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对四种主要千禧年观点的考察中，我们曾经承诺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对每一种观点进行评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历史前千禧年论和时代论前千禧年论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与今世的结束间隔开了，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还讨论了针对时代论本身的诸多异议。现在，我们来看后千禧年论。
简单说来，“后千禧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在千禧年之后”；这一立场教导的是：基督将于千禧年之后，今世结束之时再次降临。从这个广义的角度而言，后千禧年论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千禧年观点：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尽管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通常被称作“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但二者都确信基督将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并终结历史的现今阶段。我们主张，对基督国度是否已降临不表现出悲观态度的无千禧年论，将是最为符合《圣经》教导的观点。
1. 定义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Golden-Age Postmillennialism）
为达到“评价”的目的，我们将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后千禧年论”这一术语，即指的是一种认为“在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或黄金时期）”的观点。尽管后禧年论者对此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总体而言这一黄金时期将以福音在地上前所未有的得胜为标志。列国将要归信主，并尊崇上帝话语的命令。地上将处处有丰盛与平安。这一前所未有的时期将持续一千年，但并不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一千年，而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只有等到这个千禧年时期结束的时候，持续较短时期的撒但悖逆及背道之事才会发生，这就是《启示录》第 20章中的“暂时”。
就“这一黄金时期如何开始”的问题而言，后千禧年论者们之间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这一黄金时期会逐步开始并开展起来。随着福音逐渐进入到列国当中，列国将归信主，千禧年也逐步发展至完全彰显出来[244]。另一些人则认为，千禧年将来得更突然，那时藉着圣灵通过福音来前所未有地做工，列国会一时间全部归信。关于政府在实现千禧年国度中的作用和工作，后千禧年论者内部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今一些后千禧年论者倾向于将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都认定为千禧年时期。尽管后千禧年论的这种倾向几乎到了同无千禧年论无法区分的地步——不过这种后千禧年的期待可能还是更乐观一些——但后千禧年论依然保留了“强调即将到来的黄金时期”这一特征[245]。
注解：
[244]例如，见戴维斯（Davis）所著的 Christ's Victorious Kingdom，第 65-82页；以及金特里（Gentry）所著的 He Shall Have Dominion，第 71页。
[245]最后几句话反映出了重建论者（reconstructionists）或神律论者（theonomists）通常持有的立场。“重建”（reconstruction）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套程序：按照上帝的话语和律法在方方面面（教会、政府、司法、经济、家庭等）重新建造、重新安排整个生活。“神律论”这个词是对“持续运用旧约民事律或司法律（包括其处罚条例）来规范由民事法官执行的司法行政”这一概念的一种理解。尽管并不是所有后千禧年论者都是重建论者，但即便不是所有，也有绝大多数重建论者是后千禧年论者。他们之所以被算成是后千禧年论者，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在地上实现其治权所抱有的期待，依赖于他们有时更喜欢称作“乐观末世论”的一种主张。然而，这里出现的了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许多这样的重建论后千禧年论者都倾向于将千禧年时期等同于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在这方面，他们的立场在形式上类似于无千禧年论。但由于他们坚持认为基督的国度，包括黄金时期和前所未有的国度祝福，都是逐渐实现的，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将他们的立场视为后千禧年论与无千禧年论的“混合物”。为了解对这一立场的周详介绍，见肯尼斯·金特里（ Kenneth L. Gentry, Jr.）所著的 He Shall Have Dominion；金特里，Postmillennialism，第 13-57页。在这之后的讨论中，我部分借助了葛富恩（Richard B. Gaffin, Jr.）对这一立场的恰当总结和评价（`Theonomy and Eschatology: Reflections on Postmillennialism'，收录于 Theonomy: A Reformed Critique，由 William S. Barker 和W. Robert Godfrey编辑，第 197-224）。
