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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铁证待判》麦道卫josh mcdowell 著  
第一部分:论述圣经的诉讼
4.旧约史实可靠吗?

全章概览

一. 旧约抄本的可靠性
1. 文本传送 : 抄写过程准确度如何?
2. 抄本数量
3. 旧约文本的历史
4. 死海古卷
5. 非希伯来文抄本的证据
6. 概 述
7. 结 论

二. 旧约的考古学与历史证明
1. 引言与考古学的定义
2. 一句提醒的话
3. 解释考古学数据
4. 人对考古学兴趣骤增的基本原因
5. 石头也呼喊 : 考古学证实旧约的例子
6. 旧约记载的文件证明

三. 旧约的新约证明
1. 耶稣的确认
2. 圣经作者的确认

 

一. 旧约抄本的可靠性

我们在本章集中看旧约史实的可靠性,因为当中许多证据跟新约史实的证据有所不同。在第三和第四章里,我们所处理的都是圣经史实的可靠性 , 而不是默示的问题。圣经的默示在本书第二部分有所讨论。

旧约最少在三个主要方面显出了它的可靠性:( 1 )文本的传送(历代以来准确的 抄写过程),( 2 )考古学揭示的事实给旧约的确证,和( 3 )考古学也揭示了一些文件的证据。

1. 文本传送:抄写过程准确度如何?

揭示旧约史实之可靠性的部分工作在于调查文本的传送(从原著直到今天各种 印刷版本的路径)。正如其它古代文献一样,圣经的原著并没有存留下来。然而,我们若把圣经的抄本与古代文献的抄本作一比较 , 便会发觉希伯来抄写员的准确程度 是令人惊讶的。

阿彻尔( Gleason Archer )说:

我们要清楚明白,旧约在这(传送)方面与所有其它我们已知的基督教前的文学作品都有分别。可以肯定的是,在异教的作品里,我们并未拥有那么多年代分隔久远的、不同的抄本,像旧约的情况那样。即便是有,如埃及的《死者之书》,其文本的变化也远比旧约广泛和严重。例如,亚尼蒲草纸卷〔 Papyrus of Ani, 写于(埃及)第十八王朝〕第十五章和都灵蒲草纸卷〔 Turin Papyrus ,来自(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或更后期〕第十五章之间便有着颇为令人惊讶的差异。当中有整个句子的插入或遗漏,而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相应栏目的含义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若不是希伯来文旧约的传送有神的监督,我们便不能解释为何同样的分歧和改动,没有在分隔数个世纪才完成的希伯来文抄本里出现。例如,即使 1947 年在死海附近昆兰洞穴 1 所发现的两份以赛亚书抄本,比先前可知的最古老抄本(主后 980 年)早 1,000 年,它们也有 95 % 跟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是完全相同的。其余 5% 的差异主要是明显的漏字和拼写上的变化。这些差异对所启示的信息没有些微的影响。( Archer, SOT, 23-25 )

卫伯特( Robert Dick Wilson )的观察十分出色,甚至从旧约以色列周围的文化来考究圣经的真实可信:

希伯来文圣经包含了 26 个或更多的外邦君王名字,而这些名字都可在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件里找到。大部分这些君王名字的拼写法,在他们自己的碑铭 上,或在他们执政时期的文件上,与在旧约圣经的文件上是一样的。其它拼写上的改变则是按照语音变异规律的要求;那些规律在希伯来文件写成的年代正在实行。有两三个名字的字母或拼写法仍未能得出肯定的解释;而即使在这几个事例里,也没有人能指出希伯来经文的拼写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许多可见于同时期亚述文件里的犹大和以色列君王名字,跟现今希伯来文圣经里的拼写也是相同的。

