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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铁证待判》麦道卫josh mcdowell 著  
第一部分:论述圣经的诉讼
3.新约史实可靠吗?

全章概览

引言 : 古代文献可靠性的考查

一.证明新约可靠性的书目考查
1. 抄本数目及其数目跟原著的接近程度
2. 重要的新约抄本
3. 不同译本证明抄本的准确性
4. 经课集证明抄本的准确性
5. 早期教父证明抄本的准确性

二.证明新约可靠性的内证考查
1. 怀疑的益处
2. 该文件是否没有任何可知的矛盾?
3. 作者是否使用原始资料?

三.证明新约可靠性的外证考查
1. 早期基督徒作者在圣经以外的支持证据
2. 早期非基督徒对新约历史的肯定
3. 石头也呼喊:考古学的证据结论

 

引言:古代文献可靠性的考查

 

我们在本章要确立的,是圣经历史的可靠性 , 而不是其灵感。考查圣经史实之 可靠性的标准,要跟考查其它历史文献的标准相同。

桑德斯 (C. Sanders) 在《英国文学史研究简介》(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中列出和解释了历史编纂的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书目的考查、内 证的考查,和外证的考查。( Sanders, IRE, 143ff.) 本章将会考证圣经的新约部分,看它如何通过每个考查以确定它是一个准确的资料来源,其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可信的。

 

一. 证明新约可靠性的书目考查

书目考查是查考其文本如何一直传递到今天。换句话说,我们既然没有原来的 文件,那么,考虑到抄本的数目,以及原始版本与现存版本之间相距的时间 , 我们现 今所拥有的卷册有多可靠呢?( Montgomery, HC, 26)

1. 抄本数目及其数目跟原著的接近程度

彼德斯 (F. E. Peters) 指出单单就抄本的流传而言,基督教新约的著作是最多被人抄录和最广泛传阅的古代文献。” (Peters, HH, 50) 因此 , 新约文本的保真度就 在乎众多抄本的证据。若只数算希腊文的卷册,得以保存下来的新约有 5,656 份完 整和不完整的抄本,全都是第二至十五世纪用人手抄写下来的。( Geisler , GIB, 385)

已知的新约希腊文抄本,现今有超过 5,686 份。加上超过一万份武加大拉丁文译本,和最少 9,300 份其它早期的版本 , 现存的新约抄本接近 25,000 份,而且可能更多。没有别的古代文献拥有接近这样的数目,或有如此丰富的证据。相比之下, 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 Iliad )排第二位 , 但现存的只有 643 份抄本。第一份完整保存的荷马著作可追溯至十三世纪。( Leach, OB, 145)

以下是新约现存抄本的各项数目:

现存的希腊文抄本:
大楷体抄本: 307
小楷体抄本: 2,860
经课集: 2,410
蒲草纸抄本: 109
小计: 5,686

其它文字的抄本:
拉丁文武加大译本: 10.000+
埃塞俄比亚文: 2,000+
斯拉夫文: 4,101
亚美尼亚文: 2,587
叙利亚别西大文: 350+
波海利文: 100
阿拉伯文: 75
古拉了文: 50
盎格鲁撒克迦文: 7
科普替文: 6
索格底文: 3
古叙利亚文: 2
波斯文: 2
法兰克文: 1

小计: 19,284+
所有抄本总计: 24,970 +

以上的资料来源如下:
Michael Welte (Institute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in Munster, Germany).
Kurt Aland,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87, 1968.
Kmt Aland , Kurzgefasste Liste der Griechischen Handschrifien des Neuen Testaments.
W. De Gruyter (1963).
Kurt Aland, aNeve Nevtestamentliche Papyri III* , New Testament Studies, July, 1976. Bruce Metzger, The Early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Clarendon Press, 1977. Merrill M. Parvis and Allen Wikgren (eds.), New Testament Manuscript Studies 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
Eroll F. Rhodes, An Annotated List of Armenian New Testament Manuscripts , Tokyo, Ikeburo, 1959.
J. Phillip Hyatt (ed.), 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 Abingdon Press, 1965.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纯粹抄本数目的重要性。正如其它古代文献一样,圣经的原 稿并不存在,然而,大量的抄本却让我们能够完全准确地把原着重构出来。( Gei- sler, GIB, 386)

孟沃华(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说 : “如果我们对新约各卷现存的经文存疑,就 是让所有古典文学都落入不明朗的境地,因为没有一份古代文献像新约那样,有大 量的抄本作为支持。”( Montgomery, HC, 29 )

大英博物馆馆长兼图书馆长肯扬( Frederic G. Kenyon )爵士是研究抄本的至高权威,曾发表过不少有关的声明,他说:

除了数目之外,新约抄本也跟古典作品的抄本有所不同……没有别的著 作 , 其写成的时间与现存最早抄本相隔的时间,能像新约那么短。新约各卷在第一世纪后期写成;最早现存的抄本(没有价值的残篇除外)曰期为第四世纪一在原稿写成后的 250 至 300 年左右。这段时间听起来似乎很长,但相比于大部分伟大的古典文献,那根本是微不足道。我们相信沙孚克理( Sophocles ;译注: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七个现存剧本的文本在各方面都是准确的;然而,这些 文本所根据的最早期重要抄本,是在诗人死后 1,400 多年才写成的。( Kenyon, HTCNT, 4)

肯扬继续在《圣经与考古学》(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里说 : “原著与现存最早的证据之间相隔的日期是那么短,不足以构成任何问题。怀疑圣经与原著之间有任何实质差异的最后根据,现在已经清除了。新约各卷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最 终已经得到确立。”(Kenyon, BA, 288)

杜克利 (Dockery) 、马修斯 (Mathews) 和施罗安 (Sloan) 最近写道 : “就大部分圣经经文来说,传递下来的只有一个文本。除了文士抄写的错误和一些刻意的更改外, 经文中惹来问题的地方只占一个很小的百分比。”( Dockery, FBI, 176) 他们下结论说:

我们必须指出,至于原著与现存最早的抄本之间相隔的时间,新约比任何其它希腊文文献都短得多……虽然新约众多抄本之间肯定有差异,但没有一个关乎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是根据一份可争议的文本来建立的。( Dockery, FBI, 182)

霍尔特 (F. J. A. Hort) 恰当地再说明:“至于文本证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古代散文著作当中,新约的文本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 (Hort , NTOG, 561)

葛林理 (J. Harold Greenlee) 指出:“新约可取得的抄本数目,远远超过任何古代文献的抄本……新约现存最早期抄本的日期与原著日期接近 , 这是几乎任何一份古代文献都难以相比的。” (Greenlee, INTTC, 15)

奥伯莱 (W. F. Albright) 满有信心地告诉我们 : “没有别的希罗古代文献 , 能像新约那样有充足的抄本传统为其佐证。新约的早期抄本比任何古典著作的抄本都多得多,而最古老而广泛的残卷与原著也只是相隔大约两个世纪。”( Albright, AP, 238 )格林尼 (Edward Glenny) 报道说:

神赐给我们 5,656 份抄本 , 其中包含希腊文新约的全部或部分。那是保存得极之好的一本古书。我们不但有大量的抄本,而且它们在时间上也跟原著十分接近。有些不完整的新约抄本可追溯至第二世纪,而许多都与原著相隔不超过四个世纪。若与其它古代文献的保存情况相比,上述的事实是令人惊讶的。〔 Glenny, PS ,援引于 BVD, .95; 至于新约抄本的说明,参看 Aland, TNT , 72-84 。 最近期的一个新约抄本列表可见于 Kurt and Barbara Aland , eds. Kurzgefasste Liste der grieschischen Handschrifien des Neuen Testaments 。( Aland , KLHNT) 这份资料列出了新约现存的希腊文抄本有 99 份蒲草纸抄本, 306 份大楷体抄本 ,2,855 份小楷体抄本,和 2,396 份经课集,总数可参阅上表。〕

施户伯( Lee Strobel )在一本近期出版( 1998 年)的书中报道了希腊文抄本最新的计算总数如下:蒲草纸抄本 99 ;大楷体抄本 306 ;小楷体抄本 2,856 ;经课集 2,403 ;总数 5,664 。( Strobel, CC, 62-63 )(数目数算中会有轻微的差异,这视乎一些细小的残篇是否被算为一份抄本,但如山的铁证使新约史实具有极大的可信性。)

德国明斯特( Munster )新约研究学会的韦尔德( Michael Wehe )宣布最近期( 1998 年 8 月)的希腊文抄本数目如下: 109 份蒲草纸抄本, 307 份大楷体抄本, 2,860 份小楷体抄本,和 2,410 份经课集,总数 5 , 686 份。

格林尼引证可比较的古代文献 , 继续说:“没有人会因为我们没有原著的版本而 质疑古代史书的真确性。可是,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抄本数目比新约的抄本数目少得多。”( Glenny , PS, 援引于 BVD, 96 )

布鲁斯( F. F. Bruce )在《新约文件》(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f )中生动地描绘了新约与古代历史文献之间的比较:

我们若把新约与其它古代历史文献的文本资料作一比较,也许能看见新约在抄本证据上是多么的丰富。该撒的高卢之战( Gallic Wars, 主前 58 - 50 年间写成)现存有好几个抄本,但只有九至十个是完好的,而最古老的抄本比该撒的年代迟了九百多年。至于黎维( Livy ,主前 59 至主后 17 年)那 142 卷罗马历史,得以保存的只有 35 份;这些资料是从二十多个比较重要的抄本里得知的,其中只有一个抄本,就是包含卷三至卷六之残篇的抄本,是早至第四世纪。塔西图( Tacitus, 约主后 100 年)的 14 本历史书当中,只有四本半得以存留;其 16 本编 年史当中,只有 10 本得以完整保存,而有两本则部分被保存下来。他这两部历 史巨著的现存文本,完全依赖两个抄本来还原,一个是第九世纪的,另一个是第十一世纪的。

塔西图其它次要著作( Dialogusde Oratoribus, Agricola, Germania )的现存抄本全都借着一个第十世纪的手抄本流传下来。我们是根据八个抄本而认识修西狄第( Thucydides, 约主前 460 - 400 年)的历史书,而这些抄本中,最早期的约为 主后 900 年,还有一些蒲草纸残片,约属于基督教开始的时代。希罗多德 ( Herodotus, 主前 488 - 428 年)的历史书也是这样。然而,没有人会因为希罗多德或修西狄第著作最早期而有用的抄本 , 全都是在原著写成之后超过 1,300 年 才出现而质疑它们的真实性,即使有这样的争论,也没有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 会在意。( Bruce, NTD, 16 , 17 )

葛林理在《新约经文鉴别导论》( toraductiwi to New Testoment Textual Criticism )中谈到原稿与现存手稿(得以留存的最古老抄本)之间相隔的年代时指出:

对于大部分的希腊古典著作,最古老而可知的抄本都出现在作者逝世后1,000年或以后。拉丁作者的著作相隔的年代似乎比较短,维吉尔( Virgil )的原 著与抄本之间相隔的时间短至三个世纪。然而,在新约的情况里,两个最重要的抄本也只是在新约完成后的300年便完成,而某些几近完整的新约书卷,以及新约各卷许多抄本残篇,则可追溯至原著出现后的一个世纪。( Greenlee , INTTC, 16 )

葛林理又说:

纵然最早期的抄本与原著日期相差甚远,而现存的抄本数目通常也不多, 但学者们仍然接受古代典籍是大致可信的,那么,新约文本显然也肯定是同样 可信的。( Greenlee ,INTTC, 16 )

莫志杰(Bruce Metzger)在《新约经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里中肯地作出以下的比较:

几位古代作家的著作凭借最脆弱的途径保存到今天。例如,帕特卢斯( Velleius Paterculus )的罗马简史只凭着一个不完整的抄本保存至今,手稿初版( editio princeps ) 是根据这个抄本而写成的,而这个仅存的抄本在第十七世纪由雷纳努( Beatus RhenanuS )在安默巴克( Amerbach )抄写复制之后便遗失了。即使著名史家塔西图的《编年史》( Annals ),也只有一个第九世纪的抄本留存至今,并且只是此书的首六卷。《致 丢格那妥书》( Epistle to Diognetus )是一本早年基督教会的作品,编者通常把它包括在使徒后期教父的文集里。在 1870 年,该书唯一可知的抄本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市政图书馆一场大火里焚毁了。相对于这些数字,大量存留的新约材料令新约经文鉴别者变得困窘。

布鲁斯写道:“世上没有别的古代文献,像新约一样拥有如此丰富而优良的文本证据。”( Bruce, BP, 178 )

相比于新约接近 5,700 份希腊文抄本,后页的列表证明其它古代文件的抄本实在贫乏。( Geisler, GIB, 408 )