由于黄金时期，或者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被福音祝福的未来时期，是所有后千禧年论的关键特征，故而这一特征也将是我们评价的中心，且这一特征将通过几个问题呈现出来。
（1）基督是何时成为君王的？
对后千禧年论的头一个异议，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陈述出来：基督是何时成为君王的？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认为，耶稣基督的王权与其说在当下，不如说是一个将来的现实。就上帝的国度而言，基督在时候圆满中的降临，尽管开启了救赎史中的新阶段，但降临自身并不是历史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相反，基督的降临开启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从其后续发展来看，仅仅是通向千禧国度而已。无论千禧年如何开启，直到《新约》所见证那些伟大的救赎事件发生之后，千禧年才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开启。耶稣基督降生、生活、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圣灵在五旬节降下，这些都开启了一连串最终将通向千禧国度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并不与基督在千禧年作王的开启重合，而基督在千禧年作王在救赎史的后期发生。
这一架构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新约》所见证的，基督的作王始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并坐在天父右边之时。尽管在整个历史当中，基督的掌权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但基督的掌权贯穿了从基督复活到基督于世界末了再来之间的整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基督享有着一切的权柄（太 28:16-20），并以君王的身份在地上施行统治。向全世界传讲福音，使列国都作门徒——这些都是在历史现今阶段当中基督教会的艰巨任务，这些任务也表现出了作为君王的基督在当下的统治[246]。
注解：
[246]见 Strimple所著的‘Amillennialism’，第 61页。
因此，那些谈到基督君王身份的经文，都指的是基督升天之后，于世界末了再来之前的整个今世阶段。在《腓利比书》2:9-11中，在那段描述基督的降卑的著名经文之后，使徒保罗以这样一番话来描述了基督的升高：“所以上帝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对基督升高的这一描述，明确了基督当下的荣耀；祂的荣耀，并不是某种新的或者有区别的意义上的、要预留到将来的荣耀。《以弗所书》1:22-23这段类似的经文，以最为强烈的措辞描述了基督当下的掌权。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天父上帝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使祂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另见西 1:15-18，彼前 3:22）。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第 20-21节）。经文中并未表达出，基督当下的作王要被分为非千禧年阶段和千禧年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来世。经文所确定的乃是另一件很不一样的事：在今世和来世中，基督都要作王，并未有其他的时期间隔在二者中间。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新约》中只有两处经文，或许看起来教导了基督当下的君王身份，与基督在将来千禧年间的君王身份之间是有区分的。这两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22-26 和《启示录》20:1-6。但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两段经文都没有教导过这样的区分。
在《哥林多前书》15:22-26中我们读到：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照着自己的秩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祂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这段经文教导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便成了君王，并且在当下掌管着万有。当基督所有的仇敌，包括死亡这一最后的仇敌，都被放在了祂的脚下之时，基督当下的作王也就结束了。这段经文并未表达出，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即基督在千禧年作王的时期），间隔在基督作王的当下现实与基督所有仇敌（包括死亡）都被打败的最终状态之间。这段经文并不容许今世和来世之间有一个黄金时期存在。相反，经文教导了基督（千禧年间）的作王就包括了历史的现今时期，而只有等到基督所有的仇敌于世界末了被最终战胜之时，基督的作王才会结束。