从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和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 144 个例子,和 40 个反向音译的例子 , 即总数 184 个例子中,证据显示 ,2,300 至 3,900 年以来,希伯来圣经里的专有名词,都极其精确地传递下来。原来的文士必定是严谨地遵照正确的语文规则来抄写,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仔细和学术知识。此外,多个世纪以来,希伯来圣经必定是由抄写员传送下来的,这现象在文学历史里是无与伦比的。( Wilson , SI0T, 64, 71 )

卫伯特教授继续说:

攻击和拥护圣经文本的人,都不应假定这些专有名词的准确翻译或准确传达,是一件容易或平常的事情。由于部分读者可能从未考查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此举出一些可见于曼内托( Manetho )的著作和埃及碑文的埃及君王名字为例。曼内托是多利买非拉铁夫( Ptolemy Philadelphus )时期,即约主前 280 年,管辖埃及偶像神庙的一个大祭司。他写了一本有关埃及王朝的著作,其中一些片断存在于约瑟夫、优西比乌和其他人的著作里。他从 31 个王朝的君王名单中,提出了 140 位来自 22 个王朝的君王的名字。这些名字当中,有 49 个出现在碑文上的形式,让我们认得出曼内托之拼写的每一个辅音,有 28 个名字有部分能认得出。至于其余 63 个,则没有一个音节可以辨认出来。倘若曼内托自己是从原来的记录抄写这些名单——有 49 个是相当正确的,由此证实了这个推测一那 50 个或更多难以辨认的名字里的几百个异文和误抄,必定由于他抄写的错误,或传递他的文本时造成的错误。( Wilson, SI0T, 71-72 )

卫伯特又说,这些君王约有 40 个活于主前 2000 至 400 年间。每一个都按着年代的次序出现:“并且提到本国和别国的君王……没有比这君王名单更强的证据,可以证明旧约记载在本质上的准确性。”他在注脚计算了这准确的记载纯粹出于偶然的或然率:“从数学角度来说,这样的准确性若纯粹出于偶然,其机会率将会是 750,000,000,000,000,000,000,000 分之一。”( Wilson, SI0T, 74-75 )

基于这个证据,卫伯特下结论说:

证明原文抄本经过 2,000 多年相当准确地传下来的证据是不能否定的。 2,000 年前存在的抄本原原本本地从原著传递下来,不仅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按照现存巴比伦文件类似的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拥有相隔数千年之原著和抄本的巴比伦文件,和许多蒲草卷,当与古典文学之当代版本比较的时候,虽然超过了 2,000 年,其文本只有板小的更改。尤其是其科学化而可证实的准确性,在一些君王的名字,和无数包含在已经传给我们的希伯来文本中之外国用词的正确拼写中,可见一斑。( Wilson, SI0T, 85 )

布鲁斯( F. F. Bruce )说 : “马所拉学者( Masoretes )所编校的辅音本希泊来文圣经已经十分忠实地传到他们那个时代,其间有接近 1,000 年的时间。”( BruCe, BP, 178 )。

葛威亨( Wffiam Green )推论说:“我们确实可以说 , 再没有别的古典作品是那么准确地传递下来。”( Green, GI0T, 81 )

关于希伯来经文传递的准确性,剑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艾金森( Atkinson )说这就“恰似一件神迹”。

数百年来,犹太拉比们小心翼翼地监管着希伯来文圣经的传递。本章会重点指出他们努力的成果。

2. 抄本数量

虽然旧约抄本的数量及不上新约,但现存的抄本数目仍是颇为值得注意的。早期希伯来文抄本数目的稀少可归究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显著的原因,就是年代久远和古物的可破坏性 ; 古代文件能存放 2,000 至 3,000 年时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虽然如此,有好几方面的证据支持它们的质量仍然完好的说法。第一,我们必须确定现存抄本的数量。现今有好几个希伯来文抄本的重要珍藏。第一个由肯尼科特( Benjamin Kennicott, 1776 - 1780 )编集、牛津出版的希泊来文抄本珍藏有 615 份旧约抄本。后来 , 特罗西( Giovanni de Rossi, 1784 - 1788 )出版了一个 731 份抄本的系列。当今最重要的抄本是在开罗藏经库( 1890 年代)里的古卷和死海古卷( 1947 年及其后日子)。在开罗会堂阁楼一个藏经库( geniza )或賭物室里,一些古老的抄本被发现了。里面有 20 万份抄本和残卷( Kahle, CG, 13; Wurthwein, TOT, 25 ),其中有几万份是圣经抄本和残卷( Goshen-Gottstein, BMUS, 35 )。

