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正努力寻求统一人生之路和能赋予人生道德意义的“共相”①【请参第二章第32页脚注】时，另一个大运动在北欧兴起了，那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就是前面“中古时代”一章篇末所提到的反动，这是对变质的宗教和变质的俗世社会的一个反动。欧洲南部全盛时期的文艺复兴和北部的宗教改革这两个运动必须分开来看，虽然二者都触及同样基本的问题，但提供的答案却是两样，运动结果也是完全两样。

　　从上文可知道，宗教改革之前出现过几位先驱。与乔托、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同时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是其中的一位。威克里夫把圣经奉为最高权威，他和他的门人把圣经译为英文，这译本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颇具重要性。另一位是波希米亚（Bohemia）的胡司（John Huss，1369?-1415，波希米亚是今日捷克的中心地区），胡司曾任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即查理士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教授，与布内勒斯琪、马萨乔、凡.艾克是同时代的人。当时人文主义已窜进教会，造成教会权威与圣经权威平分秋色，甚至有时竟比圣经更权威，也造成教会注重借人的功德以获得基督的救赎。胡司一反这些风气，他回归圣经及初期教会的教导中，强调圣经是最后权威的唯一根本，只有借着基督和他的工作才可以获得救赎。他又进一步发挥威克里夫所持的“信徒皆为祭司”的观点。有一回，在康斯坦斯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上，胡司得到了保护他安全的承诺，但被出卖了。在1415年7月6日，他被绑在柱上烧死。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思想是后来宗教改革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一直在欧洲北部几个地方流传，那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正向南部灌注。附从胡司的人在1457年创立波希米亚弟兄会（Bohemian Brethren），这是莫拉维亚教会（Moravian Church）的前身，他们的思想借着讲坛和圣乐传开了，后来马丁.路德的思想也是这样传开的。胡司本人写很多圣诗，至今仍为人所传诵。改教先驱除了威克里夫和胡司二人，还有萨沃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他是一位道明会的修士，1494至1498年间他的言论在佛罗伦萨风靡-时，他虽不如威克里夫和胡司那样斩钉截铁，但也确实能找到教会问题的所在，并振臂提出反对，结果被吊死，遗体在佛罗伦萨市会堂广场焚烧。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1483-1546）把他的《九十五条》（Ninety-Five Theses）钉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堂的门上。读历史的人当记得，达.芬奇是1452至1519年间的人，路德的《九十五条》是在达.芬奇死前两年发表的。加尔文生于1509年，即达.芬奇逝世十年前。达.芬奇逝世那年，马丁.路德在莱比锡（Leipzig）与厄克（Dr.Johann van Eck）博士辩论。1516年法兰西斯一世召达.芬奇赴法国，后来达.芬奇死在那里。而加尔文向法兰西斯一世呈献他的巨著《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是在1536年。

　　欧洲南部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多持人文主义思想，认为人是万物中心，是自己的主宰，而北部的宗教改革的主张正好相反。这两件事差不多同时发生，说清楚一点，路德的宗教改革爆发，正是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末期。上面也提过，路德在1517年把《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慈运理（Ulrich Zwingli）在1523年领导苏黎世（Zurich）脱离罗马，1534年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Ⅷ）也与罗马分裂；当然这次分裂开始时是因为政治问题，而非因为宗教，但却促成后来英国改宗基督教新教。到1536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就问世了。

　　改教运动与文艺复兴虽同时发生，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也是一样，可是二者的答案却完全不同。你会记得，阿奎那主张人的意志（will）在人抵挡上帝后堕落了，但思想（mind）却不然，这种理论使人认为人只要从自己本身出发就可以想出任何大问题的答案。宗教改革者对堕落的观点则较接近圣经，而与阿奎那的思想相去甚远。改教者否定人可以仅仅以自身为起始，靠着理性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要问题。

