禧年论说成是一种新观点，是一种近年来的新事物，这显然与历史证据不符合。这个名称的确是新的，但这个名称所指称的观点却与基督教的历史一样悠久。在 2、3世纪这个被认为是锡利亚主义/千禧年主义鼎盛期的时期内，教父当中拥护无千禧年论的人至少与拥护锡利亚主义的人是一样多的。从那时起，无千禧年论就成了最为广泛接受的观点，也是历代教会信条中唯一一个要么被明确表达出来，要么被暗示出来的观点，并且也是改革宗圈子里向来广传的观点[160]。

　　注解：
　　[160]见《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 708页。下列这些资料也代表性地展示了无千禧年论：安东尼·霍克玛（A. Hoekema）所著的《圣经与未来》The Bible and the Future，以及他所著的‘无千禧年论’部分，收录于《千禧年四观》（The Meaning of the Millennium），由柯楼士编（Robert G. Clouse）编辑，第 155-88页；由霍志恒（G. Vos）所著的《保罗的末世论》The Pauline Eschatology；由᷿寇伟（G. C. Berkouwer）所著的 The Return of Christ；由 William E. Cox所著的 Amillennialism Today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2)；由 William Hendriksen所著的More Than Conquerors (Grand Rapids: Baker, 1939)；以及由 Robert B. Strimple所著的的’Amillennialism'，收录于 Three Views on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由 Darrell L. B ock编辑，第 81-129页。

　　虽然伯克富并没有提到，当今许多后千禧年论者都声称无千禧年论（而不是后千禧年论）是一种较新的事物，但伯克富的观察却适用于这一主张。

　　人们普遍认为，在今天被称作“无千禧年论”的观点，尽管在基督教会刚出现之时就已经存在了，但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在确立这种观点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奥古斯丁将《启示录》第 20章中的千禧年视为是在象征性地描述教会在今世的增长，从而推进了无千禧年论的论点，就是千禧年论并不会按时间顺序顺着新约教会的早期历史而发生。在整个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除了有一些人对前千禧年论表示支持以外，无千禧年论的理论原则始终是盛行的。改教家们也融入了这一宽泛的传统，尽管宗教改革不久之后，后前千禧年论的拥护者尤其是在改革宗传统中异军突起。

　　无论后千禧年论在改革宗教会中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 18、19世纪的北美教会中，但在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无千禧年论。尽管在改革宗教会中依然有后千禧年论的拥护者，尽管北美的大多数保守福音派都是前千禧年论者，但在改革宗教会中，以及从广义的角度看，在整个基督教会中，主导观点还是无千禧年论[161]。其历史信条在涉及到“将来”这一主题的时候，会更倾向于无千禧年论观点而非其他主要的千禧年观点。改革宗的信条的确是这样的，尽管这些信条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无千禧年论和后千禧年论之间的区别[162]。

　　注解：
　　[161]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千禧年”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严格的立场，但这二者的传统通常将基督的国度等同于今世当中的教会。因此，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表示的话，这二者在观点上是无千禧年论的。
　　[162]1566年的《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该信条最初是由海因里希·布灵尔（Heinrich Bullinger）撰写的。他是慈运理（Zwingli）的后继者，本身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改教家。该信条随后便被瑞士改革宗教会接纳作为自己的信仰告白。作为仅次于《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信条，《第二瑞士信条》是各国改革宗教会中最为普及的信条。该信条在做出如下宣称的时候，似乎是在谴责后千禧年论，信条中写道：“此外，我们还谴责犹太人幻想，即在审判之日到来以前，地上要出现一个黄金时期，并且属上帝的人要得着世上的万国，那些邪恶的仇敌要被踩在脚下；因福音的真理（太 24和 25，路 21）和使徒的教义（《帖撒罗尼加后书》的第二章，以及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第三、四章）完全教导的是另一回事”（节选自《基督教教义》（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第 11章，由Philip Schaff编辑【 1931再版， Grand Rapids: Baker, 1985】，第三部分：第 853页）。

　　（3）无禧年论的主要特征

　　由于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一致的，我们对无千禧年论主要特征的总结一般会集中在将二者区分开来的几点上。正如同对其他几种千禧年观点的总结那样，这里的总结是大体上的总结，同时也承认在无千禧年论者之间，就某些具体的问题存在着许多差异，而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4）现在即是千禧年