约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六至八世纪的残卷在埃及开罗一间古老的会堂里被发现了,该会堂在主后 882 年前是圣米迦勒教堂。残卷在会堂的一个藏经库里被发现,而该藏经库就是一个储存残破或有错漏的抄本、等待适当地弃置的储物室。这藏经库显然已经封闭起来,并且被人忘记,直至最近才被发现。在这个小房间里,有 20 万份残卷被保存下来,其中包括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圣经经文。这些圣经残卷的日期早至主后五世纪。( Dockery, FBI, 162- 163 )

在开罗藏经库发现的抄本,现今约有一半存放在剑桥大学。余下的则分散在世界各地。开罗藏经库的权威人士卡尔( Paul Kahle )断定超过 120 份是“巴比伦”组别的马所拉文士所抄写的罕见抄本。

世上最大量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收藏 , 是在列宁格勒的第二斐寇维什珍藏( Second Firkowitch Collection )。它包含 1,582 份圣经和马所拉抄本的羊皮卷( 725 份在纸张上) , 还有另外 1,200 份希伯来文抄本残卷包含在安东尼珍藏( Antonin Collection )中。( Wurthwein, TOT, 23 )卡尔也主张这些安东尼珍藏抄本和残卷全都是在开罗藏经库发现的。( Kahle , CG , 7 )在斐寇维什珍藏中,有 14 份希泊来文旧约抄本是源自开罗藏经库在主后 929 至 1121 年间的抄本。

开罗藏经库的抄本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些收藏在美国的比较完好的抄本 , 正存放在纽约犹太神学院(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思尼路纪念珍藏( Enelow Memorial Collection )。 ( Goshen-Gottstein, BMUS, 44f )

大英博物馆的目录列出了 161 份希伯来文旧约抄本。在牛津大学,伯德雷安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的目录列出了 146 份旧约抄本,每个抄本都包含大量的残篇。( Kahle, CG, 5 )哥特斯坦( Goshen-Gottstein )估计单在美国已经有数万份闪族抄本残卷,其中约有 5% 是圣经的残卷——即超过 500 份抄本。( Goshen-Gottstein, BMUS,30 )

最重要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是主前三世纪至主后十四世纪期间的抄本。而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死海古卷,其日期约为主前三世纪至主后一世纪。死海古卷当中包括一个完整的旧约书卷(以赛亚书)和几千份残卷,除了以斯帖记外,所有旧约书卷都已包含在内。( Geisler, BECA, 449 )(参看本章较后的“死海古卷”部分。)

死海古卷抄本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能确定后期其它抄本的准确性。例如,开罗抄本( Cairo Cocfet, 亦称为 Cocfet Cairwisis, 主后 895 年)是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的最早期马所拉抄本。这抄本现今存放于大英博物馆。由马所拉的摩西便亚设( Moses ben Asher )家族抄写,包含后期和早期先知书。旧约的其它书卷并不包含在其中。( Bruce, BP, 115-16 )

列宁格勒先知书抄本( Codex of the Prophets Leningrad ,主后 916 年)包含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

最早期而完整的旧约抄本是存放于列宁格勒的巴比伦彼得帕力坦抄本( Codex Babylonicus Petropalitanus ,主后 1008 年)。这抄本是在主后 1000 年前根据一份经过修正的拉比亚伦便摩西便亚设( 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 )的文本抄写而成。( Geisle, GIB, 250 )