　　宗教改革者其实也吸收了文艺复兴带来的新知识和新态度，例如，对事物的看法，懂得使用批判的眼光，不像过去那样囫囵吞枣地随便接受。又如，他们虽反对瓦喇（Lorenzo Valla，约1409-1457）的怀疑主义，但同时很乐意学习他的语言研究。至于批判一向不容置疑的传统，改教者认为不应在人自身那里找根据，一切标淮权威应从圣经原始基督教和初期教会处找。他们发觉，基督建立的教会，已经因为人曲解真理而被损坏了。改教者与文艺复兴思想相左，认为人类的理性不可以自主，人的思想也非无限、包罗万有。他们严格以圣经为唯一的最后权威，人类所需要的答案是上帝借圣经昭示的，这些答案并非只教人如何与上帝有正常的关系，也教人知道生命的意义以及是非的最后标准，换句话说，人不单需要一位实在的上帝，也需要一位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向我们讲话的上帝。

　　改教者以圣经所讲的一切为上帝的话语。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文，从此圣经各种语言的译本渐渐出现，给各个民族阅读。改教思想家认为，圣经和教会二者的权威是分不幵的，教会应在圣经教训之下，不应僭越圣经，亦不能与圣经有同等地位。他们主张“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这主张与基督教开始几百年之后渗入教会的人文主义对立，所以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意义，是铲除已渗入教会并曲解真理的人文主义成分。

　　另外，还要留意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可以从好几方面看出来（人文主义萌芽了好多年，到1500年代才发旺滋长）。首先，教会的权威被人提升到与圣经的权威同等；第二，在基督救赎的工作之上再大量加入人的工作；第三，自阿奎那之后，圣经的道理愈来愈掺杂异教思想，这并不仅仅是文字的转借，而是连思想内容也搬过来。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显而易见，事例俯拾即是。例如拉斐尔在梵蒂冈他的一个厅里，把代表希腊非基督教哲学思想的一幅画《雅典学院》挂在另一幅名为《争论》（Disputa）的画对面的墙上，《争论》这幅画是描绘争论弥撒（the Mass）意义的，拉斐尔在艺术方面是个综合的能手。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西斯廷（Sistine）教堂天花板上的作品，也糅合了圣经和异教的思想，他把异教的女先知与旧约先知并列，但丁的著作也有同样的情形。

　　加尔文之前，一位说法语的瑞士改教家法雷尔（Guillaume Farel，1489-1565）在巴塞尔（Basel）很清楚地表示，除了已混入教会的人文主义，还有另一种人文主义是他要对抗的。鹿特丹的伊拉斯姆（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的佼佼者。伊氏编订希腊原文新约圣经（1516），并在这本圣经的前言里力主新约应译为各种地方方言，这对改教家的益处甚大。有人称伊拉斯姆和随从他的一派人的思想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其实他们的思想与基督教有许多不相符的地方。他们只要求教会稍稍改革，但改教家就不同了；改教家要把教会恢复原状，以圣经为唯一的权威。故此法雷尔与伊拉斯姆完全决裂，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者虽然派别纷陈，各持己见，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与窜进教会的人文主义者和伊拉斯姆式人文主义者是不同的。

　　宗教改革时期并非一个黄金时期，宗教改革距离理想甚远，虽然改教家以圣经为他们信仰的标准和生活的指南针，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能符合圣经真理。例如，马丁.路德对农民战事的立场可说是错误的，又如在远方传教方面，宗教改革者多显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暴露了许多严重的弱点，但他们的确撇弃了俗世和宗教的人文主义而归回圣经真理和早期教会的样式。

　　由于改教家彻底地坚持圣经观点，不与人文主义打交道，所以他们很清楚个体或个别事物的意义，也没有“自然与恩典”（nature-versus-grace）对立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思想的中心是一个自主的人，而宗教改革的中心则是一位借圣经说话的、有位格的、无限的上帝。改教者认为，个体（包括人）的意义是清清楚楚的，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圣经把“共相”与“殊相”统一了。

　　第一，世人能真正知道上帝的事情，这是因为上帝已经借着圣经把自己启示出来。对改教者来说，“上帝”这个字的意义已够丰富，上帝并非一种不可知的“哲学上的另一个”（philosophic other），因为上帝自己已向人昭示，如《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1645-1647）所说，上帝向世人所昭示的属性不单对人来说是真实的，对上帝本身来说也是真实的，即上帝说他是怎样，他自己真真正正就是怎样，并没有打折扣。受着诸多限制的人类当然不会全然透彻地了解上帝，但起码可以掌握关于上帝的真理。由此，人可以认识那最终极的“共相”。此外圣经也向世人启示意义、道德和价值。