　　要将无千禧年论与其他千禧年论观点区分开来，或许最为重要的方式便是，注意到无千禧年论教导千禧年国度在当下已经实现了。无千禧年论认为，《启示录》第 20章中的千禧年具有象征性，表明了基督与自己的圣徒在当下作王。基督第一次降临与再来之间的这段时期内，撒旦要被捆绑，从而再也无法迷惑万民。因此，千禧年并不是实实在在长为一千年的时期。一千年这个时期（10的三次方），代表着一个上帝对历史掌有主权之内的圆满时期，在这当中上帝要将权柄交与基督，使其得以承受列国为自己的基业（见诗 2，太 28:16-20）。

　　由此，无千禧年论反对一切形式的“锡利亚主义”，而“锡利亚主义”教导的是千禧年是一个可辨识出来的时期，开始于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这段时期结束之时。无千禧年论所反对的乃是这样的观点，在教会历史上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千禧年国度要建立起来。虽然在无千禧年论者内部，存在着对千禧年本质的不同看法，比如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万民中得胜，一些人更为悲观而另一些人则更为乐观。但无千禧年论者通常不像后千禧年论那样，主张（按后千禧年论者的意思）基督的国度要在地上得胜。无千禧年论者一般都否认后千禧年论所确信的一点，也就是千禧年时期将标志着普遍的平安、圣经准则掌管并普遍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列国万民中绝大多数都要顺服于基督的主权。无千禧年论者认为，《圣经》对基督两次降临之间这段时期的描述，意味着世界对基督和福音的敌对将继续下去，甚至在历史的现今阶段走向尾声之时变得更加强烈。

　　（5）时候的迹象

　　无千禧年论通常认为，时候的迹象，尤其包括那些敌对基督的福音和百姓的预兆/迹象（例如患难、背道、敌基督的思想），都会在当下和将来成为现实。基督升天之后，于世界末了再来之前的这段时期内，教会与世界、上帝国度与恶者国度之间的争战，还会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地继续下去。虽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教会和上帝的百姓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会经历相对平安和富足的时期，但绝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千禧年），其时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得胜了，以至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再不会遭受患难和困苦。

　　无千禧年论将“时候的迹象”视为标志着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救赎史，在这期间基督通过圣灵和上帝的话语一直在聚集自己的教会。相反，后千禧年论则认为这些预兆/迹象中的许多，已经实现于（或将要实现于）千禧年到来之前的某个时刻。我们之前已注意到，后千禧年论者通常认为，《马太福音》第 24章列出来的那些时候的迹象，指的是耶路撒冷于公元 70年被毁之前的那些事件[163]。这就意味着，从千禧年观点的角度来看，像患难和背道这些敌对基督的预兆/迹象，不再是标志着某段历史，至少不是标志着千禧年时期，而这个千禧年时期要持续到撒旦的“暂时”，紧随其后基督便会于世界的末了再来。

　　注解：
　　[163]在之前我对“时候的迹象”的讨论中，就涉及到了这一点，并且我的立场与后千禧年论是不一致的。虽然当时我并没有表示出来，但如果我对“时候的迹象”看法正确的话，我是支持无千禧年论而非后千禧年论的。在第 12章中，我们还将回到这一 问题上来。

　　（6）《启示录》第 20 章

　　在之前对千禧年观点的整个讨论中，《启示录》第 20章的教导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分析到最后，都唯有以《圣经》为基础才能对各式各样的千禧年观点进行检验和验证，而《启示录》第 20章毫无争议是关键经文。因此之后我们会用一整章来讨论这段关键经文。但在概述无千禧年论的时候，有必要总结一下无千禧年论者对《启示录》第 20章的标准观点。

　　绝大多数无千禧年论者在解读《启示录》第 20章的时候，都认为这段经文与《启示录》中另几段经文一样，都是在描述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整段时期内的一系列异象。后千禧年论者认为《启示录》第 19章和第 20章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启示录》第 19章是在描述历史中千禧年的开端，而《启示录》第 20章则是在描述千禧年本身——与此不同的是，无千禧年论者认为千禧年异象象征性地描绘了教会在世上行使使命的时期。异象中所描述的撒旦被捆绑，其实是在描述上帝抑制住了撒旦，使其无法迷惑列国，也描绘了教会必然要使万民都做门徒的光景。