难怪萨卡里( Ravi Zacharias )下结论说:“确实地说,纯粹根据文件的数目、事件与文件写成之间的时距,以及可供证明或反驳之文件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 , 新约是有最佳证明的古代著作。实在没有别的古代抄本证据可与这样的文本数目 和完整性相比。”( Zacharias , CMLWG, 162 )

作者

书名

写作日期

最早期抄本

相隔时间

抄本数目

荷马

伊利亚特

主前 800 年

约主前 400 年

约 400 年

643

希罗多德

历史

主前 480 - 425 年

约主后 900 年

约 1,350 年

8

修西狄第

历史

主前 460 - 400 年

约主后 900 年

约 1,300 年

8

柏拉图

主前 400 年

约主后 900 年

约 1,300 年

7

 

狄摩西尼

主前 300 年

约主后 1100 年

约 1,400 年

200

 

该撒

局卢之战

主前 100 - 44 年

约主后 900 年

约 1,000 年

10

黎维

罗马历史

主前 59 至

第四世纪 (部分)

约 400 年

1(部分)

主后 17 年

大部分为第十世纪

约 1,000 年

19 份抄本

塔西图

编年史

主后 100 年

约主后 1100 年

约 1,000 年 20

 

皮里纽

自然历史

主后 61 -113 年

约主后 850 年

约 750 年

7

新约

 

主后 50- 100 年

约 114 年

50 多年

5,366

 

 

 

( 残篇 )

 

 

 

 

 

约 200 年

100 年

 

 

 

 

( 各卷 )

 

 

 

 

 

约 250 年
(大部分新约)

150 年

 

 

 

 

约 325 年
(新约全书)

225 年

 

2. 重要的新约抄本

以下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一些最重要抄本的发现。至于日期确定方面,有助决定抄本之年份的因素有:

所使用的材料;

字母的大小和形式;

标点符号;

经文划分;

装饰;

墨水的颜色;

羊皮纸的纹理和颜色。

(Geisler, GIB, 242-246)

《约翰雷兰抄本》( John Rylands 主后 130 年),收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约翰雷兰图书馆(现存最古老的新约残篇)。“由于抄本极早的日期和位置(埃及)——与传统的写作地总(小亚细亚)有一段距离一这部分的约翰福音倾向肯定约翰福音写于第一世纪末的传统说法。”( Geisler, GIB, 268 )

莫志杰谈到过时的鉴别学时说 : “若这个细小的残篇在上世纪中期被发现,由德国杜平根出色的教授包珥(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所启发的新约鉴别学派,就不会主张第四卷福音书是直至 160 年才写成的了。”( Metzger, TNT, 39 )

《伯默蒲草纸抄本Ⅱ( Bodmer Papyrus ,主后 150 - 200 年)于 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间,在埃及一个商人处购得,现收藏在伯默世界文学图书馆;此蒲草纸抄本包含大部分的约翰福音。在贝蒂蒲草纸抄本(参下文)被发现后,世界文学图书馆在日内瓦附近的库勒尼( Culagny )购得的伯默蒲草纸抄本,是新约蒲草纸抄本最重要的发 现。 p66 ,日期约为主后 200 年或更早期,包含 104 页的约翰福音一章 1 节至六章 11 节,六章 35 节下至十四章 26 节;还有其它 40 页的残篇,约翰福音十四至二十一章。 这文本混合了亚历山太和西方经文类型,其中有大约 20 处改动,都是属于西方类型的。( Geisler, GIB, 390 )“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蒲草纸抄本收藏部主管亨格尔( Herbert Hunger )在他的文章〔 Zur Dafierung des Papyrus Bodmer Ⅱ( P66 ) , Anzeiger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1960, Nr.4, p.12033 〕里把泊默蒲草纸 抄本Ⅱ的日期提早 66 年,即若不在第二世纪前期,也在第二世纪中期。请参看他的文章。”( Metzger, TNT , 39, 40 )

“也属于此收藏之一部分的 p72 ,是犹大书和彼得前后书最早期的抄本。伯默( M. Bodmer )所取得的另一份早期圣经抄本 P75, 是路加和约翰福音的单叠抄本…… 编者马维达( Victor Martin )和卡泽尔( Rodolphe Kaser )把这抄本的日期定为主后 175 至 225 年之间。这样,此抄本便是路加福音最早而可知的抄本,也是约翰福音最早期的抄本之一。”( Metzger, TNT , 41 )因此 , 莫志杰形容这蒲草纸抄本为“在购得贝蒂蒲草纸抄本之后,新约抄本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Metzger, TNT, 39, 40 )

《贝蒂蒲草纸抄本集》( Chester Beatty Papyri, 主后 200 年)。这些抄本是在 1930 年间从一名埃及商人处购得,现收藏于都柏林的贝蒂博物馆。有部分由密歇根大学拥有。这集子包含蒲草纸的抄本 , 其中三份是新约经文的主要部分。( Bruce, BP, 182 )肯扬爵士在《圣经与现代学术研究》( The Bible and Modem Scholarship )—书中写道 : “事实上,这显然是西乃抄本之后的一个最重要发现,它把新约早期抄本的日期,与传统所定之新约写作日期的距离大大收窄,以致在任何有关新约之真确性的讨论中,都可以完全忽略这个问题。没有其它古籍的文本能有这样早期和众多的证据 , 持平的学者也不能否认,流传至今的文本大致上是可靠的。”( Kenyon, BMS, 20 )〔蒲 草纸抄本的详细目录可见于联合圣经公会及奈瑟勒和亚兰( Nestle-Aland )出版的希腊文新约,两书皆于斯图加特( Stuttgart )印刷。〕

《四福音合参》( Diatessaron ),原文“ Diatessaron ”的意思是“四部分的协调”。希腊文“ diaTessaron ”的字面意是“穿过四”。( Bruce, BP, 195 )这是由他提安( Tatian ,约主后 160 年)编制成的福音书对照。

优西比乌( Eusebius )在《教会历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IV, 29 , Loeb ed. , 1 , 397 )写道 : “他们从前的领袖他提安以某种方式编写了四卷福音书的综合和汇集本,给它起名为《四福音合参》,这书现今仍留存于某些地方。”学者相信他提安这位亚述 的基督徒,是第一个编写福音书对照本的人,这书只有一小部分仍然存在。( Geisler, GIB , 318, 319 )

《梵蒂闪抄本》( Codex Vaticanus, 主后 325 - 350 年)几乎包含整本圣经,现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经过一个世纪的经文鉴别之后 , 许多入认为梵蒂冈抄本是新约文本中最可靠的抄本之一。

《西乃抄本》( Codex Sinatous, 主后 350 年)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抄本由替申多夫( 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 )博士于 1859 年在西乃山修道院发现,内容几乎包含全 部新约和大部分的旧约。这抄本由修道院呈献给俄国的沙皇 , 再由英国政府和人民 在 1933 年的圣诞日以十万英镑从前苏联购得。

这抄本的发现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莫志杰讲述发现这抄本的有趣过程如下:

1844 年,莱比锡大学一名自由讲师替申多夫还未到 30 岁,便开始了他在近东一带大规模的旅程,为的是寻找圣经的抄本。他来到西乃山圣迦他林修道院的时候,偶然在一个装满纸张的废纸箱里看见几页羊皮纸;那些纸张是修道院烤箱的燃料。经过仔细查看之后,他肯定那是旧约七十士译本的部分抄本,用近乎希腊文大楷的字体写成。他从废纸箱里寻回不下 43 张这样的纸张,该院的修道士还若无其事地指出,有两篮这样的废纸已经烧毁了!后来,修道院把这个抄本的其余部分(包括以赛亚书全卷及马加比一书和二书)拿给替申多夫看的时候,他警告那里的修士说,这些珍贵的资料绝对不能用来点燃他们的炉火。替申多夫获准保存的 43 页包括历代志上的某些部分、耶利米书、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返回欧洲之后,他把这些抄本残篇收藏在莱比锡的大学图书馆里,一直存留至今。 1846 年,他把这些经文内容出版,定名为腓勒得——奥古斯特抄本〔 codex Frederico-Augustanus ,以表示对其元首及赞助人撒克逊王奥古斯特( Frederick Augustus )的尊敬〕。( Metzger, TNT, 43 )

1853 年,替申多夫第二次探访修道院的行程并没有新发现,因为经过 1844 年第一次探访之后,他寻找抄本的热情令该院的修士都对他存有戒心。 1859 年,他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指示下第三次探访该修道院。在离开之前,替申多夫把他在莱比锡出版的七十士译本交给修道院的管理人。

于是,该管理人告诉替申多夫,他也有一份七十士译本,并且在他房内的密室中拿出一份用红布包裹的抄本来。就在这位被吓呆的学者眼前,摆放着他梦寐以求的宝藏。替申多夫掩盖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假装不经意地问他能否当晚借来翻阅。既获得了允许,他返回房间后,便整夜带着兴奋的心情细读那抄本,因为,正如他在日记里承认(作为一位学者,他用拉丁文来书写)一一 quippe dormire nefas videbatur (睡觉似乎是一个亵渎的行为!)不久,他便发现那份文件所包含的内容比他期望的多得多;里面不但有大部分的旧约,还有保存得完整无缺的新约,以及两部第二世纪的早期基督教作品:《巴拿巴书信》(先前可知的只有一份拙劣的拉丁文译本)和大部分的《黑马牧人书》(直至当时,可知的只有它的书名)。( Metzger, TNT , 44 )

《亚历山太抄本( Codex Alexandrinus ,主后 400 年)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百科全书》相信这抄本是在埃及用希腊文写成。其中所包含的几乎是整本圣经。

《以法莲抄本》( Codex Ephraemi, 主后 400 年代)收藏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大英百科全书》说它(这抄本)是源自第五世纪,这个年代以及其所提供的证据,对新约某部分经文来说是重要的。”( EB, Vol. 3, 579 ; Bruce, BP, 183 )除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和约翰二书之外,新约每一卷书都出现在这个抄本里。“这是一个称为复写本( palimpsest, 这种抄本有些地方被擦掉,再重新在原处写上文字)的第五世纪文件。透过化学方法,加上艰苦努力,学者可以看到在重写文本之下的原来字样。”( Comfort, 0B, 181 )

《伯撒抄本》,主后 450 年以后)收藏在剑桥图书馆,其中包含四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不但有希腊文版本,也有拉丁文版本。

《华盛顿抄本》( Cocfa IFas/iirigton )或费瑞抄本( Freericanus )(约主后 450 年)包含 四卷福音书。( Greenlee, INTTC , 39 )这抄本收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斯密生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清山抄本》( CZaromoratorais, 主后 500 年代)包含保罗的书信。这是一个双语的抄本。

3. 不同译本证明抄本的准确性

文本证据和准确性的另一个强烈支持是古代的译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古代文献很少会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Greenlee, INTTC, 45 )

从起初,基督教便已是一个带着传教使命的信仰。“最早期的新约译本由宣教士翻译而成,目的是协助他们在说叙利亚语、拉了语,或埃及科普替语的人中间传扬 基督教的信仰。”( Metzger , TNT, 67 )

新约的叙利亚文和拉了文译本约于主后 150 年完成。这些译本带我们返回十分接近原著的时代。现存各种译本的抄本有超过 15,000 份。

a. 各种叙利亚译本

《古叙利亚文译本》( Old Syriac Version )包含四卷福音书,约在第四世纪抄写而 成。此处应加以解释的是“叙利亚文一般是指基督教的亚兰文。这译本用一种经过 特殊变化的亚兰文字母写成。 " ( Bruce, BP, 193 )摩普缓提亚的狄奥多若( Theodore of Mopsuestia, 第五世纪)写道:“它被翻译成叙利亚人的语言。”( Bruce , BP, 193 )

《叙利亚别西大译本》( Syriac Peshitta )别西大的基本意义是“简单”。这是一个标准译本 , 在主后 150 至 250 年左右写成。其四百多个抄本中,流传至今仍有超 过 350 个。( Geisler, GIB, 317 )

《巴勒斯坦叙利亚文译本》多半学者认为此译本的日期约 为主后 400 至 450 年(第五世纪)。( Metzger, TNT, 68_71 )

《非罗森诺译本》( Philoxenian ,主后 508 年)。坡旅甲( Polycarp )为马北( Mabug )主教非罗森诺( Phibxenas )翻译了一个新的叙利亚文新约译本。( Greenlee, INTTC, 49 )

《哈克连叙利亚文译本》( Harkleian Syriac, 主后 616 年)由哈克连的多马( Thomas of Harkel )翻译。

b. 各种拉丁文译本

《古拉丁文译本》( Old Latin )。从第四世纪到十三世纪均有证据提到第三世纪有一“古拉丁文译本在北非和欧洲流传。”