至于《启示录》20:1-6中的千禧年异象，我们不想再回顾一遍前一章中的论据，这些论据都支持千禧年包含了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若是要从《启示录》第 20章中得出对“将来会出现一个黄金时期”这一观点的支持，就必须证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启示录》19:11-21 所描述的事件，并不是指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是指一个通向《启示录》第 20章里那个千禧年的历史中的过渡时期。然而，《启示录》 19:11-21看上去显然指的是世界末了之时基督的再来。第二件事是：《启示录》20:1-6所描述的事件，必须发生在《启示录》19:11-21所记录的那些事件之后。然而，我们之前也已经论证过了，这种说法是不能得到证明的，是极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支持了这样的观点：随着将来千禧年，或是黄金时期的开启，基督的君王身份要进入一个独特的新阶段。基督在当下就是君王，并且从祂在天父右边开始中保的统治起，就一直是君王。
（2）千禧年在现在还是在将来？
因此有些人坚持认为后千禧年论所主张的黄金时期有悖于基督作王的当下现实；为回应这种观点，一些当今的后千禧年论者强调，基督国度当下和将来的彰显，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是性质上的，而仅仅是程度上的。基督已经是君王了，但基督的作王要随着福音在地上逐步得胜而越发彰显出来。因此，一些当今的后千禧年论者承认千禧年即现在，开始于基督的降临，将结束于世界末了之时基督的再来。按照这些后千禧年论者的观点，后千禧年论和无千禧年论的基本区别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抱着更为乐观的、符合《圣经》的期待——福音在今世会得胜。持有这种论证的人，通常会批评无千禧年论者抱着不符合《圣经》的悲观态度，并对所应许的教会要成功令万民作门徒缺乏信心[247]。
注解：
[247]诺曼·谢泼德（Norman Shepherd）的以下陈述是具有代表性的：“后千禧年论者和无千禧年论者反对前千禧年论者，认为一系列的末世事件是一个统一体。他们论证的基础是：相关的经文（太 24及其平行经文；罗 8:17-23，林前 15:22-28, 50-58，帖前 1:4-10, 4:13-18，彼后 3:3-15）并不容许在基督降临和历史圆满之间插入一个千禧年。无千禧年论者也赞同基督降临的时间位于千禧年之后，但却在“千禧年的本质”上与后千禧年论者有着大大的分歧（见`Postmillennialism'，收录于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由 Merrill C. Tenney总编辑；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 1976]，第 822页）。对于后千禧年论的这一陈述，有趣的一点是，这在形式上其实是无千禧年论的；也就是说否认了在基督降临和历史圆满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临时国度或者说是千禧年时期。然而奇怪的是，在上述文章的前些部分中，谢泼德总结后千禧年论的立场是：盼望出现一个将来时期或者说是千禧年时期，那将是一段平安、富足、属灵荣耀的前所未有的时期。
有趣的是，这一论证似乎放弃了后千禧年论的传统主张——将来会出现一段前所未有的福音祝福时期，有别于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所余下的时期。这一论证也放弃了传统后千禧年论期待中的“锡利亚主义/千禧年说”。“锡利亚主义”认为，《启示录》第 20章中的千禧年是历史中的一个独特时期，始于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后的某个时间点。这标志着对无千禧年论的重要让步。的确，这一论证使得后千禧年论在形式上成了无千禧年论的，至少就“否认历史中有一明显的千禧年时期”这一点来说是这样的。与无千禧年论类似，这一修改后的后千禧年论也将《启示录》第 20章中的千禧年等同于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
此外，随着对旧式后千禧年“将来黄金时期”这一观点的放弃，这一修改后的后千禧年论观点实际上破坏了“千禧年即是黄金时期”这种观点。假如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启示录》第 20章所谈到的千禧年，那么千禧年这一黄金时期似乎就不再像最初所宣称的那么黄金了。并且，照这种观点，撒但的捆绑就应该发生于基督第一次降临之时，同时还成为了自公元一世纪以来整个教会史的一大特征。那么，鼓吹后千禧年论的那些人，又如何能够从最为热情洋溢的角度来继续描述期待中的、将要到来的千禧年时期的荣耀呢？一旦承认千禧年从新圣约时代的基督教会出现之时就已经开始实现了，那么这一期待中的千禧年，其荣耀难道不会开始变得暗淡起来吗？若是千禧年横跨了迄今为止的近两千年的教会史，在这期间教会经历了极大的兴旺也经历过逆境，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期待这种“顺境逆境并存”的模式将来会有根本的不同。一旦不再认为将来会出现一个可区分辨识出来的千禧年，那么也就无法期待将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祝福时期到来[248]。
注解：
[248]金特里（Gentry）在自己的一篇文章 `Postmillennialism'中，相当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在对后千禧年论的定义中，他从锡利亚主义的角度来描绘将来的历史中的“一段长久的时期”（第 13-14页）。但随后，他又解释《启示录》第 20章的意思是：撒但“在公元一世纪就“受了法理上的捆绑”，这种捆绑会在“整个基督纪元里越来越限制撒但”（第 52页）。乍一看，千禧年似乎是一个将来的时期；但再仔细 一看，千禧年其实是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时期。
在某些方面，后千禧年论者在这里所面临的难题，也正是任何主张“救赎史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千禧年时期”的千禧年教导所要面临的。这一难题就是：如何解释在永恒的上帝国度到来之前，必定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临时国度——基督得胜的作王时期？在基督的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插入一个千禧年时期，在历史上似乎是一件画蛇添足的事。就《圣经》中的相关表达而言，被强加进来的新时期既不是今世也不是来世。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当代后千禧年论者在描述千禧年的时候，时而附和了《圣经》认为应当归属于新天新地的内容，时而又似乎等同于在整个现今历史时期中那些真实确凿的内容。