阿勒坡抄本( Aleppo Codex, 主后 900 年后)是导常珍贵的一个抄本。学者曾以为它已遗失,但在 1958 年再次发现这个抄本。然而,它却逃不了损坏的厄运。在 1947 年的以色列暴动中,它部分受到损坏。阿勒坡抄本是包含整本旧约的、最古老而完整的马所拉抄本。

大英博物馆抄本( British Museum Codex , 主后 950 年)包含部分创世记至申命记。

罗伊希林先知书抄本( Reuchlin Codex of the Prophets, 主后 1105 年)。这个抄本由马所拉学者便拿弗他利( ben Naphtali )所预备。这抄本引起了传递圣经经文之准确性的问题。当中有众多类型的抄本错误,经文鉴别学者都可在早期的旧约抄本里找到这些错误。(这话题在本章较后部分将有讨论。)此等错误的性质会否严重至扭曲圣经本身的信息呢?又会否使它不能传达圣经真正的意思呢?若是这样,神的目的便被破坏;他的启示不能传达,不能让后来的世代正确地明白他的旨意。若他对抄写标准和权威性之圣经抄本的文士不施行规限性的影响,他们便会误传和扭曲他的信息。信息若被扭曲了,神赐下文字启示的整个目的便不能实现;因为这样一本误传的圣经就只是真假难辨的混合物,要受到人类的审判(而不是审判人类)。

3. 旧约文本的历史

主后第二世纪的拉比阿昆伯( Rabbi Aquiba )渴望制作一份准确的经文 , 被认为“准确的(马所拉)经文传递是保护妥拉的藩篱”这句话是出自他的口。( Harrison, IOT, 211 )在犹太教里,一代接一代的学者有着把圣经经文标准化和保存好 , 隔绝一切有可能的错谬的责任:

—苏弗林( Sopherim,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文士”)是主前五至三世纪期间一些犹太学者和经文的保管人。

——组阁特( Zugoth ,“一双”经文学者)在主前二至一世纪担当这个重任。

——坦拿英( Tannaim, “背诵者”或“教师”)在主后 200 年十分活跃。除了保存旧约经文外,坦拿英的工作也可见于米大示( Midrash, “经文解释”)、土西他( Tosefta ,“增补”),和他勒目( Talmud ,“教导”) , 他勒目再分为米示拿( Mishnah ,“重复”)和革马拉( Gemara, “需要学习的事情”)。他勒目在主后 100 至 500 年期间编纂完成。坦拿英自然地保存了希伯来圣经,因为他们是根据圣经经文,编辑好几个世纪的拉比教训。

——他勒目学者( Talmudists, 主后 100 - 500 年)。

贾斯乐( Geisler )和尼克斯( Nix )解释第二个文士传统,从约主前 400 年至接近主后 1000 年:

继第一个旧约文士传统时期之后——即苏弗林时期(约主前 400 年至主后 200 年),出现了第二个时期——他勒目时期(约主后 100-500 年),再后就是著名的马所拉传统(约主后 500-950 年)。以斯拉与上述的第一组人一起工作,他们被视为保管和管理圣经的人,直至基督时期之后。在主后 100 至 500 年间,他勒目(指引,教导)渐渐成为一套根据妥拉而建立起来的希伯来民事和标准律法。他勒目基本上代表了约主前 300 年至主后 500 年之犹太导师的意见和决定,当中包含两个主要部分:米示拿和革马拉。( Geisler, GIB, 306 )

在这段期间,学者许多时间放在把希伯来民事和标准律法编入目录的工作里。他勒目学者遵循一个颇为复杂的系统去抄写会堂的卷轴。

戴维森( Samuel Davidson )描述了他勒目学者处理圣经的一些规则。这些详绌的条例(我会使用贾斯乐所整理的编号方式)如下:

( 1 )会堂的卷轴必须写在洁净牲畜的皮上,( 2 )而牲畜的皮由一个犹太人准备 , 作会堂特定的使用。( 3 )卷轴必须使用一些从洁净牲畜取来的绳子穿起来。( 4 )每一张皮卷所包含栏目的数量,在整个抄本里都是相等的。( 5 )每一栏目的 长度不能少于 48 行或超过 60 行;宽度必须由 3 0 个字母组成。( 6 )整个抄本必 须有首行;若写了三个字而不成一行,那便是无价值的。( 7 )墨水要用黑色,不能用红色、绿色,或其它任何颜色,并且要按照特定的秘方去调配。( 8 )可靠的抄本必须是一个模板,抄写的人不能有稍微的偏离。( 9 )文士不能不看眼前的抄本而凭记忆写出一个字或字母,甚至是一点一画……( 10 )每个字母中间必须留有一条头发或一条线的宽度;( 11 )在每个新段落中间必须留有九个字母的宽度;( 12 )在每一卷书中间,要留有三行空位。( 13 )摩西五经的第五卷必须准确地用一行来结束;其它书卷则不必这样做。( 14 )除此之外,抄写的人必须穿着整齐的犹太礼服 , ( 15 )洗净全身,( 16 )新蘸墨水的笔不要用来写神的名字,( 17 )若正在写神的名字,即使君王来招呼他,他也不可分神。( Davidson, HTOT, 89 )

戴维森又说:“没有按这些条例来抄写的卷轴必须埋藏在地里或被烧毁;否则就要弃置到学堂里,闲作读本。”

他勒目学者深信他们完成抄写一份抄本之后,便拥有一个精确的副本 , 他们会赋予新的抄本同等的权威。

肯扬( Frederic Kenyon )在《我们的圣经和古代抄本》( 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 )对以上有关较古老之抄本的毁坏情况加以详述,说:

制作抄本那极端谨慎的态度,也是早期抄本失踪的主要原因。一个抄本若按照他勒目的规定精确地写成,并且经过充分的校验之后,便被接受为可靠的版本,被视为拥有与任何其它抄本同等的价值。若所有抄本都同样准确,年份对一个抄本来说就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地,年份久远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因为抄本的年份越久,它的损伤也会越大。一个受损或不完美的抄本马上被定为不适合使用的抄本。

每个会堂都有一间“藏经库”,或废物柜,有缺陷的抄本会被搁置在那里;现存最古老的抄本就是近代在这些储物柜里被发现的。因此,犹太人绝对不会认为较古旧的圣经抄本比较有价值,他们习惯选取较新的抄本,因为那是最完美和未遭损坏的。较古老的抄本一旦被弃置在“藏经库”,它自然会被毁灭,或是 置之不理,或是因“藏经库”过度拥挤而被烧毁。

因此,我们不必为希伯来圣经缺乏极古老的抄本而感到惊讶或忧虑不安。 若在上述已经列举的原因之外,再加上犹太人一而再遭受逼迫(牵涉许多财产的损毁)的因素,古代抄本失踪的原因就有充分的解释了,而仍然存留的抄本, 就可被接受为保存了他们声称要保存的唯一版本——那就是,马所拉经文。 ( Kenyo, OBAM, 43 )

尊重圣经和关心圣经的纯正,最初并非从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开始。”( Green, GI0T, 173 )

马所拉学者就是主后 500 至 950 年囘为旧约经文定下最后形式的犹太学者。 圣殿在主后 70 年被毁的事件,加上犹太人从本土被分散到各地的情况,成为了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1 )把只有辅音的经文标准化;( 2 )把标点符号和元音的使用标准化,以期保存正确的发音和读法。他们被称为马所拉学者 , 因为他们以文字保存了有关 正确元音和重音的□述传统“马所拉”( masomh ) , 以及不寻常拼写之罕见字的出现次 数。他们接过苏弗林没有加上点的辅音经文(就像没有元音的英文字) , 然后加上元 音点( vowel points ) , 使每个字显出准确的读音和语法形式。他们甚至从事适度的经文鉴别。每当他们怀疑辅音经文上有某个字出现了错误,便用巧妙的方法把它更正。他们使经文上的辅音保持原样,就如他们从苏弗林接过来的时候一样 , 但他们把属于一个用来取代旧有错字之新字的元音点加上去,然后在页边用很小的字母写上新字本身的辅音。( Archer, SOT, 63 )