　　第二，圣经也讲人和自然的真相。圣经对世界和宇宙的一切并不是样样都讲，但所讲的必定是真相，所以人人都可以知道自然的真相，特别是万物存在和万物具有现今形状的原因。圣经没有把历史和宇宙的真相样样都揭示出来，这样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就有事可为，努力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了。是的，上帝和被造之物中间有一道鸿沟，上帝是无限的，被造之物是有限的，但是人却可以真正地认识上帝和了解被造之物的真相，因为上帝在圣经里启示了他自己，也赐人一把钥匙得以知道上帝创造的世界。

　　宗教改革家回归圣经真理时，立即可见两个效果：“殊相与共相（意义）”（particulars-versus-universals）的对立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科学与艺术也得以在上帝的圣经真理基础上自由发展。因此，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和人文主义基本的弱点和贫乏对比一下，即见髙下，可叹的是，这种人文主义竟流传至今。

　　更重要的是，圣经说出了人类的本相。圣经对每一个个体都赋予意义，特别是那些与个人有重大关系的个体。圣经把个人看得很伟大，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却未能賦予人类什么意义，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另一方面，圣经说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并非一部机械，这显出了人尊贵的本质。

　　“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这个观念不单解决了思想上许多重大的问题，并且更带来了实际而深远的果效。例如宗教改革时期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所担任的种种职分都被视为尊贵。一位诚实的商人或家庭主妇，他们身份尊贵与帝王无异，“信徒皆为祭司”这个圣经真理被高举之后，更促进了这个思想的发展，由这个思想产生了“人人平等”的观念，而教会实行的平信徒当教会领袖，管理教会，也加强了民主意识的潜在力量。

　　另一方面，圣经也说人背叛上帝，堕落了。人是在历史的时空中堕落的，人不愿与那无限参照点（有位格的上帝）有正确的关系，结果，人就变得不正常了。宗教改革也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犯了罪，帝王、后妃、农民无一例外，这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相反。人文主义对人的问题，只究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但圣经就不同了，当人面对自己时，圣经就可以帮助他解决当前的困境，人借圣经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既伟大又卑污的模样。

　　“到上帝那里去的途径!”圣经提示的与宗教改革前几个世纪在教会滋长的论调迥然不同。宗教改革家走回圣经和早期教会的教训那里去，把加诸教会的人文主义成分剔除。他们告诉人，借着基督完成的工作，只用信心，自己就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来；这即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功效无穷，人不能也不需要做什么或加添什么，基督的救赎是无条件地赐予的，全属恩典（Sola Gratia）。

　　以前，到教堂的人是与圣所的祭坛完全隔开的，祭坛前面总是有一道铁屏或木屏隔开，叫做“十架隔屏”（rood screen），上面支撑有十字架像，十字架像有时悬挂在屏上方。到宗教改革以圣经为唯一权威后，很多教堂就把隔屏挪去了。有些教堂更把圣经放在原本放隔屏的位置，表示圣经真理可引导所有的人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瑞士的奥伦（Ollon）就有一间这样的教会，里面的一面墙上还可见十架隔屏镶嵌的痕迹，以前安放隔屏的地方就用来放讲台，上面的圣经代替了十架隔屏。

　　早期法国和瑞士的改教家法雷尔曾在这个教堂传道，法语的瑞士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这里和附近的艾格勒（Aigle）发起的。后来法雷尔在日内瓦和洛桑（Lausanne）工作，接下来的很多年在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大教堂传道。大教堂外竖立的法雷尔像，手中高举圣经，意思是“唯独圣经”。这就是所有改革家特别之处，对人与上帝交往的途径以及现世生活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解答，宗教改革家都显出过人的地方，

　　宗教改革家纯化宗教信仰，反对过分注重圣像，因此常常被人指责为反对艺术。其实宗教改革运动并不反对艺术本身。现在可能有人这样问：圣母、众圣徒的画像及雕像等只是一种艺术，宗教改革家何不把这些作品放入仓库，几百年后就可以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陈列，而不一定要销毁？这个问题问得不当，因为当时的圣像不只是艺术品，也是崇拜的对象。改教运动中人看到圣经所讲的，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故此，虽在那历史性阶段重重压力下，有时亦会把这些圣像毁掉，因为那不是艺术品，实际已成为宗教上的偶像，这种偶像崇拜违反了“耶稣是唯一中保”这一圣经真理。