尽管这些驳斥并不能构成反对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的充实基础，但它们的确就这一立场的圣经基础和圣经一致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圣经》中是否有哪一处明确教导了：在当下基督还不是君王，因为要等到将来在千禧年时期祂才会成为君王？并且，如果承认基督现今的君王身份与祂将来的君王身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千禧年即是现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期待将来会有一个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时期呢？
（3）如何看待“时代的征兆”？
接下来的这个异议比已经提到的那些问题都更为具体，该异议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表达出来的：如何理解“时代的征兆”？在之前对这些征兆的思考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征兆是有关敌对基督及其国度的征兆，而其中三个征兆尤为重要，分别是：灾难、背道、敌基督者的灵。
在《新约》的教导中，每一个敌对基督的征兆，都或多或少的是当下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而教会正是在这个期间开展着自身的事工。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传福音到地极这一过程中，信徒常常会遇到这些敌对的征兆。尽管信基督的教会将在某些时期或时候（甚至像《启示录》第 20章中所描述的“暂时”）经历到巨大的灾难或背道，但灾难和背道都是福音存在于今世当中的典型征兆。传讲上帝国度的福音会招致敌对，也会激起上帝国度与恶者之间的冲突。而《圣经》的见证是：这些征兆将是在基督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信基督的教会始终要经历的。在这里，简要总结一下敌对基督的这些征兆就足够了。
即便对大灾难的提及（太 24:21，启 2:22；7:14）仅仅是指公元 70年圣殿被毁，以及公元一世纪教会前后的景况，《新约》里的确有多处经文涉及到灾难，也就是关乎整个历史的现今阶段中信徒所经历的苦难[249]。例如，在《马太福音》第 24章耶稣的谈话中，一开篇就对灾难进行了一番描述，而这种灾难似乎是一种将标志着“教会对列国传讲福音”这整个时期的普遍状况（太 24:8-9）。《约翰福音》16:33也清楚声明了这一点。这段经文记录下了耶稣对自己门徒所说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同样，使徒保罗也预先告诫提摩太：“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 3:12）。这种灾难可以有多种形式，并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生出忍耐（雅 1:2-4，罗 5:3-4）和管教（来 12:6）。信徒和教会无论是遭受一种还是好几种灾难，无论遭受灾难的程度轻重如何，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几乎不遭受任何灾难——《圣经》已见证，这些都是信徒此生的寻常境遇。
注解：
[249]一些经文涉及到了在今世当中敌对基督国度的灾难及其他征兆，在处理这些经文的时候，后千禧年论者通常采取的策略就包括了“末世预言实现论”（preterist view），即认为这些经文关联着过去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发生于公元一世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公元 70年被毁之时的那些事件。许多后千禧年论者还将敌对基督的诸多征兆解读为千禧年之后撒但的“暂时”。我们不能说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不对，但后千禧年论者忽视了《新约》中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中这些征兆都是一直存在的。
关于背道和敌基督者的灵的征兆，这种教导方式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即便有一些经文涉及到了过去（例如太 24:24）或是将来（帖后 2:3，启 20）的明显的大背道时期，还有另一些经文谈到了，在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当中一直会有背道的情况发生。在《马太福音》24:10-12中，耶稣说到：“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使徒保罗告诫提摩太，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规鬼魔的道理”（提前 4:1）。由此，《新约》中多有对背道的告诫（例如，彼后 3:17，加 5:4，来 6:6，彼后 1:10），也多处确保了主耶稣有保守的恩典，要保守那些属祂的不至跌倒（犹 24）。同样，尽管预示了一位独特敌基督者的到来（约壹 4:2-3，帖后 2:3-4，启 17:8），但《新约》更多强调的是反复出现敌基督者的灵，即敌对在基督里的福音真理的教导（太 24:23-24，约壹 2:18, 22；4:2-3，约贰7）。
