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发表在《杏花》上的未署名文章《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简介》举出参加洛桑会议对中国教会的三个重要意义：【75】

　　1）促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合一
　　2）促进中国教会迈向普世宣教
　　3）促进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与成熟

借此三点，就中国教会如何走向成熟，本文愿意最后分享一些想法。

1、如何连于大公传统？

　　该《简介》认为，借着洛桑，中国教会不仅实际与海外有所交流，且可以“恢复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在基督身体里的连接，并与大公教会的历史传承接轨”。本文则认为，作为宗教改革的后代，我们有责任首先与改教前辈们合一，成熟而有生命力地传承我们的神学和教会传统，再由此溯源而上，历史性地连于大公传统。个人的学术研究或可绕过宗教改革，直接对话初代教父，但生命的传承绝不仅仅是神学思辨。至于把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就当作接轨大公传统和恢复身体的连结，更是过于简单的理解。

　　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神在历史中赐下超然的启示，也引领教会在历史中有机地发展：如果把教会比作一棵树（参：太1331-32），耶稣基督就是那树种，是全树的生命所在，使徒是树根，初代教会是树干，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是大大小小的分杈，今天的每一间中国教会，都是这梢头上的一片嫩芽，虽不能和历经千百年的大树杈比试强壮，但只要有圣灵的同在，能活泼地根植于主赐予的那个教会传统中，她就是历史性地连于大公传统，连于元首基督的。

　　重视福传、宣教的牧长、同工，有时会忽视更深入的神学装备和传承，满足于个人当下的与主亲近。同时，中国教会已经开始有人认为，我们不但应当超越宗派，更应当超越宗教改革，直接回归初代教会原汁原味的形式；尽量不涉及教义分歧，做最宽泛意义上的福音派，在尽量多的事情上与尽量多的教会合一（“管你什么派，我是苹果派”），以融入普世教会大家庭。这种貌似宽广的“普世情怀”，实际上否认了教会的使徒性，忽视了教会身处其中的世界历史本是神的救赎历史，是一种可能会伤害教会生命根基的偏差认识。

　　“吃饭都不可吗？”中国教会历史上曾经面对过普世合一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当时的教会领袖如贾玉铭、王明道、倪柝声等已经有过相关思考和阐述。【76】在这方面，当代教会的了解和传承显然非常不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能好高骛远。

2、如何迈向普世宣教？

　　某种意义上，宣教就是异地的牧养，牧养就是本地的宣教；宣教和牧养，传福音和不断教导福音，是大使命有机和不可分割的内容。一间教会从她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肩负宣教使命，她的每一项事工，所花的每一分钱，都应同时为着牧养和宣教，或者说，为福音的广传。传统意义上大跨度、跳跃性前进的“宣教”（保罗的事工），只是宣教的一种类型，即“广度上的福传”，它必须和“深度上的福传”形成配搭关系。

　　在牧养和教导信徒的同时，一间教会需要先从身边的宣教事工做起，操练工人，为远方宣教作预备，如差派教会成熟的工人到本城的另一个街区（本地的跨地区）、另外一个职业圈子（本地的跨文化）或另外一个社会群体（本地的跨族群）中间去，在那些人中间传福音，关怀灵魂、服务生命，建立教会，造就门徒。然后是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省份，等等。简而言之，一间教会需要从创始之初就操练国度眼光与心胸，知道神所给自身的一切恩赐，无论人、财、物，最终都是为着“别人”的需要的。

　　今天中国教会大体有两个阶层：一批相对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大教会，以及众多默默无闻，甚至挣扎在生死存亡边缘的小教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一些人先富了起来，而神也在过去的岁月中使一部分教会“先富了起来”。这些教会在去远方做宣教之前，要先成长为有成熟的国度眼光和生命形态的教会；即要先培养真实的宣教品格，成为宣教的教会：

　　1）大教会要彼此提醒和挑战，将自身的资源，包括人、财、物的相当一部分，包括神学和牧养资源，以有规划、有制度的方式，用于帮助小教会建立和成长，同时，不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目的，更不是“占山头”、“抢地盘”。不要好像零花钱越来越多的孩子，只知道将神的恩典用在自己身上。一个教会能否从创始初期，就有节制地花钱，限制自身的需要，节省下资源用于别人的需要，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教会将来如何宣教：是全力以赴、舍己焚烧，还是锦上添花、虎口拔牙地差派几个人出去就心安理得了。独善其身的观念会造成大教会越来越吸引人转会、加入，而小教会逐渐萎缩、消失。这不利于神国度的拓展。