　　宗教改革家亦会分辨何为宗教上的圣像，何为艺术作品，只毁掉前者。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宗教上的圣像都被毁掉，欧洲各地的大小教堂至今仍可见成千上万的圣像。某些圣像被毁的原因，穆勒（Bernd Moeller，1931-）在他的《皇城与改教运动》（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1962，英译本1972）一书中有交代，他说献圣像的人打碎圣像，是因为他们后来意识到这些东西含有迷信的意味，与圣经真理相违。“献圣像的人并不单尊敬所献的圣像，打碎圣像的人亦非只是憎恶圣像，这两种人所最关切的，其实是永远的救赎。”

　　改教运动中人毁掉圣像的行动与早期基督徒的某些行动相似。早期的基督徒把异教神化的圣木斩去，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贬低树木或轻视自然，而是这些圣木含有反基督的宗教意义。同样，改教中人毁掉的艺术品，在他们看来已非艺术品了，他们不同现代人那样活在一个分割的世界中，对当时的人来说，艺术就是生活的-部分，其价值超越了脱离真理和宗教而产生的美学。

　　从改教运动对文化的影响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并不反对艺术。例如德国画家和雕刻家克拉纳（Lucas Cranach，1472-1553），他是路德的朋友，曾多次为路德夫妇画像，也曾画过路德父亲的像。1524年的《圣诗集》歌唱部分的乐谱可能是他刻的。他们互为对方子女的教父。对于克拉纳各类的作品，未见路德有丝毫的异议。

　　还有，宗教改革对音乐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1562年，一本活泼的诗集《日内瓦诗篇》（Geneva Psalter）出版了，诗歌全部都出自《圣经.诗篇》。这本诗集旋律活泼轻快，所以被有些人讽为“日内瓦舞曲”（Geneva Jigs）。诗词是由在日内瓦继加尔文为改教领袖的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所译，布尔茹瓦（Louis Bourgeois，1510-1570）则负责作曲及配乐。后来这本诗集在英国，德国、荷兰，苏格兰、瑞士等地风行一时。在德国，改教运动对音乐的贡献更为显著。

　　路德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高音部分特别好，乐器演奏技巧及神韵更有口皆碑。1524年，路德的诗班长瓦尔特（Johann Walther，1496-1570）出版了一本对音乐有重大革新意义的圣诗集《威丁堡赞美诗集》（Wittenberg Gesangbuch），瓦尔特与他的朋友卢普夫（Conrad Rupff）在路德家中编纂这本诗集，而路德则用笛吹出音调，这本诗集收有路德亲自撰写曲、词的伟大作品《上主是我坚固保障》（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教堂里的隔屏既已挪去，透过一本打开的圣经，会众就可以直接來到上帝的面前自由歌唱，这是多个世纪以来所未有过的。

　　回顾早期教会的教导和实践，音乐和其他事物一样受到重视，例如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编写了启应赞美诗集，他不单自己编写，而且还教导他的会友去唱，路德在《威丁堡赞美诗集》的序言里说：“我盼望能有某些东西取代青年人的靡靡之音，叫他们得到健康有益的东西，能日趋向善。我非如某些偏执的人所谬想的，要扬弃所有的艺术，或借着福音来消灭它，我却希望一切的艺术，特别是音乐，能成为音系赐予者和创造者的仆人。”