有关敌对基督之征兆的这一教导，与评价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有何关联呢？这一教导表明：基督教会在今世的光景将是常常充满属世的祝福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圣经》很明显没有如此教导。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则教导，千禧年将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长久的时期，期间列国要归信主，福音的原则和上帝的律法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而不能拦阻的平安和富足将遍满世界，而上述谈到的那些敌对基督及其国度的征兆几乎是不存在的。在这一千禧年期间，灾难、背道、敌基督的灵将会在极大程度上被消除。然而，我们已探讨过的那些经文却表明，对上帝国度及上帝百姓的前景而言，需要一种更为“克制”的观点。
（4）仆人大过了主人？
《圣经》中有关基督徒生活的一大主题就是：受患难与背十架。归入基督的信徒不仅会享有基督救恩工作的所有益处，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基督的患难中。信徒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罗 6:3-6）。信徒们的主也是信徒们的主人，祂曾遭受了世人的敌意与不信，属祂的信徒们也将有着同样的遭遇。
正因如此，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和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强调信徒会在与基督的相交中受患难。加尔文在其著作《基督教要义》中谈到基督徒的生活时，说“背十架”是每位基督徒生命及信仰旅程中的印记[250]。同样，路德也将圣经神学描述为：始终是十字架的神学，而不是荣耀的神学[251]。从这一立场看来，“得胜主义”（triumphalism，这种观点认为信徒在此生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得胜，作为基督的肢体他们不会遭受任何痛苦）是毫无容身之地的。初代教会的经历如何，历代基督教会的经历也将如何，即“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 14:22）。
注解：
[250]加尔文将有关基督徒生活的两章命名为：“基督徒生活的总结：自我否定”（'The Sum of the Christian Life: The Denial of Ourselves'，第三卷第七章）以及“背十字架，自我否定的一部分”（'Bearing the Cross, a Part of Self-Denial'，第三卷第八章）。
[251]腓利普·墨兰顿（ Philip Melanchthon）在《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的初稿中写到，迫害和患难是真教会的标记。《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第 29条在讨论真教会与假教会之间的区别时，谈到了假教会“迫害那 些按照上帝的圣言圣洁度日，并且责备她的谬误、贪婪和偶像崇拜的人”。
尽管这一主题像一根线一样从头到尾地编织在《新约》对基督徒生活的描述中，但我们只会提及少数几个关键实例作为说明。
在《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明确无误地强调了，患难是门徒身份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在前面的部分中，我们已经引用了有关这种强调的例子。其中最为有名的一段经文是，耶稣谈到“背十架”是任何跟从祂的人所必须经历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 9:23-24；另见太 16:24，可 8:34，路 14:27）。当耶稣预备祂的门徒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时候，告诫门徒们，他们必定会遭遇敌对：“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10:34-36，38）。这些经文不断强调，门徒们在其主人耶稣所遭受的羞辱上有份。若不准备好承担作为自身生命标记的苦难，就不配作主的门徒。在上帝国度里，如何衡量谁最大，不是众人中成为首先的，而是成为末后的、成为最小的（可 9:35；比较可 10:43，太 20:26）。由此，耶稣在教导门徒们自己将受的苦难时，强调到：“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可 10:39）。根据耶稣教导，苦难的服侍于所有门徒有分；而与之一致的是，使徒们自己也时常谈到他们承担了基督的苦难。在《哥林多前书》第3、4章中，使徒保罗进一步谈到了基督仆人的服侍。他责备哥林多人傲慢，不愿意承认正是上帝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人的软弱彰显出了自己的能力：“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㰀视”（林前4:9-10）。保罗谈到了他自己以及每一位信徒都要乐意“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时（腓 3:10；参见西 1:24），这显然表明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困难并不是一个偶然或不寻常的特征。每一位信徒在自己的服侍中，都要效法基督受难的样式，与基督一同承受必须要受的舍己、羞辱和失丧等等。
有关对这一点的强调，我们再引用一个例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 8章中描述一切受造之物的时候，谈到了患难是今世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段经文回应了耶稣在“橄榄山训示”中有关“时代的征兆”的用语表达，概括性地谈到了“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8）。“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第 19-22）。这段经文最突出的一点是：今世以患难为典型特征，这不仅仅是就基督的肢体而言，而是就一切受造之物而言的。这一切受造之物如同产难的妇人，身受阵痛之苦，直到分娩的时刻。要等到上帝的众子显现出来，也就是今世结束、来世开始，这种状况才会发生改变。因此，患难标志着信徒与受造之物的处境，这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与荣耀中再来之间这段时期的必然特征。