马所拉有两个主要的学派或活动中心——巴比伦派和巴勒斯坦派两者几乎是完全独立的。最著名的马所拉学者是第九世纪末和第十世纪、住在加利利提庇哩亚的犹太学者 : 摩西便亚设(和他的儿子亚伦),以及摩西便拿弗他利。便亚设的经文 是现今的标准希泊来经文,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宁格勒抄本( Codex Leningradensis )和阿勒坡抄本。

马所拉学者(源自 masora —字,意谓“传统”)接受了编校经文和使之标准化的艰苦工作。他们的总部位于提庇哩亚。马所拉学者所保存的经文称为“马所拉”经文。这份经文加上了元音点,以确保它保持原来正确的读音。今天这份马所拉经文是标准的希伯来经文。

马所拉学者纪律十分严谨,他们抱着极其尊敬的态度来处理经文,并设立了一个繁复的系统来避免文士抄写上的差错。例如,他们会数算每个字母在每卷书里出现的次数;他们要能指出位于五经中央的字母和整本希伯来文圣经中央的字母,而他们的计算比这样更为详细和复杂。“每一样可以数的似乎都被数过”,罗伟勒( Wheeler Robinson )说,而且他们发明了一些记忆术,以便立时记得各个不同的总数。( Bruce , BP , 117 )

整卷以赛亚书,甚至整本希伯来文圣经有没有遗漏一个辅音,文士都会知道。他们加入了这么多的防护措施,为的是确保在抄写完成之后,他们便拥有一个准确无误的抄本。

肯杨爵士说:

除了记录各种异文、传统,或推测性的修正外,马所拉学者还进行许多的计算,那些计算不属于一般的经文鉴别范围。他们给每一卷书的章节、字和字母定编号。他们计算位于每一卷书中央的字和字母。他们数算包含所有字母或某个数量的字母的经节。这些我们也许会认为繁琐的工作,还发挥了确保他们在最细微之处也注意精确地传达经文的作用;而这样做只是格外地表明他们敬重这本神圣的圣经,一本本身就配得颂扬的圣经。马所拉学者确实渴望律法没有一点一画,没有最细小的字母或某个字母最微细的部分,会被遗漏。( Kenyon, OB AM , 38 )

以上有关希伯来文抄本证据之讨论的一个共通因素,就是犹太人对圣经的尊敬。然而,谈到这本犹太人的圣经,其质量的保证不但在于文士的准确性,还有他们对圣经近乎迷信的尊敬态度。按照他勒目的要求,不但所使用的皮卷种类和栏目大小有一定的规格,甚至文士在抄写神的名字之前,也必须进行一些宗教仪式。所使 用的墨水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有一定的标准限制,而且他们不能凭记忆来抄写任何字句。每一行——甚至每个字母——都有系统地被数算。抄本即使只有一个错误,也要被弃置和毁灭。这种形式主义,最少在某程度上,是文士抄写圣经时抱持极端谨慎的态度的原因。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存的就只有少数几个抄本(因为按照 规定,有缺陷的抄本必须被毁灭)。( Geisler, BECA, 552 )

主后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写道:

至于对自己的圣经的尊敬,我们已经给予实际的证明。因为,虽然我们经过了这么久远的年代,但却没有一个人胆敢加添、删除,或改变一个音节;而且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从出生那一天开始,他已经有一个本能,把这规条视作神的命令,去遵守这命令,而且,如有必要,便欣然为这命令而死。在此之前,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看见囚犯在剧院里忍受着折磨和各种形式的死亡,也不说一句反对律法及其有关文件的话。( Josephus, FJAA, 援引于 JCW, 179, 180 )