　　将圣诗带进更精密之境的圣诗作者有哈斯勒（Hans Leo Hassler，1564-1612）和普雷托里亚斯（Michael Praetorius，1571-1621），肖然舒茨（Heinrich Schutz，1585-1672）和巴克斯泰乌德（Dietrich Buxtehude，1637-1707）二人也不应被忽略，舒茨受威尼斯的加布埃利（Giovanni Cabrieli，约1557-1612）巴洛克音乐①【巴洛克音乐（baroque music）是指1600年至1750年期间的欧洲音乐风格，以华面宏壮见称，最具代表的音乐家有巴赫、亨德尔等。这时期的绘画也以华丽、鲜艳、极其娇揉造作为其特色】影响，但在宗教改革中这类圣诗作品方面却有己独特的风格和发展方向。在律伯克（Lubeck）当风琴师的巴克斯泰乌德，对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有深远的影响。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巴赫到律伯克去听巴克斯泰乌德演奏的前两年，亨德尔（G.F.Handel，1685-1759）已到过那里，亨德尔不单要听巴克斯泰乌德的演奏，而且希望能继承他风琴师的席位，亨德尔终究没有坐上这位置，因为在合约中有一项条款是新琴师必须与巴克斯泰乌德的女儿结婚！②【亨德尔终生未娶】“礼拜日下午圣乐会”（Abendmusiken）就是由巴克斯泰乌德创办的，亨德尔和巴赫二人都曾前去欣赏。宗教改革对文化的影响，所及之处不单是一群有识之土，更深入到一般大众。当时很多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都有很杰出的表现，例如巴赫在莱比锡所承继的风琴师库瑙（Johann Kuhnau，1660-1722）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库瑙在1700年写下了一首用古键琴演奏的经文奏鸣曲。

　　受宗教改革影响的作曲家中，巴赫的确是顶尖人物，他的作品是宗教改革和当代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的直接成果，而基督教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没有路德就没有巴赫。巴赫的总谱上常常出现“有耶稣的帮助”、“唯独上帝配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等歌名的缩写，而最精妙的是他最后的作品《我今站在你宝座前》。巴赫喜欢用他的音乐形式和字句表达圣经的真理，从圣经的内容产生曲与词的结合，千变万化而不失统一。他的作品有这样的表现，是基于圣经使“共相”和“殊相”统一，因此每一个“殊相”都具有意义。对音乐来说，音乐可有无穷的变化而不混乱，不同但协调。

　　亨德尔当然也属同一传统的音乐家。谈到他必然去想起他的作品《弥赛亚》（Messiah，1741），其曲和词也是表现回归基督教的传统的。除了《弥赛亚》外，亨德尔的宗教音乐还有《扫罗》（Saul，约1738）、《以色列人在埃及》（Israel in Egypt，约1738）、《参孙》（Samson，1743）等作品。《弥赛亚》全曲以圣经为中心，甚至各片段的次序编排都完全依照圣经中弥赛亚的记载，例如亨德尔本来不是把《哈利路亚》大合唱编在末尾，而是恰当地编在基督过去和未来历史的段落中，现代的演奏却将它放在结尾，以达到高潮的效果；亨德尔的原曲却完全依照圣经，编在圣经所预言的那未来时刻的片段中，圣经说，基督有一天要再来统治世界，启示录预言这些事的时候，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句话，《哈利路亚》这首曲就出现在这地方。亨德尔可能认识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查尔斯.卫斯理的作品《欢欣，主为王》（Rejoice，the Lord is King）的乐曲部分是亨德尔作的。

　　英国的教会音乐也是紧依德国早期宗教改革的音乐传统的，诗歌风格力求简单，以适合一般大众。当时在英国的圣诗界，我们可以举出泰利士（Thomas Tallis，约1505-15S5）和吉朋斯（Orlando Gibbons，1583-1625），英国也像德国一样，很注重诗歌的内容。

　　音乐并非宗教改革回归圣经后的副产品，而是一种接受圣经真理的自然成果。宗教改革乐风盛行，清楚说明宗教改革实在相当热衷于文化，在音乐方面如此，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在上面提过克拉纳，其他人如杜勒耳（A1brecht Durer，1471-528）、阿尔多化（Altdorfer，1480-1538）、包尔登格连（Hans Baldung Grien，约1484-1545）以及汉斯.贝海姆（Hans Beham，1500-1550）和巴杜尔.贝海姆（Barthel Beham，1502-1540）兄弟等，在艺术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贡献。

　　杜勒耳部分作品逛在宗教改革前完成的，但他也算是宗教改革的艺术家。1521年，杜勒耳在荷兰时听到马丁.路德被捕的消息（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把他的《九十五条》钉在威丁堡教堂的门上）。其实，在危急关头时，路德被他的朋犮藏匿起来，不过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已成为阶下闪。杜勒耳在1521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这事，他想不到这本日记会公诸于世。这天的日记值得一读：