《非洲古拉丁文译本》〔 African Old Latin ,又称巴比安斯抄本( Codex Babbiensis ),主后 400 年〕。莫志杰写道 : “卢维( E. A. Lowe )指出其中的古文书符号是从某个第二世纪的蒲草纸本抄写过来的。”( Metzger, TNT, 72-74 )

《可比安斯抄本》( Codex Corbiensis, 主后 400 - 500 年)包含四卷福音书。

《韦尔功利抄本》( Codex Vercellnsis, 主后 36 〇年)。

《帕雷提努抄本》( Codex Palatinus , 主后第五世纪)。

《拉丁文武加大译本》( Latin Vulgate 意指“通用或普及”)。耶柔米是罗马主教达玛苏( Damasus )的书记。他在主后 366 至 384 年间按主教的要求翻译了武加大译 本。( Bruce, BP, 201 )

c. 各种科普替(埃及)文译本

布鲁斯认为最初的埃及文译本可能在第三或第四世纪完成翻译。( Bruce, BP,214 )

《沙希地文译本》( Sahidic ),第三世纪初期( Metzger, TNT , 79-80 )。

《波海利文译本》( Bohairic )。编辑卡塞尔( Rodalphe Kasser )把日期定为第四世纪左右( Greenlee, INTTC, 50 )。

《中部埃及文译本》( Middle Egyptian )。第四或第五世纪。

d. 其它早期译本

《亚美尼亚文译本》( Armenian ,主后 400 年以后)。似乎从一本在君士坦丁堡取得的希腊文圣经翻译而成。

《哥特文译本》( Gothic )。第四世纪。

《格鲁吉亚文译本》( Georgian )。第五世纪。

《埃塞俄比亚文译本》( Ethiopic )。第六世纪。

《努比亚文译本》( Nubian )。第六世纪。

4. 经课集证明抄本的准确性

这是一个常被忽略的范畴,然而,新约希腊文抄本的第二大组却是经课集( Lectionaries )。

莫志杰提供了经课集的背景:“按照会堂每逢安息日在礼拜仪式中诵读部分律法书和先知书的习惯,基督教会在崇拜的时候会读出新约书卷的经文。一种诵读福音书和书信的定期经课渐渐建立起来,并且根据全年的礼拜日和其它基督教圣日定出一些固定的常规来。”( Metzger, TNT, 30 )

莫志杰指出被编入目录的经课集共有 2,135 份 , 但大部分仍然有待鉴定和分析。(较近期的计算是 2,396 份,如本章先前所列。)

葛林理说:“最早期的经课集残篇源于第六世纪,而完整抄本的日期则在第八世纪及更后的时期。 " ( Greenlee , INTTC, 45 )

经课集通常较保守,会使用较古老的文本 , 而这就使它们在经文鉴别上显得尤其珍贵。( Metzger, TNT, 31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 在订立新约文本方面,经课集只有次等的价值,理由最少有三:

它们包含的整本新约重复出现多次,但却没有启示录和某些部分的使徒行传。

近期有关经课集的学术研究,令它们在订立真正的文本方面承担较重要的责任。经课集的经文类型主要是拜占庭式,但也有某些组别有亚历山太和该撒利亚 读文的特色。

经课集也影响了我们对某些经文的理解,如约翰福音七章 53 节至八章 11 节和马可福音十六章 9 至 20 节。( Geisler , GIB, 418 )

(经课集的详细列表可见于联合圣经公会及奈瑟勒和亚兰出版的希腊文新约 , 两书皆于斯图加特印刷。)

5. 早期教父证明抄本的准确性

早期教父对圣经的引用不是新约文本的主要见证,但他《确实担当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次等任务。第一,他们对新约正典 27 本权威书卷的存在,给予压倒性的支持。虽然有些教父的经文引述十分准确,但一般来说都是宽松的,可是,他们最少也复制了原文极大部分的内容。第二,教父们引述经文无数 , 而且流传甚广,即使我们 没有现存的新约抄本,也司从他们的著作里把新约重构出来。( Geisler, GIB, 430 )

早期教父对新约的引述(见下表)

作者

福音书

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

普通书信

启示录

合计

殉道者(游斯丁)

268

10

43

6

3(266处暗示)

330

爱任纽

1,038

194

499

23

65

1,819

革利免(亚历山太 )

1,017

44

1,127

207

11

2,406

俄利根

9,231

349

7,778

399

165

17,922

特土良

3,822

502

2,609

120

205

7,258

希坡律陀

734

42

387

27

188

1,378

优西比乌

3,258

211

1,592

88

27

5,176

总数

19,368

1,352

14,035

870

664

36,289

简单来说,葛林理说得对:“这些引文那么广泛,纵然不使泪新约的抄本 , 我们也能从这些引文把新约重构出来。 " ( Greenlee , MTC, 54 )

例如,我们根据上表,就伯尔根( Burgon )的索引所提供的数据,比较这些较早期和重要的作者所作的众多引述。( Geisler , GIB, 431 )

有关教父引述新约的情况,莫志杰告诉我们 : “除了从新约希腊文抄本和早期译本获得的文本证据外 , 经文鉴别者也得到许多引述的经文,这些引文包括在注释书、讲章,和早期教父撰写的其它论文里。这些引文那么广泛,即使所有其它有关新约 文本的资源都毁灭了,它们也足以让学者把整本新约重构出来。”( Metzger, TNT, 86 ) 《大英百科全书》说 : “原文学者即使考查所有的抄本和译本,仍未能彻底搜罗新约文本的证据。早期教父的著作往往反映出一些跟这个或那个抄本不一样的文本……他们给文本所作的见证,尤其是当他们确证某些其它来源的读文时,是经文鉴别者在作出结论之前必须参考的。”( EB , Vol. 3, 579 )

有人问戴林波( DavidDaliymple )爵士 : “假设新约被毁灭了,它的抄本在第三世纪末已荡然无存,我们还有可能从第二和第三世纪的教父著作里把它再次编集起来吗 ? ”戴爵士那时还怀疑圣经在早期著作上所占的优势。但作出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他下结论说 : “看看那些书。你还记得有关新约和教父著作的问题吗?该问题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于我拥有所有现存的第二和第三世纪的教父著作,于是便开始研究。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其中找到了整本新约,只欠 11 节经文。” ( Dalrymple, 援引于 Leach, OBHWGI, 35, 36 )

安格斯( Joseph Angus )在《圣经手册》( The Bible Handbook , p. 56 )针对早期教父的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警告:

1. 经文有时不是准确地逐字引述。

2. 某些抄写员常有手书之误,或会刻意作出更改。

在教会教父当中,作为新约抄本早期的重要见证有:

罗马的革利免( Clement of Rome, 主后 95 年)。俄利根( Origen, De Principus, Book Ⅱ ,Chapter 3 )称他为十二使徒的门徒。( Anderson, BWG, 28 )

特土良( Tertulian )在《真道辩》( Against Heresies , Book Ⅲ, Chapter )中指他(革利免)是由彼得委任的。

爱任纽( Irenaeus )继续在《真道辩》( Against Heresies, Book Ⅲ , Chapter23 )指出,“众使徒的劝诫仍然在他耳中回响,他们的教导仍然在他眼前。”

罗马的革利免引述的经文有: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提多书、彼得前书。

伊格那丟( Ignatius ,主后 70-110 年)是安提阿的主教,在罗马殉道。他对众使徒十分熟悉。他的七封书信包含了以下各卷的引文:

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刚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前后书、雅各书、彼得前书。

坡旅甲(主后 70- 156 年) 86 岁那年殉道,是士每拿的主教和使徒约翰的门徒。 其它引述新约的人还包括:巴拿巴(约主后 70 年)、黑马( Hermas ,约主后 95 年)、他提安(约主后 170 年) , 和爱任纽(约主后 170 年)。

亚历山太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主后 150-212 年)。他引述了 2,400 处新约经文,除了三卷书之外,他的引文来自整本新约。

特土良(主后 160-220 年)是迦太基教会的长老。他引述新约超过 7,000 次之多,其中 3,800 次引述自福音书。

希坡律陀( Hippolytus ,主后 170 - 235 年)引述经文超过 1,300 处。

適道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主后 133 年)与异端人士马吉安( Marcion )抗辩。

俄利根(主后 185-253 或 254 年)。这位常常大声疾呼的作者编纂了超过 6,000 份著作。他的作品列出了超过 18,000 处新约的引文。( Geisler , GIB, 353 )

居普良( Cyprian ,卒于主后 258 年)是迦太基的主教。他使用了约有 740 处旧约 经文和 1,030 处新约经文。

贾斯乐( Geisler )和尼克斯( Nix )正确地作结论说:“至此简单地清点一下目录,便发现在尼西亚会议(主后 325 年)之前,我们已经有 32,000 次新约的引文。这 32,000 次引文绝对不是引文的全部,当中甚至未包括第四世纪的作者。只要加上另外一位 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和当时都十分活跃的作者优西比乌所引述经文的数目,新约引文 的总数便达到 36,000 多次。”( Geisler, GIB, 353, 354 )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你还可以加上奥古斯丁( Augustine )、阿马比斯( Amabius )、雷坦提乌( Laitantius )、屈梭多模( Chrysostom )、耶柔米( Jerome )、罗马努斯( Gaius RoLanus )、亚他那修( Athanasius )、米兰的安波罗修( Ambrose of Milan )、亚历山太的区利罗( Cyril of Alexandria )、叙利亚人以法莲( Ephraem the Syrian )、波提亚的希拉流( Hilary of Poitiers ),和女撒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yssa )等等。

贾根尼( Leo Jaganay )谈到教父引述新约的情况时说:“至于伯尔根院长临终时留下的大量未出版的材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教父引述新约的索引。这索引由 16 卷可在大英博物馆找到的巨册组成,并且包含 86,489 处引文。”( Jaganay , ITC- NT, 48 )
[3.新约史实可靠吗?] 第1篇
 
《新铁证待判》麦道卫josh mcdowell 著 3.新约史实可靠吗?

二 . 证明新约可靠性的内证考查

1. 怀疑的益处

有关这个考查,孟沃华指出文学鉴别者仍然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就是 : “遇有杯疑时利益要归给文献本身,而不能由鉴别者自己僭取。”( Montgomery, EA , 29 )

因此,“人必须聆听被分析中的文献所显明的主张,而不是假设它有虚假或错误,除非作者因自相矛盾或实际的错误而让人怀疑他的资格。 " ( Montgomery , EA, 29 )

何恩( Robert M. Horn )引申这说法道:

试想想,若要把一个“难题”列入反证某个教义的类别里,我们需要怎样证明那是一个“难题”呢?当然表面的矛盾不足以满足这个要求。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已经正确地了解该段文字,以及其中用字或数字的含义。其次,我们必须 有足够的知识去了解该问题。第三,即使更进一步的知识、经文研究、考古学等,都不可能帮助我们对该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难题不构成异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谬误。这样说并不是要把难题的范围缩到最小,而是要正确地理解它。我们要抓住困难,问题必须催使我们去寻求更清晰的解释;在获得任何问题的最后答案之前,我们都不能肯定地 说 : “这是一个被证实的错误,它毫无疑问地与无误的圣经对立。”大家都知道无数这样的“异议”,在本世纪初开始已经一一得到解决。( Horn, BTSI, 8, 87 )

2. 该文件是否没有任何可知的矛盾?

