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上古中国人上帝信仰的视角之一：特殊启示和普通启示的平衡关系。

考察上古中国人的上帝信仰体系，最重要的工作，不应当是看天上神明的名号和等级与《圣经》里的上帝和天使系统是否对应，而应当是看紧密围绕这个上帝信仰而确立的深刻影响人心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与《圣经》里的特殊启示内涵在精神上呼应，因为只有信仰内涵才可以具体作用于现世人心。经过上面的系列考察我们发现，中国先秦儒典里上帝信仰之下的人文主义与福音书里呈现出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在内涵上强烈共鸣。这些共同的内涵信息就是以“敬天爱人”为精神统帅的逻辑完整的神圣真理体系：神圣恩典、神圣公义、神圣期望。《尚书》等儒家典籍里的上帝信仰在最基本内涵上的的确确呼应着耶稣所传达出的那位怀抱恩典慈爱和动态评判之公义并且对人类的积极有为充满期许的创造主形象。既然在上古中国人上帝信仰内涵里完整地呈现出耶稣亲自启示出的神圣真理的三要素（神圣恩典、神圣公义、神圣期望），那么，我们基于此最重要的一点就敢于断言上古中国人信仰的上帝不是“别神”更不是“魔鬼”，而是“未识之神”或者是对于人类创造主的远古记忆的存留，因为“别神”是虚无，而“（魔鬼）心里没有真理。”（《约翰福音》8章14节）此为肯定上古中国人上帝信仰的理由之一。支持此思路的基督论就是“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22]历来对于“普通启示”（良知与自然万物、社会历史文化）与“特殊启示”（《圣经》与耶稣）二者恰当关系的论述普遍存在一个不够平衡的状况，即往往重视特殊启示而轻视普通启示，实质上是以特殊启示否定普通启示。对于一个理智的心灵而言，理解“普通启示”（心灵良知与自然万物、社会历史文化）与“特殊启示”（《圣经》与耶稣）二者恰当的关系，至少应当注意三个角度：

一是“普通启示”与“特殊启示”互相需要，缺一不可。任何认为有了一个可以忽略另一个的倾向都是有害的。二是“特殊启示”对于“普通启示”是校正是充实是明确是成全是升华，而非废掉和排斥。“特殊启示”是对于“普通启示”而呈现的关乎生命的活见证，“特殊启示”是表明真理和生命紧密相联的一个纽带。三是“普通启示”是把“特殊启示”传入各个民族心灵中的必不可少的文化桥梁，“普通启示”是人类接纳耶稣的心灵预备，“普通启示”是对于“特殊启示”的印证，是对于耶稣所彰显的神圣真理的印证。

如此平衡的理解，简言之，就是同时关注了耶稣对于真理的生命见证和人类各大文化体系里真理成分对于耶稣生平及教训的印证。

耶稣本人曾经自我表白说：“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翰福音》18章37节）在《约翰福音》3章21节那里说：“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在《以赛亚书》51章4节那里上帝宣告说：“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些话都在说明“特殊启示”对于“普通启示”的重要性：坚定人心，给人心灵明确的凭靠，给人力量，给人盼望。《圣经》上又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约翰福音》8章17节）。能够呼应真理的只有真理。在《路加福音》16章31节那里耶稣在一个故事里借亚伯拉罕之口针对犹太民族而愤慨地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古代教会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Clement）在其著作《杂记》（Stromata）里认为，摩西五经是上帝赋予希伯来人接受耶稣的预备，希腊哲学是上帝赋予希腊人接受耶稣的预备。[23]我们经过考察基于真理信息的众多印证，同样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上古儒家典籍也是上帝赋予中国人接受耶稣的预备。明代儒家基督徒杨廷筠就说过“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爱人如己，即吾儒‘民吾同胞’也”。[24]如果全然拒绝儒家典籍里的宝贵道理，则又如何能够赞同耶稣“登山宝训”里的伦理讲论呢？虽然耶稣要求人们爱自己的父母不能超过爱上帝，但是如果连自己身边的父母兄弟都不懂得爱，又如何能够懂得去爱上帝和众人呢？这些道理让我们明白“普通启示”对于“特殊启示”的重要性。