　　对“头一次的复活”以及圣徒们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无千禧年论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绝大多数无千禧年论者都认为头一次的复活是灵里的复活，所有信徒都要参与其间，尤其是与基督在天上作王的那些殉道或已故的圣徒。藉着这头一次的复活，信徒不再受制于死亡权势，而是与基督一起在万物之上作王。唯有等到基督完成了教会的聚集、基督圣徒作王的时期也结束了，基督才会再来，死人复活、身体复活（第二次复活）才会发生。这个异象中所描述的基督与自己的圣徒要一同作王，并不是指在圣徒要在地上作王，而是在指圣徒与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因此，《启示录》第 20章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即后千禧年论意义上的“黄金时期”，而是基督国度在地上扩张的历史，随着福音传向万民，信徒尤其是那些过世的甚至是为信仰殉道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并在作王的过程中期待基督在世界末了的得胜。

　　（7）基督徒对将来的盼望

　　无千禧年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坚持认为基督徒与信徒对将来的大盼望是基督要于世界的末了再来。尽管后千禧年论者认为基督的再来是世界末了的一个最终性、圆满性的事件，但他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会使得关注点从该事件挪移到对将来千禧时代的期待上。相反，无千禧年论者则预期着基督的得胜、基督国度的得胜，只会发生于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一点要谈论起来多少有些难度。通常，后千禧年论者谴责无千禧年论者对基督国度今世的光景过于悲观，而无千禧年论者则谴责后千禧年论者的乐观是不合理的。无千禧年论者在对将来的期盼上，被说成是过于“超脱尘世”，而后千禧年论者在对将来的期盼上，则被说成是过于“注重尘世”。

　　我们不会在这里试着去解决这些争端，但可以肯定的是，就这一点而言，无千禧年论和后千禧年论这两种观点有着巨大的差异。无千禧年论始终认为，《圣经》中对将来的描述、每位基督徒最终的大盼望，都集中于“基督再来”这一事件上，集中于基督从天上显现，那时祂要制服所有仇敌，并为受患难的教会带来安慰（帖后 1）。后千禧年论教导将来会出现一个时长为一千年（或者更长）的千禧年，在这当中基督要在地上作王。这一预期无疑是冷淡了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迫切盼望。与后千禧年论这一预期不同的是，无千禧年论并不预期基督再来之前，教会将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或是性质上的变化。的确，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的一种区分方式便在于，无千禧年论比后千禧年论更加明确地期望基督的再来是即将发生的（或快要到来的）。后千禧年论则认为基督的再来还为时尚早，只有在千禧年或是黄金时期到来之后才会实现。

　　6. 结论

　　把无千禧年论的这些特征放在一起的话，显然这种观点的确是后千禧年论的一种形式，但这种观点并不带有“锡利亚主义”这一古典后千禧年论所具有的特征[164]。与后千禧年论一样，无千禧年论认为基督的再来会发生于千禧年之后。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无千禧年论并不认为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明显的千禧年阶段，而这个千禧年只是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部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无千禧年论认为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再来之前的整段历史时期都是千禧年。无千禧年论者并不期盼基督再来之前会出现一个黄金时期，其间上帝的国度要在地上（尽管并不是绝对完全地）建立起来，而是期盼在今世当中，耶稣基督的教会依旧会不断经历在挣扎中的增长、扩张中也有与暂时的缩减；唯有到了世界的末了，等到基督在荣耀与大能中再来，仇敌才会全部被制服，基督的作王才会在全地之上得到公认。

　　随着对无千禧年论主要特征的总结，我们对四种主要千禧年论观点的研究也告一段落了。毫无疑问，就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都还能谈到更多的内容。我们也能注意到，在每一种观点的拥护者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分歧。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概述这四种主要千禧年观点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些观点做出评论。

　　注解：
　　[164]一些读者可能会想，我为什么没有把“以色列归信主”这种看法也算作无千禧年论的一个特征。许多后千禧年论者教导将来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要归信主，同样也有许多无千禧年论者拒绝这一教导，并认为《罗马书》11:26中的“以色列全家”指的 是诸个世纪以来，聚集到教会中的被拣选的犹太人（或许甚至还要包括外邦人）。然而，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对“犹太人归信主”这一看法主张也好反对也好，光凭这一点并不足以判定某种观点究竟是后千禧年论还是无千禧年论。见 Strimple所著的 Amillennialism，第 113页：“应当强调的是……若有人得出结论说，《罗马书》第 11章预示着基督再来以前犹太民族要大规模归信主，从这一结论本身并不能对任何具体的千禧年论立场做出判定。毕竟，并不只有前千禧年论者和后千禧年论者才做出这种解释，一些无千禧年论者也是这样解释该段经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