阿彻尔( Gleason Archer )博士在神学院里无人不晓,他是一个认识三十多种语言的人,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旧约时代中东地区的语言。他在研究院教授圣经鉴别学超过 30 年,对自己在识别何谓圣经的难解经文方面的学历,作出以下谦逊的描述:

当我还是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时候,我对护教学和圣经证验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便努力学习任何与圣经学术研究有关的语言和文化。我在大学主修古典文学,因而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还有法文和德文。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主修希伯来文、亚兰文,和阿拉伯文;在研究院那几年,则潜心学习叙利亚文和亚甲文,甚至在选修课程里教授这些学科。较早期的时候 , 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对中期王国的埃及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到后来教授同类课程的时候,我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更进一步加强了。在芝加哥东方学院的时候,我特别研究第十八王朝的历史记录,也学习了科普替语和苏美尔语。作为与这些古代语言研究之结合,我在法律学院接受了一个完整的训练课程,其后在 1939 年被麻省法院取录。这个机会让我在法律证据的领域上获得一个透彻的基础训练。

阿湖尔博士在《圣经难题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的前言里 , 为圣经的内在一致性作出以下的见证:

处理过一个又一个表面上的差异,研究过圣经记载和语言学、考古学,及科学证据之间的所谓矛盾之后,我对圣经之可信性的信心,一而再地获得证实和 加强,因为我发觉人类发现的每一个圣经难题,从古时直到现在,几乎都由圣经 经文本身,以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方法解决了,或由客观的考古证据破解了。 可从古代埃及、苏美尔,或亚甲文献取得的有根据的推论,全都与圣经的记载协调;受过正规训练的福音派学者完全毋须惧怕人本理性主义者敌对性的争论和挑战,或诽谤者的任何言词。

阿彻尔博士作结论说 : “圣经本身有极佳和充足的答案去反驳每一个针对它的指控。但我们只能在永活的神无谬误的话语里面找到这答案,而圣经正指出自己是属于这一类书。 " ( Archer, EBD, 12 )

圣经学生常因看见某些圣经句子与另一些圣经句子似有矛盾而感到困惑。例如,我的一位同伴常常感到不解的是,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对于加略人犹大的死,为什么会有不一致的记载呢?马太福音说犹大是自缢而死的,使徒行传则说犹大一头栽进田里,“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而死。我的朋友感到困惑的是,两个记载怎么可能都是真确的呢?他尝试使之合理化说,犹大必定是在悬崖边自缢,绳子断开,他便一头栽进下面的田野里。若要掉进田里而使肚腹崩裂,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千真万确的,几年后,我这位朋友在一次圣地旅行中 , 看见了传说是犹大死亡的地点:在耶路撒冷以外一块位于悬崖下面的田地。

断言圣经有谬误,往往因为人不明白解释古代文献的基本原则。以下的原则能帮助我们辨别圣经文献,是否确实无误或是矛盾:

原则一:未得到解释的,不一定是不能解释的。没有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会自称能解释圣经里所有的难题。然而,批评家不能因此便假设仍未得到解释的经文,是永远不能解释的。科学家在大自然里看见一件不寻常事物的时候,他不会放弃作进一步的科学探索。相反地 , 他会以那不能解释的事物作为寻找答案的动力。

例如,从前科学家并不能解释流星、日蚀、旋风、飓风和地震的现象。直至近年 , 科学家仍不知道大黄蜂怎么能飞。但没有科学家会认输说:那是“矛盾 ! ”这些神秘现象已经向锲而不舍的科学解开他们的奥秘。

同样地,基督徒学者也可以用相同的态度探究圣经 , 那就是:至此为止仍未得到解释的经文,不一定就是不能解释的。他不会假定任何记载上的差异是矛盾。遇到一些暂时未有解释的事情,他便继续探究,相信终必会找到答案。老实说,他若持着相反的态度,就必定会停止研究。若已经假定没有答案,人还会去寻求答案吗?

像科学界的学者一样,研究圣经之人的信心和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得到了回报。学者们从前对许多难题找不到答案,现今已经向历史、考古学、语言学和其它学科锲而不舍的努力投降。例如,批评家曾认为圣经首五卷书不可能是摩西所写 , 因为摩西的时代仍未有文字记载。现在我们知道,在摩西之前的两千年或更早的时期,文字记载已经存在。同样地,批评家曾认为圣经谈及赫人,是一个谬误,因为历史学家完全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现在历史学家经由在土耳其发现的赫人图书馆,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些证据让我们深深相信,仍未有答案的圣经难题确实有它的解释,我毋需假设圣经里有错误。

当我们开始查究支持它(即圣经里所谓的矛盾)的例子时,发现那些地方只是难以与圣经协调,而不是没有可能协调。最明显不过的是,任何两个句子必须在任何自然的推论下都不可能协调,才能被断定为前后矛盾。这是历史研究里一个公认的原则,也是唯一有可能的合理原则,除非我们要坚称这两个句子必然地包含该事例的一切实情,并排除可作协调推论的可能性(页 54 ,粗体字为原有标示)。( Geisler, DY, 52 )

原则二:解释是会出错的,但这不代表启示会出错。人类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会犯错。正因如此,铅笔顶端有橡皮擦,计算机也有“删除”键。只要有不完美的人类存在,神的话便有被误解的可能,人类对他的世界也会有错误的观点。我们不应假设现今盛行的科学观点,就是该课题的最后定案。过去一直盛行的科学观点被现今的科学家看为错误的。因此 , 我们可以预期,盛行的科学主张与广被接纳的圣经解释之间是有矛盾的。但这些沖突不足以证明神的世界和神的话语之间有矛盾。

原则三:要了解经文的上下文。也许批评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一段经文抽离它原有的背景。正如谚语有云:“抽离背景的主题是一个托词。”( A text out of context is a pretext. )人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从圣经去证明任何事物。圣经说 : “没有神”(诗十四 1 )。当然,上下文应当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十四 1 )有人或会指出,耶稣也劝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太五 39 ) , 但我们不能忽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正在谈论反报复的问题。同样地,许多人不明白耶稣说“有求你的就给他”这句话的背景。那是否指小孩子向你要一支枪,你也给他;或恐怖分子来要核子武器,你也要给他呢?不按照上下文来解释经文的意义,也许就是挑剔圣经之人的主要错误。

原则四:按照意义明显的经文去解释难解的经文。有些经文是难以理解的,有时候其困难在于意义含糊 , 有时候某段经文的教训好像与另一段经文的教训互相冲突。例如,雅各似乎说救恩是借着行为而得(雅二 14-26 ),而保罗的教导则清楚指出救恩是出于恩典(罗四 5 ;多三 5-7 ;弗二 8-9 )。在这情况下,我们不应认为雅各的言论与保罗相抵触。保罗是谈到在神面前称义(只凭着信心),而雅各则指在人面前称义(他们看不见我们的信心,只看见我们的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腓立比书二章 12 节,保罗在该处写道 : “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表面看来,保罗好像说救恩是借着行为而得。然而,我们有大量的经文可以驳斥这说法,而那些经文都明显地主张“得救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 免得有人自夸”(弗二 8-9 )。而且“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四 5 )。若按上述意义清晰的经文,来理解“做成得救的工夫”这句难解的话,我们便可看见,无论其中所指的是什么,也总不会指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事实上,其意思就在紧接着的下一节。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工夫,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心里作工了。用保罗的话来说 :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 13 )。

原则五:不要把教训建基在意义模糊的经文上。有些经文难于理解,因为其中的意义含糊。这情况的原因通常是经文里的钥字只出现了一次(或甚少出现),以致我们很难明白作者的意思,除非我们从上下文推断出来。例如,一段十分著名的经文出现了一个字,这个字直至新约写成的时候,没有在其它希腊文作品里出现过。这字出现在我们通常称为主祷文的经文里(太六 11 )。这句话一般译作:“我们日用的炊食,今日赐给我们”。此处讨论的是译作“日用”的字“ epiousion ”。研究希腊文的专家对于其来源或确实的意思仍末取得一致的意见。不同的解经家尝试把它与其它大家熟悉的希腊文字联系起来,并对它所产生的意义提出许多不同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今日继续赐给我们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超级丰富的(或超自然的,从天而降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维持生命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日用(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饮食。

每一个建议都有其拥护者,并且按照上下文都解得通,每一个建议都只是根据现有的有限资料。我们没有任何强烈的理由去放弃已经广被接纳的翻译。但这个例子可以阐明我们的要点:有些经文是难解的,因为某些钥字只出现了一次,或甚少出现,以致意义难明。

有些时候 , 所出现的用字是清楚明确的,但其意义却不明显,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该字所指的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29 节谈到一些人“为死人受洗”。他所指的是否为活着的代表人施洗,以确保死去却未受洗的信徒必定能得救(如摩门教的主张)呢?是否指一些人受洗加入教会,以填补那些死去之人的空缺呢?是否指一个信徒“为”(即“作为目标”)自己的死以及与基督同埋葬而受洗呢?还是别有所指呢?

倘若我们不能确定:

我们不应根据一段意义含糊的经文来建立一个教义。一种凭经验而可靠的解释圣经的法则是“主要的事是显浅的,显浅的事是主要的。”这就称为圣经的明晰( perspicuity )。 重要的事情在圣经里会有清楚的教导,而且大概不止在一个地方出现。

若一段经文的意义不清晰,千万不要推断其意义跟另一段有清楚教导的经文相反。

原则六:圣经是一本有人性特色的书。圣经声称神使用了人类的特性来接受和传达永恒的真理。因此,说话的表达方式(如耶稣所使用的夸张法)不应按字面来理解,然后用这理解来反对另一段经文。

原则七:不完整的报道不就代表是虚假的报道。例如,马可福音五章 1 至 20 节和路加福音八章 26 至 39 节只谈到一个被鬼附的人,而马太福音八章 28 至 34 节所谈及的却有两人。马可和路加极可能使用相同的第一手报道,那是不全面的报道,焦点集中在事件中两个被鬼附之人中较知名的一个。这些报道并没有矛盾。事实上它们是互相补足,我们若把这些经文并列来看,便能得到更多的资料。

原则八:新约不一定逐字准确地引述旧约。正如我们今天拥有超过一个圣经译本,早期基督徒也经常会引述七十士译本(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其中的用字跟原著经文会有一些出入。

原则九:圣经不一定赞同其中所记载的一切。假设圣经所记载的一切都得到圣经的赞许是错误的。圣经记载了一些谎话一如撒但(创三 4 ;比较约八 44 )和喇合(书二 4 )的谎话。圣经不一定会容忍那些谎话,它只是如实地记载,纵然那些是犯罪者的谎话和错误。圣经的真理可见于其中的后示,而不在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 除非能认定这种差别,否则,我们或会错误地认为:圣经有不道德的教训——叙述大卫犯罪的时候(撒下十一 4 );圣经提倡一夫多妻制——记载所罗门有众多妃嫔的时候(王上十一 3 );或圣经是肯定无神论的——引述愚顽人说“没有神”这句话的时候 (诗十四 1 )。

原则十:圣经所使用的是非技术性的日常语言。圣经使用了非科学性的字眼 , 不就代表该字眼是不准确的。对于符合科学规律的事实,如地球的运转,圣经或会用表示时间的习语来形容(例如 : 太阳穿越它的坏行道)。

原则十一:圣经会使用约数 , 也会使用准确的数目。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的文学作品里,约数都常被使用。圣经也有相同的语言惯例。

原则十二:留意圣经何时使用不同的文学技巧。通常上下文会决定一个用语应按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来解释。

原则十三:复制品上的错误不等于原著有错误。神学家谈到圣经的无谬误时,他们是指圣经起初写成时的无谬误,即是原着手稿,而不是复制品,或复制品的复制品没有错误。

原则十四:笼统的说法不表示普遍的应许。批评家往往遽下断语说,无限制的声明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他们抓住一些说明笼统事实的经节,然后高兴地指出有明显例外的情况。他们忘记了这等声明只是一些概括的说法。

箴言书是一个好例子。谚语式的言论本质上只是提供一般的指引,而不是普遍的保证。箴言是生活的准则,但也允许例外的情况出现。箴言十六章 7 节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该处断言“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此声明显然不是一个普遍真理。保罗蒙耶和华喜悦,但他的仇敌却用石头打他(徒十四 19 )。耶稣蒙耶和华喜悦,但他的仇敌却把他钉十字架!虽然如此,人的行为若蒙神喜悦,他的仇敌往往会被吸引来支持他,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看看保罗怎样被吸引来到耶稣面前!

原则十五:后期的启示取代前期的启示。圣经多处证明启示是渐进的。那就是说,神没有一次过揭示所有的事情,他也没有为每一个时期设立相同的条件。所以 , 他一些后期的启示,会取代先前的声明。圣经批评家有时会把这些后示方面的改变 理解为谬误。

例如,父母容许一个年纪小的孩子闲手吃东西 , 后来却吩咐他用匙羹,这不是一个矛盾。父母后来又坚持要孩子用叉子,而不用匙羹来吃蔬菜,也不是前后矛盾。 这是渐进式的启示,每一个命令都要切合当时的境况。

有一段时期(在摩西律法之下),神吩咐以色列人为自己的罪而献上牲畜为祭。 但后来基督为罪献上了完美的祭(来十 11 - 14 ),这个旧约的命令便不再盛行。同样 地,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 他盼咐他们只吃水果和蔬菜(创一 29 )。后来,情况在洪水之后改变了 , 神便吩咐他们也吃肉(创九 3 )。这种从素食转变为杂食的情况,是一 个渐进式启示的例子,而不是一个矛盾。事实上,这些后来的启示只是按照神整体的救赎计划,在不同时候向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命令。

了解圣经矛盾经文之原则摘要:

1. 未得到解释的,不一定是不能解释 的。

2. 解释是会出错的,但这不代表后示会出错。

3. 要了解经文的上下文。

4. 按照意义明显的经文去解释难解的经文。

5. 不要把教训建基在意义模糊的经文上。

6. 圣经是一本有人性特色的书。

7. 不完整的报道不就代表是虚假的报道。

8. 新约不一定逐字准确地引述旧约。

9. 圣经不一定赞同其中所记载的一切。

10. 圣经所使用的是非技术性的日常语言。

11. 圣经会使用约数,也会使用准确的数目。

12. 留意圣经何时使用不同的文学技巧。

13. 复制品上的错误不等于原著有错误。

14. 笼统的说法不表示普遍的应许。

15. 后期的启示取代前期的启示。

一个认真地查考圣经,而不是尝试透过解释来贬抑圣经的人,会同意马克吐温的说法:他说最令他感烦恼的,不是他不明白的圣经部分,而是他真正明白的部分 ! ( Geisler and Howe, WCA, 15 - 26 )

3. 作者是否使用原始资料?