　　2）中国城市教会应立即开始预备，积极、深入开展本地外来人口宣教，特别是农民工宣教。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中有2.25亿是农民工【77】，做这个群体的福音事工，是中国教会当代最大、任务最重的跨文化宣教事工之一。目前很多教会都有心宣教，但往往将眼光放在远方。以我们目前的能力，一个教会不过差派几个人出国，而教会整体，大部分的信徒其实和宣教没有什么关系。本地的跨文化宣教在资源和人员上要求的起点远远低于中东、穆斯林宣教，却可以带动更多普通信徒参加，更有可能产生长期、深入的福传果效。只是这些事工未免缺乏“卖点”，不够吸引壮志雄心，因为它要求教会做实在而非表面的功夫，要求全体信徒而非一两个“圣徒”响应大使命的呼召。单单心系远方，在洛桑这样的事情上一掷千金，恰恰说明中国教会还不是宣教的教会。

3、如何成为成熟的教会？

　　当中国以令世界目瞪口呆的方式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当铺天盖地的礼花仿佛百年前列强的炮弹一般在北京和上海本已灰暗的天空炸响时，这个国家真的成熟了吗？同样，当教会用这个国家期盼百年奥运的心态去期盼三十年洛桑，当我们以荆轲渡易水一般的慷慨悲壮之情，以流血的头颅义无反顾地撞击海关国门时，中国教会真的成熟了吗？

　　我相信，我们是勇敢的，我们是忠诚的，这些以身试国门的弟兄姊妹，在神在人面前活出了愿意单单信靠神、单单为了神的生命。但中国教会并未成熟，也不会因为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变得成熟。奥运也罢，洛桑也罢，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国人和教会积攒百年的这许多愁。

　　中国教会的成熟，不是在国际舞台上被列强承认，起立鼓掌欢迎的时候，不是中国民歌特色的赞美诗在国际会议上唱响的时候，甚至不是她有能力改变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政治格局走向的时候；中国教会的成熟，在她可以不靠车，不靠马，唯独靠福音的大能站立的时候。特别地，中国更正教会的成熟，在她能够起来捍卫宗教改革的时候。

　　两百年中国教会史，我们一直在追求自立，但是在神学建设上，我们至今仍然是依赖西方的“进口国”。相比之下，欧洲，特别是德语国家，数百年来都是基督教世界神学思想运动最主要的源发地。宗教改革起于欧洲，自由派神学起于欧洲，新正统神学起于欧洲，普世主义神学同样起于欧洲。欧洲——美洲——亚洲（中国），在神学河流数百年的流淌方向上，中国一直是下游地区，在自由派神学之后，也一直是跟在欧美之后的受污染地区。今天教会看见西方特别是欧洲信仰的衰败，产生了“回宣”（回到西方宣教）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神学上，不但对当代西方看似高水平的东西有足够的鉴察力和免疫力，还能反过来对欧美施加神学性的影响，我们如何做“回宣”呢？如果更正教自己后院失火，连宗教改革精神都失落了，我们拿什么不但向世俗世界，向穆斯林，更向欧洲，向天主教国家宣教呢？

　　今天是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代，是需要警醒和分辨的时代；福音派对“可见的合一”的盲从正在引发危机，亟需反思。我们确实要走遍普世，将人的心意夺回；我们也应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还要努力实践爱人如己，担当社会使命，照顾弱小的和寄居的。但是，圣经从未要教会在普世中有形地联合，更不用说与普世联合，最终变成普世；相反，圣经呼召我们分辨，出来，离开，分别为圣，做他的见证。这是主一再的呼喊：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赛5211）

　　“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因她的罪恶滔天，她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启184-5）

注释：

75、《杏花》，2010年，秋季号（第3期总第13期），第182页。

76、比较概述性的著作如：郭伟联：《反对合一！？——贾玉铭、基要主义与合一运动的纠结》，香港：天道书楼，2002年；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等。

77、《“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水平探讨》（httpwww.gygov.gov.cngygov144257583856137011220100827256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