这几段经文的要点并不是，今世当中的每一位信徒、每一间教会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或者以同样的程度遭受患难。这些经文也没有否定，在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基督的福音和国度将得享极大的成功和祝福。毫无疑问的是——正如信徒们已经见证的那样——万民要作门徒，敌对基督的国要被倾覆，上帝国度的准则要转变万国万民的生命。上述引用的几段经文并未否定这些事情当中的任何一件。这些经文当然也没有教导说，得享富足与平安的信徒肯定犯过某种不符合《圣经》的妥协调和的罪；但当中的确教导了，在今世当中，信徒和教会必须始终预见到要与基督一同受苦。福音的传讲、国度的推进，始终会招致反对福音的情况，以及不信和敌对的反应。而信徒们会通过患难学会顺服，正如作为他们的主和主人的基督所做的那样（来 5:8）。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希伯来书》13:13-14的含义：“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对比来 12:3）。
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者忽视了这一圣经教导——基督的门徒和基督同受患难。无论后千禧年论者如何说明或描述，后千禧年论者所期待的千禧年都将“今世跟随基督之含义”的这一方面排除在外了。因此，后千禧年论流露出了一种得胜主义的“荣耀神学”。这种“荣耀神学”过早地期待了一种荣耀的光景，这是历史中上帝的百姓只有在他们伸冤的日子里才会享有。只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标志着基督徒此生旅程的困苦才会终结；而基督徒在今世期待的乃是有根基的城，这城是由上帝建造的。今天的信徒也和亚伯拉罕以及过去的那些圣徒一样，不能在此生得着安息。
（5）信徒对将来之盼望的中心点是什么？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对黄金时代后千禧年论的异议在于：这种观点篡改了信徒对将来之盼望的中心点。《新约》描述了教会在今世始终与基督一同遭受患难，并切切等候着基督在世界末了的再来；而后千禧年论所推崇的将来观，则聚焦于期待一段几乎未受到搅扰的丰盛时期。这样一来，信徒对将来的期待和盼望就聚焦在了千禧年而非基督的再来。
然而在《新约》当中，信徒对将来盼望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信基督的教会在遭遇通常作为今世之标志的苦难及忧患的时候，什么才是安慰的源泉呢？我们是否应该期待，在历史过程中福音将在地上得胜、上帝国度的准则将在列国中被尊崇，以至于会出现一个长久的千禧年丰盛时期？对将来千禧年期的期待，是否能在信徒期盼未来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安慰？
我们轻而易举就能指出，符合《圣经》之将来盼望的中心点乃是“基督再来”这一将来会发生的伟大事件。在前面已经引用到的《罗马书》8:22-25中，使徒保罗谈到了信徒与一切受造之物所共同拥有的盼望，盼望着上帝的众子显现、身体完全得赎的那一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信给那些有危险跌倒的初代教会信徒时，谈到基督“将来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来 9:28）。另外，使徒彼得在面对那些嘲讽基督再来的人时，这样说到：“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们照着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 3:11-13）。
在这几处经文以及其他一些经文中，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信基督的教会蒙福的盼望（多 2:13，彼后 1:3-7）。当信徒在今世中面临着灾难与困苦，当教会遭遇敌对基督及其事工之时，有一大应许能带来无以言表的安慰，这应许就是：在世界的末了，基督要再来，也要为自己的事工做最后的辩白。
针对这一期待，尤其突出的一个例子在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的《帖撒罗尼加后书》第 1章中。使徒保罗在写信给那些从最开始就受逼迫患难的教会时（第 4节），提到了在基督从天上的显现中有安息的应许：“上帝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祂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的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第 6-8节）。鉴于帖撒罗尼加的信徒所经历的所有患难困苦，使徒保罗向这些信徒保证：当基督从天上显现之时，将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基督降临之时，那些加给他们患难的人将要受患难，而他们将在福音中进入所应许的安息。经文中并没有提到，将来的千禧年时期会结束他们现今的困苦，或是给与他们极为渴望的宁静安息。唯有基督从天上的显现会带给他们盼望已久的救恩。唯有到那时，他们才能看见基督“在祂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第 10节）[252]。
注解：