从反面而言，那种用“普通启示”取代“特殊启示”的倾向会导致不加理性选择的民族信仰的复古，那种以“特殊启示”鄙视“普通启示”的倾向会导致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宝贵价值。此两种偏颇都是应当避免的。

肯定上古中国人上帝信仰的视角之二：基督徒信仰对于人类上古历史的合理推论。

肯定上古中国人上帝信仰的理由之二是，以华夏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直通上古不曾中断的历史，汉字是其奇妙载体。从一个基督徒的有神论信仰角度而言，逻辑上不能不断定上古中国人多多少少会保留一些关于人类创造主的信仰记忆。况且自从明清之际的传教士白晋以来，索隐考据的结果让我们感到，撇开《圣经-创世记》的故事来解释某些汉字的由来，的确是有困难的。此类汉字不是一两个而是一批。

肯定上古中国人上帝信仰的视角之三：次级特殊启示。

从基督徒的角度推论，既然相信“上帝爱世人”，眷顾万民并且鉴察到地极，则就不能排除上帝因为爱顾各个民族而在远古以某些独特途径对于各个民族的独立启示的存在。因为这类特殊启示和《圣经》里的特殊启示相比没有明显的围绕耶稣生平而展开的目的性，仅仅具有和耶稣彰显的上帝真理相印证的精神一致性，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次级特殊启示。先秦时代相当典型的次级特殊启示例子有《尚书-说命》里记载的异梦、《国语.晋语》里记载的天使蓐收传达上帝惩罚人间昏君的异梦、《墨子.明鬼》等文献里天使勾芒传达上帝旨意嘉奖人间之美德而增人寿命的记载，等等。其他民族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孟子明确地肯定神性人格天的最高属性是仁爱而非其它，明确地把儒家思想的核心宣布为仁爱，而且明确宣布这种人性生命里自然具有的仁爱是来自于神圣天赋，坚信“仁为天爵”。孟子宣布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新约-约翰一书》4章8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照着基督教的信仰来说，这些蕴涵相当真理性质的对人间仁爱伦理之谈论是和宇宙间仁爱的本体源头相连通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约翰一书》4章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1章17节）。在《圣经》里记载了耶稣的这样一段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已。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２２章３７－４０节）儒家的敬天爱人，正与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两条诫命的总纲相符。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肯定，《圣经》中特殊启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儒家在领受普通启示中所敬的天。

总之，上古时代，华夏民族的祖先所信仰的上帝观念和整本《圣经》里以色列民族所信仰的上帝观念，在基本内涵上是一致的，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但是却与西方两千年间的神学体系所解释的上帝观未必一致。中华民族祖先所具有的某些上帝观念至今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真理光芒，应该引起今日华夏儿女从普通百姓到执政官员的高度重视。诚如明代儒家基督徒杨廷筠所言：“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皆中华先圣之学也，《诗》《书》所称，炳如日星，可考镜已”。（《代疑续篇》）从《诗经》和《尚书》可知，华夏民族最早的宗教活动多是祭祖和祀天的合一，人们相信伟大贤明的祖先死后实际是上升到了上帝的身边，会倾听世间子孙的祭祀祷告，他们“德配上帝”故而死后能够“宾配上帝”。我们看出，不仅我们远古的华夏先民信仰上帝，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与孟子也信仰上帝。他们的精神力量的源头和生命支撑点都完全系于上帝身上。儒生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人生价值追求其实深刻发源于古老的上帝信仰，尤其是从上帝信仰中引申出的敬天尚德理念和无逸有为的理念。儒生们心中的最高人生理想是通过现世的积极有为而“德配上帝”，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在所谓的三不朽中“太上立德”（《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从《尚书》时代直到孔孟，保有上古以来爱民佑民、无逸有为的人格上帝信仰的原始儒教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显著的特点是立德修身的伦理教化和爱民无逸的政治理念的紧密结合，“明明德”的内圣追求紧密结合着“亲民”的外王追求，而最终“止于至善”。儒家从源头上就具有对于“内圣外王”的推崇，先秦儒家神学的最大特色是觉悟神学和政治神学的合二为一，相应地，今天予以发展和更新的现代儒家神学也应当包含觉悟神学和政治神学两大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