新约作者是以见证人的身份 , 或根据第一手资料来撰写的。新约各卷都有声明如下: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一 1-3 )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后一 16 )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壹一 3 )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 :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徒二 22 )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约十九 35 )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 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路三 1 )

“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声说 : ‘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 : ‘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所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徒二十六 24 -26 )

前曼彻斯特大学雷兰圣经鉴别学与释经学教授布鲁斯,谈到新约记载之原始资料的价值时说:

最早期传讲福音的人知道亲身直接见证的价值,并且一而再地引以为权威。“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是他们时常充满信心地坚称的事实。而且,他们若要捏造一些耶稣当年所言所行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容易,因为周围有许多耶稣的门徒,他们都记得曾经发生什么事,和不曾发生什么事。

早期的传道者不但要考虑友善的见证;有些对耶稣不怀好意的人也熟悉他传道和受死的主要事件。门徒绝对不能冒一个报道不实的危险(故意歪曲事实就更不用说),因为这样会马上被人揭穿,而揭穿他们的人正乐于这样做。相反地,起初使徒传道其中一个有力的要点是 , 他们深信听见的人也认识他们所说的事实;他们不但坚称:“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他们还说 : “这是你们自己也知道的”(徒二 22 )。倘若作者在资料上有任何违反事实的地方,听众中怀着敌 意的人必定会纠正他们。( Bruce, NTD, 33, 44-46 )

但有些人会反驳说:“噢,开玩笑,那只是作者自己说的。一个多世纪之后冒名叙事的作者作任何的声称都可以。”

然而 , 事实摆在眼前,新约的书卷并不是在事件发生后一个多世纪才写下来,而是在当事人仍在世的时候写成的。因此,今天学者必须视新约为第一世纪有效的原始资料。( Montgomery, HC , 34, 35 )

保守派所推算的日期:

〔对于某些日期(如马太福音) , 现在已经修正而被视为不够保守〕

保罗书信:主后 50-66 年( Hiebert )

马太福音:主后 70 - 80 年( Harrison )

马司福音:主后 50-60 年( Harnak ),主后 58 - 65 年( T.W. Manson )

路加福音: 60 年代初期( Harrison )

约翰福音:主后 80- 100 年( Harrison )

自由派所推算的日期:

〔某些日期被证实是不可能的(如约翰福音);至于另一些,则甚少为今天有权威 的学者接纳〕

保罗书信:主后 50- 100 年 ( Kummel )

马太福音:主后 80 - 100 年 ( Kummel )

马可福音:主后 70 年( Kummel )

路加福音:主后 70-90 年( Kummel )

约翰福音:主后 170 年( Baur ),主后 90- 100 年( Kummel )

本页图表所显示的数字,资料来源如下:

1.Werner Georg Kummel,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Howard Clark Kee ( tr. ) , Abingdon Press, 1973.

2.Everett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1.

3.D. Edmond Hiebert,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Vol. II, Moody Press, 1977.

4. 曼森( T. W. Manson )和包珥( F. C. Baur )的著作和讲稿。

著名的圣经考古学家奥伯莱说 : “我们已经可以郑重地说 , 把任柯新约书卷的日期定为主后 80 年以后,已没有任何确实根据。今天较激进的新约鉴别者更把日期定在 130 至 150 年间,在整整两代之后。”( Albright, RDBL, 136 )

他接受 1963 年 1 3 18 日的《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杂志访问的时候重申这一点 : “依我看来,新约每一卷书都是由受了洗的犹太人、在第一世纪四十和八十年代(极可能在主后 50 至 75 年间)写成的。”

奥伯莱下结论说 : “多得昆兰古卷的发现,新约被证实它正如我们先前所相信的:是基督和他的第一代门徒在主后约 25 至 80 年间的教训。 " ( Albright, FSAC, 23 )

许多自由派的学者不得不考虑较早的新约写成日期。罗宾逊( John A. T. Robinson )博士本身并不是保守派学者,在其创新的著作《重新为新约定日期》( 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 )里,作出了一个颇为令人吃惊的结论。他多年的研究令他深信,新 约各卷全都在主后 70 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写成。( Robinsem, RNT )

[3.新约史实可靠吗?] 第2篇
 
《新铁证待判》麦道卫josh mcdowell 著 3.新约史实可靠吗?
 

三. 证明新约可靠性的外证考查

“有其它历史文献证实或推翻新约文件本身所提供的内证吗 ? ”( Montgomery, HC, 31 )换句话说,除了被分析的文献之外,还有什么原始资料证实新约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呢?

1. 早期基督徒作者在圣经以外的支持证据

优西比乌在其《教会历史》(Ⅲ . 39 )里保存了希拉波立主教帕皮亚( Papks, 主后 130 年)的著作,帕皮亚在其中记载了“长老”(使徒约翰)的话:

长老也惯于这样说:“作为彼得的诠释者,马可准确地记下了他(彼得)所谈及的一切,无论是基督的言论或行为,但他并不是按次序来记载。他不是主的听众,也不是他的同伴,但后来,正如我所说,他与彼得同行;彼得按需要采用了主的教训,他不像要把主的言论编纂起来。因此,马可毫无错误地这样记下他 (彼得)所论及的事;他小心翼翼地做这一件工作,没有省略他曾听见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把任何虚假的陈述包含在内。”

帕皮亚也评论马太福音说 : “马太用希伯来话(即亚兰话)记载主的话。”

里昂主教爱任纽(主后 180 年)是士每拿主教坡旅甲(坡旅甲在主后 156 年殉道,他作基督徒 86 年,且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的门徒 , 他写道 : “各卷福音书是根据这么坚固的基础,以致异端本身也作了它们的见证,而从这些(文件)开始,每一卷都努力建立自己独特的教训。”(《真道辩》Ⅲ)

这四卷福音书在基督教世界里成为了一些自明的、毋须证明的著作,以致爱任纽可以称之(那四重的福音书)为得到确立和公认的事实,犹如指南针上四个基本指 针那么明显:

正如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分为四部分,我们有四方的风,教会分散到世界各地,而福音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也是生命的气息,因此很自然地,它应当有四 根柱子,从每一部分呼出不朽的真理,重新照亮人类的生命。当这“道”——万物的设计师,坐在基路伯之上结合万物的那位——向人类显明了,他就赐给我们福音,这福音有四种形式,但却由一个灵结合起来。

马太在希伯来人(即犹太人)当中用他们的语言来发表他的福音书,而彼得和保罗则在罗马宣传福音,并建立教会。他们离开之后(即逝世之后,传统认为他们是在主后 64 年、尼禄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殉道),彼得的门徒和传译者马可以文字把彼得的教训流传下来。保罗的追随者路加在书中把他师傅所传讲的福音记下。跟着,主的门徒约翰,就是那曾靠着主胸膛的门徒(参看约十三 25 和二十一 20 ),也写下他的福音书,当时他住在亚细亚的以弗所。( Irenaus , AH )

罗马的革利免(约主后 95 年)把圣经视为一个可靠和真实的资料来源来使用。伊格那丟(主后 70-110 年)。这位安提阿主教因着对基督的信仰而殉道。他认识所有的使徒,他本身是坡旅甲的门徒,坡旅甲是使徒约翰的□徒。( Lipkdy, TIB, 209 )

毛耶( Elgin Moyer )在《教会历史名人录》( Who Was Who inChurch Histoy )里说,伊格那丟“自己说,我宁愿为基督而死,也不要统治全世界。把我交给野兽吧!我也许能借着它们作为分享神(恩典)的人。据说他被扔进罗马斗兽场的猛兽当中。他的书信是他从安提阿前往殉道途中所写的。”( Moyer, WWWCH, 209 )

伊格那丟相信圣经,把信心建基于圣经的准确性上。他有充分的资料和见证人去支持圣经的可信性。

坡旅甲(主后 70- 156 年)是约翰的□徒,他在 86 岁那年因义无反顾地信从基督和圣经而被迫殉道。坡旅甲的死显出他对信任圣经实属准确。“约 155 年,在安多尼努 . 庇护( Antoninus Pius )的统治下,一场地方性的迫害发生于士每拿,坡旅甲的几名会友被杀 , 他作为教会领袖而被挑出来,注定要为信仰殉难。当别人要求他放

弃信仰来保存性命的时候,他作了以下著名的宣称 : ‘我事奉他八十有六年 , 他从来没有弓待我。我又怎能诽谤那拯救我的君王呢?'他被绑在木柱上焚烧,为他的信仰作出英雄式的殉道。”( Moyer, WWWCH, 337 )坡旅甲肯定有充分的途径去证实圣经 的真理。

他提安(约主后 170 年)把经文组织整理起来,编成第一本“福音书的合编”《四福音合参》。

2. 早期非基督徒对新约历史的肯定

消极的圣经批评家指控或暗指新约文件是不可靠的,原因是它们全都由耶稣的门徒或后来的基督徒所撰写。批评家指出,在非基督教的原始资料里,我们没有关于耶稣或新约事件的确证。这种主张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正如贾斯乐所指:

指新约著作有偏袒成分的说法,包含一个值得注意但错误的暗示,那就是:见证人若与所见证的人太接近,他们的见证就不可信。这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大屠杀劫后余生的犹太人,跟他们向世人所描述的事件十分接近。正因如此,他们是最了解事件经过的人。他们在第一现场,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个经历恶意攻击后幸存的人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诺曼底登陆,以及越南战争之春节攻势( Tet Offensive )的生还者来说,道理也相同。新约的见证人不能因为他们接近或亲身经历所叙述的事件, 而被视为不合资格的。

贾斯乐又说:

假设一宗谋杀案里有四个目击证人。此外还有一个见证人在谋杀事件发生后来到现场,只看见受害人的尸体。又有一人从别人的转述听闻这宗谋杀案。在法庭上,辩护律师说 : “排除了四名目击证人的证供后,这是一宗证据薄弱的谋杀案。由于缺乏证据,我们应该撤销控告。”其他人也许认为该名律师正试图转移别人的注意力。法官和陪审团的注意力都从最强的证据转移到最弱的证据那里,而这种论证显然是错误和该受指责的。由于新约的见证人是耶稣唯一的目击证人和同时代的证据,若把注意力转移到非基督教的资料来源去,那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不过,我们若能指出在新约以外也可找到有关耶稣的确实证据,却是十分有教益的。( Geisler,BECA,38l )

以下的参考资料在我和威尔逊( Bill Wilson )合编的《他行走在我们当中》( He Walked Among Us )—书里有较详细的讨论。( McDowell, HWAU )

a. 塔西图

第一世纪的罗马 A 塔西图被视为古代世界记载得比较精确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记述了罗马的大火,有些人认为这场大火是罗马皇帝尼禄一手策划的:

结果,为了摆脱这种报道,尼禄把罪名加在一群被人厌恶的人身上,对他们加以迫害,一般人称这群体为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源于基督,他在提庇留执政期间,于巡抚本丢彼拉多手下受了极刑,跟着,一件最胡闹的迷信事件(目前已被制止)再次爆发,不单在这罪恶的源头犹大,甚至在罗马这个世界各地一切

可憎和羞耻之事的中心地和盛行地发生。( Tacitus, A, 15.44 )

塔西图所指的“胡闹的迷信事件”极可能是耶稣的复活。以下绥屯纽( Suetonius )其中一份著作所指的也是这事。

b. 绥屯纽

绥屯纽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于主后 117 - 138 年执政)的首席书记大臣。他证实使徒行传十八章 2 节的记载 , 就是革老丟命令所有犹太人(当中有百基拉和亚居拉) 于主后 49 年离开罗马。有两处重要的参考资料如下:

“由于犹太人不断在基督的教唆之下作乱,所以他把他们逐出罗马。 " ( Suetonius, Life of Claudius , 25.4 )

谈到罗马大火的结果时,绥屯纽报道说 : “惩罚已加诸基督徒身上,他们是一群沉溺于一个传说和胡闹之迷信事件的人。”( Suetonius , Life of Nero, 16 )