　　1521年5月17日，星期五，五旬节之前，有一个消息传到安特卫普（Antwerpen），谓马丁.路德被人设陷拘捕。据说，查理王①【即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的传令官本旨派御林军护卫路德，路德竟相信接受了，但传令官把他带到埃森纳（Eisenach）附近的一处荒地时，竟弃之而去。旋有十个骑兵出现，把这位蒙圣灵光照、传扬基督真理、茫然不知所以的虔诚人骗哄着带走。他还在世间吗？抑或已经遇害了？我不知道。他受苦是为了基督真理，他用基督的真理对付不合乎基督教训的教廷。教廷用沉重的律法担子与基督的释放抗衡，路德受苦也是为此。为此，我们血汗换取回来的一切也要被那些无耻亵慢的懒惰人夺去，而饥渴枯干的人也因此而死。

　　我来说，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上帝好像要我们留在这些错谬教训中，这等谬论是被人称为神甫的人编造出来的。上帝甘甜的话语处处遭人曲解和断章取义。

　　天上的上帝啊，怜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求你为你的子民代求，在适当的时候拯救我们，把基督纯正的道理存在我们心里，用你的话语，就是圣经里上帝的话语招聚你分散各处的羊，求你帮助我们能辨认你的声音，不致跟随别的纯由人构想出来的诱惑呼声，我们就可以永远不离开你，主耶稣基督！……上帝啊！你永不会像罗马教廷那祥用人的律法残酷压迫人，我们每天都希望做一个自由的基督徒，被你宝血救赎。至高的天父啊！把这光借你儿子耶稣基督射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可以认清哪些使者应该接受，以致我们能凭良心拒绝别人所加的重担，又叫我们能快快乐乐地事奉你——永恒的天父。

　　他的作品比过去一百四十年以来任何一个人写得更清楚，你已将福音的精神赋予他。天父，倘若我们真是失去了他的话，我们求你再将你的圣灵赐给会招聚你圣教会在一起的人，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过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因我们的好行为，叫那些土耳其人、异教徒、印度教徒（Kalicutes）羨慕，愿意接受基督的信仰……主啊，愿你有一天賜我们从天而来的美丽的新耶路撒冷，这在启示录里已明文记载，这卷书是上帝圣而纯全的福音，并未被人的道理污染。

　　现在，人人都可以从马丁.路德的作品中见到他清楚解明福音，使人一目了然，所以这些作品配受美誉而不应付诸一炬。要烧这些书的人，常与真理为敌，要烧的其实就是他们和他们从人当中制造神祇的谬论，让路德的书再一次流传。上帝啊，如果路德死了，谁可以这样清楚地宣讲神圣的福音呢？上帝啊，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再写十年或二十年？

　　1520年，杜勒耳在给史巴拉丁（George Spalatin）的信中写道：

　　为了基督的真理，为了比世上财富权势更重要的事物，为了世事如云烟，惟主道永存，我恭敬地求你准我向你介绍那位值得钦敬的路德博士。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叫我可以往马丁.路德那里去，我要尽心替他画像，再把他的像刻在铜版上，给这位曾帮助我脱离极大愁苦的基督徒留个永远的纪念。路德博士如有什么德文新著，亦请阁下买下，所需的钱，定当如数奉上。

　　从上面引述的日记和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件事。杜勒耳说，一百四十年以来，没有人的作品能写得像路德那样清楚。威克里夫是1320至1384年间的人，胡司生于1369年，逝于1415，杜勒耳这篇日记写于1521年，1521减去140年，就是1381年，正是威克里夫和胡司在世的日子。杜勒耳心中可能想到了这两个人，杜勒耳所指的一百四十年可能是自胡司起，因为胡司对德国南部的影响正方兴未艾。这些改教运动前的人物，他们的见解特别以圣经为最终权威，已成为宗教改革的基本思想。明显地，杜勒耳对他们相当心仪，从他写马丁.路德的话的字里行间可见一斑。约翰.胡司另一个杰出的思想：救恩无须附加人的行为，只需借着基督和他的救赎便可获得，这点也在杜勒耳的日记里反映出来。

　　杜勒耳是个不折不扣的改教运动中人，因为他几幅带有这些思想的作品如著名的木刻《启示录》（Apocalypse，1498），铜刻《武士、死亡、魔鬼》（The Knight，Death，and the Devil，1513），《圣耶柔米的书斋》（St.Jerome in His Cell，1514）等都是在路德钉他的《九十五条》之前完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上面的日记两次引用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这与上述的木刻作品前后互相呼应，可见这些思想如何影响他的创作。所以，正如巴赫的音乐一样，杜勒耳的艺术是宗教改革文化的结果。杜勒耳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是同时代的人。13岁时他已懂得从自然界取材，他所绘的花朵、兔子等美丽水彩画清楚展示了上帝的世界的价值，那是一种真正的价值。