约瑟夫继而把希伯来入对圣经的尊重和希腊人对其文学的尊敬作一比较:

希腊人会为相同的原因而忍受痛苦吗?即使为了保护本国著作的整份收藏免受损毁,他也不愿个人受到最轻微的伤害。因为对希腊人来说,这等著作只是作者出于幻想的创作故事;即使在较年长的历史学家看来,这表现也是颇'有道理的。他们看见一些同代的人胆敢记述一些自己没有参与其中的事件,也没有花一些功夫去向那些知道事实的人核实资料。( Josephus , FJAA, 援引于 JCW, 181 )

然而,现存最早期的马所拉抄本,日期约为主后 1000 年或更后 , 其准确性仍有待征实。学者必须根据一个惊人的发现来证实马所拉抄本的准确性 , 就是一批在以色列死海沿岸发现的古卷。

4. 死海古卷

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你若词问任何一位圣经学者,他梦想获得可以大大证实旧约之可靠性的考古发现是什么 , 他或她的答案必定是:“能见证旧约原著的更古老抄本。”肯扬爵士首先发出了以下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称为马所拉经文,并且证明它约在主后 100 年完成的希伯来经文,是否忠实地展现出原本由旧约作者写成的 希伯来经文呢 ? ”( Kenyon, OBAM, 47 )

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 , 学者的问题是 :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抄本与第一世纪及更早期的抄本相比,其准确程度如何呢 ? ”最早期而完整的旧约抄本可追溯至第十世纪。因此,一个极大的疑问是 : “经文已经抄写过这么多次 , 我们还能信任它吗 ? ”死 海古卷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

a. 什么是死海古卷?

这古卷包含 40,000 多份写满文字的残卷。我们可从这些残卷重构出 500 多卷 书。学者还发现许多圣经以外的书籍和残卷,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主前二世纪 至主后一世纪住在死海沿岸的昆兰宗教团体。一些著作如“撒督文献”( Zadokite documents )、“社群守则”( Rule of Community ) , 和“会规手册 '" ( Manual of Discipline )都帮 助我们明白昆兰社团日常生活的目标。不同的洞穴里有一些十分有用的圣经注释。但死海古卷最重要的文件是基督降生之前一个多世纪写成的旧约经文抄本。

b. 死海古卷是怎样找到的?

埃尔勒( Ralph Earle )生动而简洁地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 他分享了一个有关神保守看顾的故事:

发现死海古卷的故事是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在 1947 年的二三月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贝都因牧童要寻找一只迷失的山羊。他把一块石头掷向死海西边一个悬崖的洞穴里,该地位于耶利哥以南约八英里。当时他诧异地听见一些打碎陶器的声音。在四下搜查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奇景。洞穴的地面上放着好几个大瓶,里面装着一些羊皮卷,用麻布包裹着。由于这些瓶子严严地封住,所以羊皮卷经过接近 1,900 年的时间,仍然保存良好。(它们显然在主后 68 年便放在那里。)

在现今称为死海洞穴 1 那里发现的五个羊皮卷,由耶路撒冷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大主教买下来。同时,另外三卷由当地希伯来大学的苏肯尼克( Sukenik )教授买下来。

羊皮卷最初被发现的时候,有关人等并没有大肆宣传。 1947 年 11 月,苏肯尼克教授购买了三份羊皮卷和洞穴里的两个瓶子之后两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发现可能是巴勒斯坦地最大的发现,是我们从未指望有这样重大收获的发现。”但这句意义深长的话,他当时并没有发表。