由于绥屯纽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约 75 年才加以记载,所以他无法知道那些骚乱是由一个称为基督的人煽动的,还是由一个称为基督的人引起的。他大概是谈到犹太人中间为耶稣的身份而起的争论。

c. 约瑟夫

约瑟夫( JEsephus )(约主后 37 - 100 年)是一名法利赛人,出身祭司家族,是一位犹太史家,但却在罗马的治权下工作,必须留意不去冒犯罗马人。除了他的自传外 , 他还写了两本知名的著作:《犹太战记》( Jewish Wars ,主后 77 - 78 年)和《犹太古史》 ( Antiquities of Jews, 约主后 94 年)。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者作:《斥阿皮昂》( Against Apion )。他作出了许多声明去证实圣经旧约和新约的历史本质,概括性的和详细具体的都有。

d. 给正典的见证

约瑟夫支持复原派对旧约正典的看法,反对罗马天主教尊重旧约次经的观点。他甚至把书名列出,而所列出的书名与基督教旧约的 39 卷相同。他把 39 卷集成 22 册,与希伯来文的 22 个字母一致 : “因为我们没有无数的书卷,彼此意见相左,互相矛盾(如希腊人那样),我们只有 22 卷书 , 其中包含一切古事的记载;我们深信这些记载是出于神;在其中,五卷是属于摩西的,包含他的律法……摩西以后的众先知,他们在 13 卷书里记下了当代的事情。余下四卷书有赞美神的诗歌,以及给人类生活提供道德规范的格言( Je sephus, AA, 1.8 )

约瑟夫指先知但以理是主前第六世纪的作者( Josephus, AJ, 10-12 ) , 这证实了,如贾斯乐指出 : “但以理对日后历史的预言,有超自然的本质。约瑟夫不像后来的他勒目( Talmud )那样,他明显地把但以理书列入先知书当中,因为但以理书不属于摩西五经,也不属于‘圣颂'一圣颂包括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有助确定但以理书较早的写作日期。”( Geisler, BECA, 254 )

e. 给新约的见证

1. 耶稣的兄弟雅各

约瑟夫称耶稣为雅各的兄弟,雅各是一位殉道者。提到大祭司亚拿尼亚的时 候 , 他写道 : “……他集合公会里的法官,带上称为基督之耶稣的兄弟——他的名字 是雅各——以及另外几个人,(或他的几个同伴)。当他完成了起诉 , 指控他们是违 反律法者之后,便把他们交给人用石头打死。”( Josephus, AJ, 20.9.1 )

这段写于主后 93 年的文字,肯定新约所报道的耶稣,是第一世纪确实存在的 人 , 其他人都视他为基督,而且他有一位兄弟叫雅各 , 死在大祭司阿尔比努( Albinus ) 和他的公会手下。

2. 施洗约翰

约瑟夫也肯定施洗约翰(耶稣的先驱者)的存在和殉道。( Ant. XVIII.5.2 )鉴于 这段文字的风格,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是基督徒杜撰的。

“有些犹太人认为希律军队被歼灭是神的意思,作为他怎样对待那称为施洗者 的约翰所应得的惩罚;因为希律杀了他一他是一个好人 , 并且吩咐犹太人行善,要 彼此以公义相待,要敬奉神,也要受洗。”( Josephus, AJ, 18.5.2 )

约瑟夫对施洗约翰所施行的洗礼,跟福音书记载有所不同的是 , 约瑟夫没有指 明约翰的施洗是为了赦罪 , 而圣经(可一 4 )则说那是赦罪的洗礼;还有约瑟夫指约 翰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被杀,不是为了他谴责希律与希罗底的婚姻。正如布鲁斯所 说 , 也许希律认为把约翰监禁是一种一石二鸟的做法。至于对约翰施洗的不同看 法,布鲁斯认为福音书是从“宗教一历史”的角度来记载,而且圣经比约瑟夫的著作 更早,所以是更可靠和更准确的记载。然而,真正的重点是 : 约瑟夫总体的记载肯定 了福音书的内容。( Bruce, NTD, 107 )

3. 耶稣

在一段受到争议的文字里,约瑟夫简述了耶稣和他的工作: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智能人耶穌,若称他为人是合法的话,因为他是行奇事者,是乐于接受真理者的师傅。他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到他面前。他是(那位)基督;当彼拉多按照我们当中有权势者的意思,判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起初就爱他的人并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第三日复活过来向他们显现,正如神的先知的预言(先知还预言了一万次关乎他的奇事);因他而被称为基督徒的群体,直至今日仍未消失。( Josephus, AJ , 18.3,3 )

优西比乌(约主后 325 年)按照上述出现的形式引述了这段文字(《教会历史》 , 1.11 ) , 而抄本证据也支持这形式。这段文字存在于尚存的所有抄本之中。但许多人仍然认为那是一段添写进去的文字,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 , 约瑟夫似乎不可能肯 定耶稣就是弥赛亚 , 并且用应验了的预言、神迹奇事,和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弥赛亚 的身份。甚至“俄利根说约瑟夫并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也没有作出这样的宣称。” (Contra Celsus 2.47 ; 2.13 ; Bruce, NTD, 108 )

布鲁斯认为“若我们真的应当称他为入”这句话可能显示这文本是可靠的,但约瑟夫只是半开玩笑地以讽刺的□吻来谈到基督教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信念。 ( Bruce, NTD , 109 )其他学者建议把这段文字修改,以保存其真确性,而不至于暗示约瑟夫个人接受基督是弥赛亚。(参 Bruce , NTD , 110-111 )

一个第四世纪的阿拉伯版本(可见于第十世纪的阿拉伯抄本)或许能反映出约 瑟夫的原意:

这时有一位称为耶稣的智能人。他行为良好,以品德高尚而知名。许多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都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彼拉多判他钉十字架的死刑。那些做了他门徒的人并没有放弃门徒的身份。他们报告说他在钉十字架后第三日向他们显现,并说他复活了;因此,他也许是众先知预言会行奇事的弥赛亚。(这段文字出现在一个阿拉伯抄本,书名是 Kitab Al-Unwan Al-Mukallal Bi-Fadail Al-Hikma Al-Mutawwaj Bi-Anwa Al-Falsafa Al-Manduh Bi-Haqaq Al-Marifa )

约瑟夫进深硏究著作,可参看:
F. F. Bruce,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 Are They Reliable?
L. H. Feldman, Studies on Philo and Josephus .
Josephus, Against Apion .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
Josephus, Jewish Wars .
S. Pines, An Arabic Version of the Testimonium Flavianum and Its Implications.
R. J. H, Shutt, Studies in Josephus.
H. St. ]. Thackeray, Josephus the Man and the Historian.

4. 泰路斯

泰路斯约于主后 52 年写作。他的著作末能保存下来,只有一些片断的引文保 存在其它作者的作品里。这些作者当中,有阿弗理卡纳斯( Julius AfriCanus )。约主后 221 年,他在论到基督钉十字架后全地黑暗的事件时,引述了泰路斯的见解说 : “全世界出现了一次最可怕的黑暗,石头因地震而裂开,犹大和其它地区的许多地方都 受到破坏。泰路斯( Thallus )在其《历史》的第三卷里称这次黑暗为日饨,但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Julius Africanus,Chronography, 18.1, 载于 Roberts, ANF )

阿弗理卡纳斯把泰路斯解释为日蚀的黑喑,等同于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44 至 45 B 所描述耶稣钉十字架时的黑暗。他不同意泰路斯的原因是 , 日蚀不会在月圆的时候发生,而记载指“耶稣受死的时候是逾越节月圆的日子”。

5. 皮里纽

古代的政府官员由于身居要位,往往可以获得公众拿不到的官方资料。皮里纽( Pliny the Younger )是一位罗马的作家和行政官。他在主后约 112 年写给罗马皇帝他雅努( Trajan )的信上,描述早期基督徒的敬拜行为如下:

他们习惯在某个固定的日子,在天亮之前聚集,以轮唱应和的方式向基督,

如同向神一样,唱出赞美诗,并且严肃地起誓 , 不做任何坏事,不行欺骗、盗窃或奸淫,不说谎,不推卸责任;其后他们会分开,再聚集分享食物——是平常的、无罪的食物。( Pliny the Younger, L , 10:96 )

这参考资料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从早期开始已经被基督徒敬奉为神;他们继续遵守一起擘饼的惯例,就如使徒行传二章 42 节和 46 节的记载一样。

6. 罗马皇帝他雅努

在回复皮里纽的信件时 , 皇帝他雅努提供了以下惩罚基督徒的指引:“不要搜捕这些人,如他们被人告发又被发现有罪,就必须受到惩罚。然而,被告若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又能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即证明他崇拜我们的诸神),便要因他的悔改赦免他,即使他从前是有嫌疑的。”( Pliny the Younger, L, 10:97 )

7. 他勒目

有关历史上的耶稣的最有价值的他勒目著作 , 是在所谓坦乃提时期( Tarmaitic Period )的主后 70 至 200 年间编成的。最重要的文本是《论公会》( Sanhedrin 43a ):“在逾越节前夕,耶稣被钉死了。在行刑之前 40 天,一个传信者到处奔跑喊道 : ‘他即将被人用石头打死 , 因为他行巫术,诱惑以色列人叛教。任何要为他说情的人可以上前来,为他辩护。'但由于当时没有人为他说情,他最后在逾越节前夕被钉死了!”(巴比伦他勒目)

新约所记载的详情肯定了这段文字,包括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实和时间,还有犹太宗教领袖杀害他的意图。

8. 路迦诺

撒摩撒他( Samosata )的路迦诺( Lucian )是第二世纪的希腊作家,他的著作有针对基督教而作出的讽刺评论:

基督徒至今一直敬奉一个人——引入他们那些奇异的礼仪,并为此而被钉十字架的著名人物……这些被误导的人全都相信他们是永远不死的,这解释了他们普遍轻视死亡和自愿献身的思想。他们原来的颁赐律法者让他们知道,从他们悔改那一刻开始,他们都是兄弟的关系;并且他们否定希腊的诸神,敬拜那被钉十字架的圣人,按照他的律法来生活。他们凭信心相信这一切,因而藐视一切世俗的物质,视之为共有的财产。( Lucian of Samosata, DP, 11-13 )

哈伯马( Gary Habermas )博士,一位研究和撰写有关耶稣之历史事迹的学者,列出一些得到证实的事件,可以从以下这段文字得到查证 : “耶稣受到基督徒敬拜…… 耶稣在巴勒斯坦引入一些新的教训……他因这些教训而被钉十字架……例如所有信徒从悔改和拒绝假神的那一刻开始,就互为兄弟……(并且)这些教训包栝敬拜耶稣,和遵照他的律法来生活。 " ( Habermas, HJ , 206-207 )

哈伯马又说:“至于基督徒,我们得知他们是跟随耶稣的入,他们相信自己是不死的……(他们)凭信心接受耶稣的教训,并以轻视物质财产来实践他们的信心。” ( Habermas, HJ, 207 )

贾斯乐博士谈到路迦诺时下结论说 : “虽然路迦诺是对教会最不客气的批评家 , 但对于耶稣的生平和早期基督教,他却是在新约以外提供最丰富资料的来源之一。” ( Geisler, BECA, 383 )

9. 巴尔塞

一名叙利亚人巴尔塞( Mara Bar-Serapion )在第一世纪末至第二世纪初期间,写信给他的儿子。信中明显地提到耶稣:

雅典人把苏格拉底处死,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呢?饥荒和瘟疫临到他们,他们的罪行受到审判。撒摩( Samos )的人把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烧死,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的土地曾一度被沙土掩蔽。犹太人杀害他们有智慧的君王,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呢?在此之后,他们的国被毁灭了。神彰显公义为这三位智慧人复仇:雅典人死于饥饿;撒摩人被海水淹没;犹太人被击打和赶出他们的国土,分散在各地。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永远死去;他在纥拉( Hera )的雕像里继续活下去。那智慧的君王也没有永远死去;他借着所施行的教导继续活下去。( British Museum, Syriac ms, ald. 14 , 658 ;援引于 Habermas, HJ , 200 )

10. 真理的福音

基督离世后不久,有好几个非基督教群体活跃起来,他们与教会有着松散的联系。其中语斯底派是较为成功的。一本可能由华伦提努( Valentinus, 主后 135-160 年)所写、属于第二世纪的书,其中好几段文字里肯定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们看见了和听见了他,他便让他们尝他、嗅他、触摸他——那蒙爱的儿子。 他曾显现,把有关父的事情教训他们……因为他借着肉身显现降临世上。” ( Robinson, NHL, 30:27-33 ; 31:4-6 )

“耶稣心存忍耐去接受痛苦 , 因为他知道他受死能使多人得生命……他被钉在木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宣布了天父的命令……生命容让他把白己拉到死地。既脱下了能朽坏的旧衣,他便穿上不能朽坏的新衣,那是没有人能从他身上拿走的。 " ( Robinson, NHL, 20:11 - 14, 25-34 )

11. 本丟彼拉多行传

除了尚存有关基督生平的非基督教原始资料外,有些文件也被提及,但却未被发现。虽然一份称为官方文件的《本丢彼拉多行传》( The Acts of Pontius Pilate )没有保存下来,但在主后 150 年左右殉道者游斯丁曾提及它 , 在主后 200 年左右特土良 也曾提及它。游斯丁写道:

“‘他们刺穿我的手和我的脚'这说法用来指十字架的钉,钉在他的手脚上。他被钉之后,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为他的衣裳拈阉,并且摊分了。这些事情确曾发生,你可以从本丢彼拉多的‘行传'上查明。”( Martyr, FA, 35 )游斯丁也声称耶稣的神迹可以从这份文件上得到确证。( Martyr, FA , 48 )

概 要:

贯斯乐博士总结说:

基督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四卷福音书。然而,我们也有许多从非基督教

界取得的报道,补充和证实了福音书的记载。这些大半是来自第一世纪希腊、

罗马、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资料。简单来说,它们提供的资料是:

耶稣从拿撒勒而来;

他是一个有智慧和品德高尚的人;

罗马该撒提庇留执政期间,他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于逾越节的时候,在巴勒斯坦被钉十字架,且被视为犹太人的王;

他的门徒相信他在死后第三日复活;

他的仇敌承认他行了不寻常的大能,他们称之为‘巫术';

他为数不多的门徒迅速倍增,甚而扩展至罗马;

他的门徒拒绝多神论,过着品行端正的生活,并把基督敬奉为神。

这幅图画印证了新约福音书对基督的看法。( Geisler, BECA, 384-385 )

哈伯马博士总结说:“古代圣经以外的文献资料,确实提供了大量有关耶稣生平和早期基督教本质的细节。”他又指出许多人都忽略了的一点:“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可以单从‘俗世'历史勾画出耶稣生平主要事迹的轮廓,是一件颇为不寻常的事。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 Habermas,HJ , 224 )

布鲁斯解释说令人惊讶的是,那是不可能不提到基督的年代,但从那个年代存留下来的著作,相对地是那么少。(我暂且不计保罗的书信和几卷其它的新约著作。)( Bruce, JCO, 17 )

韦健士( Michael Wilkins )和莫兰( J. P. Moreland )下结论说,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基督教的著作,“我们也可以从这些非基督教的著作,如约瑟夫、他勒目、塔西图,和皮里纽等的著作总结出:( 1 )耶稣是一位犹太人的教师;( 2 )许多人相信他曾医治人和赶鬼;( 3 )他被犹太人的领袖拒绝;( 4 )他在提庇留执政的时候于本都彼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 5 )尽管他受死的方式是可耻的,但他的跟随者相信他仍然活着,并且分散到巴勒斯坦以外,因而到了主后 64 年,他们有多人住在罗马;( 6 )到了第二世纪初期,城市和乡间各种各类的人——不论男女,不管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都敬拜他为神。”( Wilkins, JUF, 222 )

进深研究书目:
1. J. N. D. Anderson, Christianity : The Witness of History ,
2. F. F. Bruce f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 Are They Reliable?
3. F. F. Bruce, Jesus and Christian Origins Outside the New Testament.
4. Eusebius, E cclesiastical History, C. F. Cruse, trans.
5. Flavius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6. Josh McDowell and Bill Wilson, He Walked Among Us .
7. G. Habermas, The Historical Jesus, chapter 9.
8. Lucian of Samosata, 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 .
9. Origen, Contra Celsus .
10.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t W. Melmoth, trans.
11. A. Roberts and J. Donaldson, eds., The Ante-Nicene Fathers .
12. Suetonius, Life of Claudius.
13. Suetonius, Life of Nero .
14. Tacitus, Annals.

3. 石头也呼喊:考古学的证据

自然科学里一门比较新的学科——考古学——为圣经的准确性提供了令人兴奋和戏剧性的证明。即使用整本书也不足以包含所有支持圣经事实之可靠性的发现。此处仅介绍一些著名考古学家的发现,和他们怎么看那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

知名的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 Nelson Glueck )写道 : “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末曾 有一顶考古学的发现反驳圣经经文。”他断言“圣经的历史记忆是难以置信地几乎完全准确的,尤其是有考古证据加以强化的时候。”( Glueck, RDHN , 31 )

奥伯莱又说 : “第十八和十九世纪一些重要的历史学派针对圣经的极端怀疑论 ——某些阶段仍然间歇性地出现——已经渐渐受到质疑。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已经确立了无数细节的准确性,并且圣经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正不断得到承认。” ( Albright, AP, 127, 128 )

他后来写道过去一个世代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获得的考古发现,已经成功地确立了早期基督教的独特性是一个历史现象。”( Albright, AP, 248 )

孟沃华揭露今天许多学者的一个典型的问题 : “(美国圣地研究)学会研究员曹北拿( Thomas Drobena )警告说,考古学和圣经看似紧张的地方几乎总是断定日期的问题,那是现今考古学最容易动摇的领域,也是科学至上主义的先验和循环论证,往往取代稳固的经验主义分析的问题。”( Montgomery, EA, 47, 48 )

翁格( Merrill Unger )指出考古学在新约研究(和旧约研究)里所担当的任务,就是鹿进科学研究、平衡批判的理论、说明、阐明、补充,和证实历史与文化背景,形成圣经鉴别学未来的一个亮点。”( Unger, AOT, 25, 26 )

耶鲁大学的伯罗斯( Millar Burrows )观察到 : “考古学许多时候能反驳现代批评家的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观点是根据错误的假设和不真实的、虚假的历史发展概要( AS 1938, p. 182 )。这是一个真正的贡献,我们不能轻视它。”( Burrows, WMTS, 291 )

布鲁斯说 : “路加福音的记载一直被怀疑是不准确的,但其准确性已经有一些铭刻的证据加以证明了,我们可以说,考古学肯定了新约的记载。”( Bruce, ACNT, 援引 于 Henry, RB, 331 )

布鲁斯又说 : “在极大程度上,考古学为新约研究所提供的服务 , 在于填补当代的背景。对背景有了认识,我们读起新约来,便会更加明白和懂得欣赏。而这个背景是第一世纪的背景,新约的事迹绝不会跟第二世纪的背景吻合。”( Bru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31 )

奥伯莱继续说 : “由于圣经的鉴别愈来愈受古代近东丰富的新资料所影晌,我们将会看见,现在被忽略或轻视的新旧约经文和细节,将愈来愈受尊重。”( Albright , FSAC, 81 )

伯罗斯揭露对圣经过度怀疑的原因许多自由派神学家的过度怀疑论不是源于对有效数据的谨慎评估,而是由于他们对超自然的事物有一种极大的观点取向。” ( Burrows, 援引于 Vos, CITB, 176 )

这位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在上述声明上再补充说然而,总体来说,考古学的工作毫无疑问地加强了我们对圣经记载的信心。超过一位的考古学家发现自己对圣经的尊重,随着他在巴勒斯坦地发掘的经验而增加。”( Burrows , WMTS , 1 )总的来说,像考古学这样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尤其因为它为我们提供圣经各卷更多和更古 老的抄本 , 已经足以加强我们对圣经文本之准确性的信心;多个世纪以来,这些文本都是准确地传递下来。”( Burrows, WMTS, 42 )

 

一个怀疑论考古学家的旅程

 

蓝赛( William Ramsay )爵士被誉为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在十九世纪中期于德国的历史学院就读。结果,他相信使徒行传是第二世纪中期的作品。他这个信念是坚定的。在一次小亚细亚地形学的研究工作中,他不得不参考路加的著作。结果,因着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无法抗拒的证据,他被迫完全扭转自己的信念。他曾谈及这情况说 : “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并未带着偏见来进行这个研究,对于现在向读者证实的结论,我并没有任何偏袒。相反来说,开始的时候,我的思想是不利于这个结论的,因为杜平根理论的精巧和完备曾令我信服。因此,我没有准备精密地探讨这课题;但最近我发现使徒行传是我研究小亚细亚地形学、古物,和社会的权威。我渐渐看见书中不同的细节彰显了令人惊讶的事实。事实上,从一个既定的概念开始——相信使徒行传主要是一份第二世纪的作品,而不相信其第一世纪背景的证据,我渐渐发现这作品在一些模糊和困难的调查研究中,也是有用的。”( Blaiklock, LAENT, 36 ——引述自 Ramsay, St. Paul the Travet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

 

3-1. 新约例子

(1). 路加福音的准确性叫人难以置信

无珂置疑 , 路加是一位可信的历史学家。翁格告诉我们 , 考古学已经证明了福音书的记载是可信的,尤其是路加福音。用翁格的话来说,现在学术界一致认为使徒行传是路加的作品,是第一世纪的作品,并且是一位极之准确地使用其资料来源的、谨慎的历史学家努力的成果。”( Unger, ANT, 24 )

至于路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能力,蓝赛爵士经过 30 年的研究之后下结论说:路加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不但他对事实的陈述是可信的……这位作者应当被列入最伟大之史家的行列。”( Ramsay, BRDTNT, 222 )

蓝赛又说:“路加的历史在其可靠性方面是卓越非凡的。”( Ramsay, SPTRC , 81 ) 蓝赛最后要做的,是排除某些可能性。按照考古学的证据来看,新约反映出主后第一世纪后期的情况,而不是反映更后期的情况。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一点能这么有效地确立 , 是极之重要的。鉴于一切外在的事实,他认为使徒行传作者的详细精密和准确程度,是只有当代的人才能做到的。

学者曾一度承认路加在他描述为耶稣出生的事迹上是完全错失了良机(路二 1 -3 )。批评家坚持说,当时并没有人□普査,居里扭并不是叙利亚的巡抚,各人没有返回祖家。( Elder, PID, 159, 160 ; Free, ABH, 285 )

首先,考古发现显示罗马人有定期登记纳税人的做法,并且每 14 年便做一次人□普查。这程序确实在亚古士督的统治下开始,第一次在主前 23 至 22 年或主前 9 至 8 年进行。路加所指的应该是后者。

其次,我们发现有证据证明居里扭在主前 7 年左右是叙利亚的巡抚。这假定是根据在安提阿所发现的铭文 , 其上列明居里扭担任此职位。根据这发现,学者现在推想他曾两度作巡抚——次在主前 7 年,另一次在主后 6 年(这是约瑟夫所推断 的日期)。( Elder, PID, 160 )

最后,至于报名上册的做法,就在埃及的一份 . 薄草卷上发现 , 当中记载了人□普查的指引 : “由于人□普查临近,所有因任何理由在家多以外定居的人,应当马上准备返回自己所属的政府,以完成户□登记,保有属于他们的耕地。”( Elder, PID , 159, 160 ; Free, ABH, 285 )

贯斯乐博士概述翻译希腊文经文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说:

至于亚古士督在居里扭和希律任内均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说法,存在着好几个问题。一是没有这样一个人口普查的记载,但现在我们知道埃及、高卢,和古利奈会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路加的意思可能是,人口普查于不同时候在全国进行,而亚古士督是开始这程序的人。路加所使用的现在时态强烈地指出,我们应理解此程序为一个反复进行的程序。居里扭确曾进行人口普查 , 但却是主后 6 年的事,对耶稣的降生来说,这个日期似乎太迟了,而希律在居里扭作巡抚之前已经死去。

路加会否把事情混淆了呢?不。事实上,他在使徒行传五章 37 节提及居里扭后来进行的人口普查。可能路加要把这次在希律时期进行的人口普查,与较为知名的居里扭的人口普查区别出来:“这次人口普查在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之前进行。”新约还有好几处类似的地方支持这种翻译。( Geisler, BECA,46 -47 )

考古学家起初认为路加有以下错误的暗示:路司得和特庇是在呂高尼 , 以哥念 则不然(徒十四 6 )。他们的信念是根据罗马人,如西塞罗( Cicero )的著作,西塞罗指以哥念是在吕高尼。因此 , 考古学家认为使徒行传是不可信的。然而,在 1910 年,蓝赛爵士发现一件遗迹,证明以哥念是一个弗呂家的城市。后期的发现确定了这一 点。( Free, ABH, 317 )

在路加所提及的历史人物中 , 有亚比利尼的分封王呂撒聂,他在主后 27 年于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统管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路三 1 )。古代史家所认识的呂撒聂,只是一个在主前 36 年被杀的人。然而,在大马色附近的亚比拿( Abila )发现的铭刻谈及了“分封王吕撒聂的自由人”,日期约在主后 14 年至 29 年之间。( Bruce, AC- NT, 援引于 Henry, RB, 321 )

保罗在哥林多所写的罗马书中,谈到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罗十六 23 )。 1929 年在哥林多发掘期间,学者发现一条人行道上刻着: ERASTVS PRO: AED:S:P:STRA- VIT (以拉都,公共建筑的管理者,用自己的钱铺设这条人行道)。根据布鲁斯的说法 , 这条人行道极可能存在于第一世纪,而捐赠者与保罗所提及的,可能是同一个人。 ( Bruce, NTD, 95 ; Vos, CITB, 185 )