　　我并非一边倒地说改教运动产生的艺术每一方面都比南方的艺术伟大，而是说改教运动鄙视那些无意义和虚假的艺术和文化，运动中人也不肩为之。

　　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画美丽的画，会有爱，会有扣人心弦的创作，普通人也会。不管人是否知道或承认，人到底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然这形象已变歪曲了。上帝是伟大的创造者，他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性中有一个很独特的表现，就是创作力。人在绘画、科学、技术及其他方面都表现出创作力，因为创作力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些活动无需上帝賜下什么动力就可成功。这不是说人没有与上帝隔绝，不需要基督的救赎，而是说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创作力，而“非人”就没有。个人的世界观很多时候从他的作品中表露无遗，因此，人的作品各有特色。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是这样，例如艺术，文艺复兴的艺术与宗教改革的艺术就截然不同。人在科学上杰出的成就也同样取决于不同的方向，而成就是否会持续，或怎样持续下去也一样取决于不同的方向。宗教改革的艺术表现出的特色则是以圣经为基础。

　　宗教改革对绘画的影响不限于德国，在其他地方也历历可见。最显著的可用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为例子。像普通人一样，伦勃朗也有很多缺点，不同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相信基督为他而死。1633年，他为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Frederick Henry of Orange）画了一幅《举起十宇架》（Raising of the Cross），这幅作品现藏于慕尼黑（Munich）品纳考特博物馆（Alte Pinakothek）。画中有一个戴着画家帽子的人，把挂着基督的十字架竖立起来。画中人其实就是伦勃朗自己。这是一幅自画像，借此告诉世人，是他的罪送基督上十字架的。

　　伦勃朗在作品中处处表明自己是改教运动中人。他不把自然本性理想化，但也不贬低。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深人刻画人的心理，是因为他以圣经真理为他作品的基础。人本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残酷和支离破碎的，因为人叛逆上帝。因此伦勃朗的作品虽然很超脱，却不脱离现实。伦勃朗不沉溺于幻梦境界，这与相应改革的天主教①【相应改革运动（Counter Reformation）是指宗教改革运动后，罗马天主教当局也鉴于教廷内部实在腐化，而相应作出的内部改革。例如整顿修道院及教士的纪律等，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结果就是成立了耶稣会（Jesuits）及举行历时18年之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前者由几名西班牙修士所组成，发誓效忠教皇，对抗基督教新教：后者则重新肯定教会的传统及教皇的权威，人不但因信，而且还借功德得救。罗马无主教这种强硬态度导致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永久决裂。】的巴洛克画大相径庭。这位荷兰改教运动艺术家视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目的是要给人享用，列宁格勒博物馆所藏林氏的一幅作品《丹娜》（Danae，1636）可说明这点：画中，伦勃朗的妻子裸着身体在床上，向着左边期待他来，伦勃朗虽然没有在画中，但却是全幅画的中心，整个画面洋溢着温柔与爱。在伦勃朗心目中，基督是人生中一切事物的主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他，住在上帝的世界里，无须把自己当作上帝，也可以在画中运用上帝的世界和这世界的形形色色。

　　荷兰还有许多画家持守着宗教改革思想。这些人像、风景、静物画家每日所目睹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物，都很重要。从这个角度和观点来看自然是很正确很适当的。南方文艺复兴发展到某一阶段正在十字路口时，给人文主义占据了。一切都要自主，“意义”就随之失去。宗教改革却扭转方向，使得自然与人生的一切变得尊贵和美丽。

　　1860年，白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一书中揭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主要分别。现代人或不会尽然同意白克哈特的见解，但他所论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二者的分歧，至今仍被认为是最精确到位的。白克哈持指出，北部的宗教改革和南部的文艺复兴都提倡自由，但南部却流于放肆，而北部则无此现象，原因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人没有办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賦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无从得到绝对；北部就不同了，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圣经真理下，在自由中抓着了绝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