[252]该处经文以及其他几处经文所展示的范式，《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第 19章“主日”的表述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点。为回答这一问题：“‘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你有什么安慰？”，《要理问答》给出了答案：“使我在诸般的忧愁和逼迫之中，昂首仰望将来必要从天降临，施行审判的那一位，祂曾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代我献上自己，除去我一切的咒诅。那时，祂要判定祂和我一切的仇敌有罪，把他们撇弃在永远的沉沦中，却要把我和一切选民都带到祂自己那里，享受天上的福乐和荣耀。”
诸如此类的教导贯穿了整本《新约》。今世的患难与困苦和来世的喜乐之间存在着对比。在今世和来世之间，并不存在可能将注意力从基督的再来上移开的千禧年时期。将信徒的盼望点燃的是“基督再来”这一伟大事件。经文中没有任何一处把将来的千禧年时期设立为信徒所期待的时刻；当然，也没有给出一个应许说：在历史中，今世结束之时的基督显现之前，会出现一个连续不断的丰盛时期。
2. 两点澄清
在列举了几个《圣经》中对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的异议之后，我们还必须提到针对这些异议的两点澄清。这不是否认也不是淡化对后千禧年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必须被放在恰当的背景中，为的是避免我们得出结论说，后千禧年论对理解上帝国度的将来光景没有任何帮助。
首先，尽管黄金时代后千禧年论不符合我们已探讨过的《圣经》中所强调的重点，但我们并没有说过，这种立场与改革宗信条所明确教导的内容存在着直接冲突。只有《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这一部改革宗信条明确指责了某种形式的黄金时代后千禧年论。这部信条是瑞士改革宗教会的历史信仰准则之一，由海因里希·布灵尔（Heinrich Bullinger）所著[253]。
注解：
[253]见第九章，注释第 22条，引用自该信条的相关指责是“犹太人幻想着在审判日到来之前，会在地上出现一个黄金时期”。
在那些坚信这些改革宗信条的人当中，这一澄清应当成为一种警告，避免夸大对后千禧年论的批评。例如，许多赞同《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人，都主张过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后千禧年论教导。他们这样做，也并未违背或损害任何一条该信条所总结的、符合《圣经》的教义系统。尽管改革宗的各个信条显然与时代论前千禧年论是相矛盾的，并且和历史性前千禧年论也有一些矛盾，但与被我们称作“无千禧年论”和“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这两种形式的后千禧年论却是可以共存的。这样一来，无千禧年论者和后千禧年论者之间的争论就成了内部争论。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就是：在共同的信条范围有着不同的神学侧重点。
注解：
[254]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会史教授克罗明加（Kromminga）在 20世纪 40年代，针对历史前千禧年论向基督教归正教会大会（the synod of th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提出了一个要求。克罗明加提出了问题，想要弄明他的观点是否与《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一致，尤其是是否与《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第 37条中的陈述一致。《比利时信条》37条谈到基督再来之时，被拣选之人的数目是“添满”了的。历史前千禧年论的立场似乎并不符合克罗明加所提及的第 37条中的陈述。
其次，对黄金时代后千禧年论的批评不应当被误解成，我们赞同对今世的上帝国度福音抱有悲观和有限的期待。上述几条异议所反对的是：想要在历史中找到一个能区别出来的时期，这期间福音将盛行在地上。然而，否认有一个千禧年时期并不会减损后千禧年论者惯常的正确主张，即我们对基督事工在历史中的得胜，最大可能地抱有信心。
被称为“无千禧年论”的立场，被过多地与悲观的历史观扯上了关系。而悲观的历史观则通常认为：历史过程必定会越来越糟糕。如果教会的数量并没有增长，上帝国度的准则也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公认，那么对此的反应通常是一种逆来顺受或使受挫折的态度。对上帝国度发展和得胜的期盼降低了，对“基督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是君王”这样的主张，也很少有兴趣或不再予以关注。
上述对后千禧年论的批评，也不应当被误解成，是在支持对今世当中基督国度的事工抱有上述这种悲观和狭隘的态度。《圣经》中有着大量的论证，支持我们对福音的得胜抱有最坚实的盼望。基督徒应当是活在基督使命旌旗之下的一群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 28:18-19）。基督徒应当将这样的期待完全活出来：基督将要掌管全地，列国都必然要被赐给基督作为应得的产业。基督徒应当在基督治权的各个方面来寻求上帝的国度及其公义。只有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能满足基督，只有令一切都伏在基督的旨意和掌管之下是基督乐意接受的。黄金时期后千禧年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强调了上述这些内容，而在于未能平衡地看待《圣经》中的其他主题[255]。
注解：
[255]之前我曾提到过，给不同的千禧年观贴上标签，乃是一个“恶名昭彰”的难题。如果让我给自己的立场也贴一个标签的话，我倾向于将其称为“乐观无千禧年论”。毫无疑问，许多后千禧年论者会将这个标签视为一种“矛盾修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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