在哥林多也发现了一块铭文的碎片,上面大概刻着“希伯来人的会堂”。我们可以想象这块铭文是放在会堂门□上方,该会堂就是保罗与人辩论的地方(徒十八 4 -7 )。另一块哥林多铭文提到“肉市场”,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 25 节所指的。

因此,有赖许多考古学的发现,使徒行传中提到的大部分古城都被识别出来。因着这些发现,我们现在可以准确地追溯保罗的旅行路线了。( Bruce, NTD, 95 ; Albright, RDBL, 118 〉

贾斯乐说 : “路加共提到 32 个国家、 54 个城市和九个岛屿,当中没有一个错误。” ( Geisler, BECA, 47 )

路加提到以弗所的暴乱,和一次在剧院举行的群众集会(徒十九 23 - 29 )。有一块铭文证实群众确实在那里聚集,铭文上提到银制的亚底米神像在集会时被放在剧院里。剧院出土之后,证实里面有足够地方容纳 25,000 人。( Bru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26 )

路加也叙述了在耶路撒冷爆发的一场暴乱,起因是保罗带了一名外邦人进入圣殿(徒二十一 28 )。我们发现一些甩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铭刻说 : “外地人不得进入坏绕圣殿及其围墙的栅栏以内。任何因此而被浦的人将被处死,责任自负。”这又一次证明路加是正确的!( Bru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26 )

路加所使用的某些字词也受到质疑。路加指腓立比是马其顿的“一部分”或一个区域”。他使用的希腊文是 meris, 可译作“部分”或“区域”。霍尔特认为路加这用法是错误的。他说 meris 是指“一部分” , 而不是一个“区域”,因而不同意他的说法。然而,考古发掘显示 meris 这个字被用来描述地区的划分。因此,考古学再一次显出路加的准确性。( Free, ABH, 320 )

其它拙劣的用字也跟路加扯上关系。他用“总督( praetor )来指腓立比的长官,被指在技术上是不正确的。根据“学者”的说法,管理该城的是两个共同管理人( duumvir )。然而,同样地,路加是对的。考古发现显示罗马殖民地的长官正是使用“总督”这个职衔。( Free , ABH , 321 )他选择“方伯 " ( proconsul )—词作迦流的职衔(徒十八 12 )是正确的,有德尔斐( Delphi )铭文可以作旺:“迦流( Lucius Junius Gallio ) , 我的朋友,亚该亚的方伯…… " ( Vos, CITB, 180 )

德尔斐的铭文(主后 52 年)让我们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传道工作是为期一年半。我们从其它资料来源知道迦流在 7 月 1 B 就任,他作方伯的职任只是维持了一年,而这一年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工作的日子。( Bru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24 )

路加称马耳他岛的领袖部百流为“岛长”(徒二十八 7 )。出土的铭文确实给他 “岛长”的头衔。( Bru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25 )

还有一个事例,就是他使用地方官( politarch )来指帖撒罗尼迦的民政官员(徒十七 6 )。由于地方官一词不见于古典文学,所以路加再一次被认为是错误的。然而 , 后来发现有大约 19 份铭文使用了此职衔。有趣的是,其中五份是指帖撒罗尼迦的官员。( Bru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25 )其中一份铭文发现于帖撒罗尼迎的罗马拱门,上面有六个该城地方官的名字。( 360 )

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希玛尔( Colin Hemer )把许多有关路加之准确性的考古和历史证明,编入他的著作《以希腊历史为背景的使徒行传》( 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 )中。以下是他那份详尽报告的部分概要( Hemer , BASHH, 104- 107 ):

——除了游历极广的当代研究人员如路加之外,那些特殊的细节是一般人不会认识的。这些细节包括官员的准确职衔、军事部队的识别,和某些主要路线的资料。

——有些细节考古学家知道是正确的,但却不能证实其准确的时期。有些细节除了到过那些地方的作者之外,似乎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已知之君王与统治者的时期,跟故事的年代是有关联的。

——事实是与保罗或其教会同时代的人配合,而不是与较早或较后日期配合。

——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之间“没有预谋的巧合”。

——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互相关联的。

——实时的地理参照,表示作者对此熟悉。

——使徒行传中各种不同的陈述,显示他使用了不同种类的原始资料。

——不寻常的选材,如神学,可用我们现今称为第一世纪教会生活的背景加以解释。

——实时的材料,暗示作者正叙述一个近期的经历,而不是在文本写成后很久才拿出来加以编辑。

——第一世纪的文化或习语,现今认为是不寻常的。

罗马史家韦特( A. N. Sherwin-White )同意,说 : “使徒行传的历史性是无法否认的……任何拒绝其基本事实性的尝试,如今看来都是荒谬的。罗马历史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它是符合史实的。”( Sherwin-White, RSRLNT, 189 )

难怪奥克兰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柏莱克( E. M. Bkikbck )下结论说 : “路加是一位完美的史家,他本来就应当与希腊伟大的作家并列。”( Blaiklock , AA, 89 )

(2). 基督教最早期的记录

1945 年,两个骨灰瓮(藏骨的容器)在耶路撒冷附近地区被发现了。这些骨灰瓮上有一些粗糙的雕刻 , 发现者界肯尼( Eleazar L. Sukenik )声称那是“基督教最早期的记录”。这些收藏骨灰的容器被发现于一个主后 50 年之前使用的墓穴。其上写着 lesous iou 和 lesous aloth 。同时还有四个十字架的符号。可能第一个十字架是向耶稣祈求帮助,第二个是祈求骨头藏在骨灰瓮里的死者能够复活。( Bnice , ACNT , 援引于 Henry, RB, 327, 328 )

(3). 铺华石处

多个世纪以来,学者一直找不到有关耶稣受彼拉多审讯的院子(名叫“厄巴大” 或“铺华石处” , 约十九 13 )的记录。

奥伯菜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学》( The Archaeology of Pataifie )—书里指出,这院子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罗马军事总部安东尼亚塔的院子。耶城在哈德良时期重建的 时候,它被埋在地下,直至最近才被发现( Albright , AP , 141 )

(4). 毕士大池

另一个在新约以外没有任何记录的地点——毕士大池。现在可以说 : “颇为肯定地,是第一世纪位于旧城东北部的地点〔称为比色大( Bezetha )或‘新草坪'的空地〕。 1888 年在圣安尼教堂附近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它的一些痕迹。”( BmCe, ACNT, 援引于 Henry, RB, 329 )

(5). 约翰福音

考古学证实了福音书的可信性,包括约翰福音。曾在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工作和任主管17年的奥伯莱博士,可靠地指出:“在昆兰发现的死海古卷,给约翰福音写于较早期的说法增加了重要的新证据(AIbright, AP, 249 )

他又说 : “爱色尼派的文学作品跟圣约翰福音在措辞、象征意义和概念上之比喻的接触点,是特别的接近,虽然它们与几乎所有新约作者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 Albright, AP, 249 )

(6). 拿撒勒法令

贾斯乐博士详细说明这发现说:

1878 年在拿撒勒发现一块石板,其上刻着罗马皇帝革老丢(主后 41 -54 年)的法令,严禁任何人扰乱任何墓穴或移走任何遗体。这种法令并不罕见,但令人吃惊的是“违者将被控亵渎坟墓而处以极刑”( Hemer, BASHH, 155 )。其它 的法令会以罚款作为警告,但骚扰墓穴竟被判死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革老丢在调查主后 49 年的暴乱时,曾听闻基督徒有复活的教义和耶稣之空坟墓的事件,为了不让这样的报道再次出现,他便下此命令。按照犹太人坚持耶稣的尸首被人偷去(太二十八 11-15 )的论点来看,这解释是合理的。对于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坚定而持久的信念,这是一个早期的见证。( Geisler, BECA, 48 )

(7). 约哈难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

贾斯乐博士解释这考古发现之重要性说:

1968 年,在耶路撒冷被发掘出一个古代的埋葬地,里面约有 35 具尸体。学者确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主后 70 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起义中惨死的。其中一人名叫约哈难( Yohanan Ben Ha ' galgol )。他年约 24 至 28 岁,有缺唇,并且有一支七寸长的钉子穿过他的双脚。双脚向外,以致正方形的钉子可以钉进他的脚跟,刚好在脚腱以内。这样使双脚向外弯,便不能用双脚来支撑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钉子穿过一块洋槐木的楔子,然后穿过脚跟,再钉进一根橄榄木的杆。 还有证据显示类似的长钉穿过两只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这使上臂骨在受害人重复升降身体来呼吸时受到磨损(因为双手高举会使呼吸受到限制)。被钉十字架的人要把自己提起来放松胸口的肌肉,当他们软弱得连这个动作也做不 到的时候,便会窒息而死。

约哈难的双脚被重击打碎,这与罗马人的常有做法约十九 31 -32 )—致。上述每一个细节都证实了新约对钉十字架的描述是准确的。 ( Geisler, BECA, 48 )

(8). 彼拉多的碑铭

1961 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弗罗华( Antoni 。 Frova )在该撒利亚马利提马( Caesarea Maritima )发现一块石板上刻着一些文字 , 当时石板是进入该撒利亚剧院之石阶的一部分。用拉丁文刻上的文字有四行,其中三行勉强可以读到。概略翻译如下:

提庇哩音

本丢彼拉多

犹太地方行政长官

这块石板最初可能用作一间提庇哩音( Tiberium )的基石(提庇哩音就是敬拜罗马皇帝提比留的庙宇) , 后来使用在被发现的地点。这碑铭澄清本丢彼拉多的职衔是地方行政长官( prefect ) , 最少在他统治期间是这职称。塔西囝和约瑟夫其后称他为“行政长官 " ( procurator )。新约称他为“总督”( governor, 太二十七 2 ) , 这词合并了两个职衔。此碑铭是证明彼拉多的名字和职衔的唯一考古证据。( Dockery, FBI, 360 )

(9). 以拉都的碑铭在一块石灰石板上(那是哥林多城剧院附近之人行道的一部分)刻有一些拉丁文,文字译作以拉都,作为营造司的还礼,自己斥资铺设此人行道”。在罗马书十六章 23 节,保罗(从哥林多写信)提到一个以拉都,并确定他是城内一名官员。很可 能这是同一个人。( Docker, FBI, 361 )

(10). 新约钱币

希腊文新约提到三种钱币,这些钱币已有合理的证据去识别。

纳殿税的“银钱”(太二十二 17-21 ;可十二 13-17 ;路二十 20 - 26 )。在这些经文里,展示在耶稣面前之钱市的希腊文是“迪纳里斯 " ( denarius ),—种小银币,一面有该撒的头像。其价值相等于巴勒斯坦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

“三十块钱”(太二十六 14-15 )。总额大概是 30 舍客勒。舍客勒本来是重 量的量度标准,约相等于五分之二安士。后来发展为大约相同重量的一种银币。

“寡妇的捐献”(可十二 41-44 ;路二十一 1-4 )。此处论及的经文读作 : “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小钱是希暗文“ lepta ”的翻译,那是最细小的希腊铜币;大钱的希腊文是 "quadrans ”,那是最细小的罗马铜币。知道这些钱币微薄的价值之后,我们对这比喻的意义会有更深刻的领会。( Dockery, FBI, 362 )

本部分可以史葛特( Walter Scott )爵士谈到圣经的话来作总结:

“在那庄严可畏的巨著里 藏着超乎各种神迹的神迹人类中最快乐的人神已将恩典赐给他们去阅读,去敬畏,去盼望,去祷告去托起门闩,再向前推进;而那些心生疑窦,或藐视嘲笑的人,他们不生在世上还好。”( Scott,M,140 )

 

3-2. 结论

尝试推诿圣经的史实和根据之后,我获得的结论是,圣经在史实方面是可信的。人若以圣经为不可信而把它丟弃,他便必须丢弃几乎所有古代文献。

我时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 , 许多人应用一种标准或验证方法去对待世俗的文献,对圣经则应用另一种标准或验证方法。人必须采取相同的验证方法,无论所探究的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文献。

若能这样做,深信我们可以把圣经紧握在手中,说:“圣经是可信的,它的史实是可靠的。”

进深硏究书目:
1. W. F. Albrigh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New Testament Archaeology” in E. J. Vardaman, ed., The Teacher' s Yoke.
2. F. F. Bruce,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 Are They Reliable?
3. N. Glueck, Rivers in the Desert.
4. G. R. Habermas, The Verdict of History.
5. C. J. Hemer, 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 C. H. Gempf, ed.
6. J. McRay, Archae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7. W. M. Ramsay,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
8. J. A. T. Robinson, 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
9. A. N. Sherwin-White, Roman Society and Roman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
10. C. A. Wilson, Rocks f Relics and Biblical Reliability.
11. E. Yamauchi, The Stones and the Scriptures.
[3.新约史实可靠吗?]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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