幸而,在 1948 年 2 月,那位不会看希伯来文的大主教致电耶路撒冷东方研究美国学院,并把发现羊皮卷的事告诉他们。在神的保守下,当时学院的代理校监是一位年轻的学者,名叫特里弟( John Trever ),也是一名优秀的业余摄影师。他努力专注地拍摄了以赛亚书羊皮卷的每一栏,该羊皮卷长 24 英尺,高 10 英寸。他自己制作了图板,把几份图片用空邮寄给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奥伯莱( W. F. Albright )博士;他是为人熟悉的美国圣经考古研究院院长。奥伯莱用空邮回复他说 : “我衷心祝贺当代最伟大的抄本发现!…… 这是何等难以相信的发现!世人不用再怀疑圣经抄本的真确性了。”他把抄本的日期推断为主前 100 年左右。( Earle, HWGB, 48-49 )

c. 羊皮卷的价值

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 , 我们拥有最古老而完整的希伯来文抄本约从主后 900 年起。我们怎能肯定它们在主后一世纪基督的日子之前,已经开始准确地传递下来呢?有赖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的发现,现在我们知道经文的传递是准确的。死海洞穴里找到的其中一份羊皮卷,是完整的以赛亚书希伯来文抄本。古文书学家把其日期定为主前 125 年左右。这份抄本比我们先前所拥有的任何一份抄本都要早 1,000 多年。

这发现的重要性在于让人看见以赛亚书的羊皮卷(主前 125 年),与 1,000 年后的以赛亚书马所拉经文(主后 916 年)在细节上也极之接近。这显出圣经的抄写员在超过 1,000 年的时期里,是以罕见的准确性把圣经传递下来。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166 个字里面,只有 17 个字母是可怀疑的。其中 10 个字母只是关乎字词的拼写问题,对其意义没有影响。另外四个字母是格式上轻微的改变,如连接词。其余三个字母构成“光”这个字,加在第 11 节上,对其中意义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这字也得到七十士译本和 IQ Is (在死海洞穴找到的一个以赛亚书羊皮卷)的支持。这样说,经过了 1,000 年的辗转传递,在包含 166 个字的一章经文里,只有一个字(三个字母)是可怀疑的——而这个字并没有改变整段经文的主要意思。( Burrows, TDSS, 304 )

阿彻尔指出昆兰社团的以赛亚书抄本“被证实有 95% 跟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是完全相同的。其余 5% 的差异主要是明显的漏字和拼写上的变化。”( Archer, SOT, 19 )

伯罗斯( Millar Burrows )下结论说 : “经过了 1,000 年时间,经文只有这么少的改动,真可算是一个奇迹。正如我在有关羊皮卷的第一篇文章所说 : ‘这里展现其重要的意义,证实马所拉传统确能保存圣经的原貌。'” Burrows, TDSS, 304 )

d. 羊皮卷包含些什么?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把羊皮卷的 800 多个抄本全部看一遍。以下是过去 40 年对这些经文的抽样研究,其中包括大部分羊皮卷所根据的较古老的作品,和从洞穴 4 发现而最近出版的经文。这些文本可以按类别分为 : 圣经经文,圣经注释,宗派文本,以及伪经文本,启示文学文本,和奥秘或礼仪方面的文本。( Price, SDSS, 86 )

死海古卷的发现。洞穴 1 由阿拉伯的牧羊童发现。他从这个洞穴取出了七份几乎完整的羊皮卷和一些残卷:

以赛亚书 A ( IQIs a ):圣马可修道院的以赛亚书卷轴是一份受欢迎的抄本,它在 行间里和页边有无数的订正。这是已知最早期而完整的圣经书卷。

以赛亚书 B ( IQIs b ):希伯来大学的以赛亚书是不完整的,但与以赛亚书 A 相比,它的文本跟马所拉经文较接近。

洞穴 1 的其它残卷:这洞穴还有创世记、利未记、申命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诗篇,和一些圣经以外的作品,包括以诺书、摩西言论(先前无人知晓)、禧年书、挪亚书、利未遗训、多比传和所罗门智训。一份饶有趣味的但以理书残卷,其中包含二章 4 节(该处的语言从希伯来文转为亚兰文),也从这洞穴而来。 给诗篇、弥迦书和西番雅书作注释的残卷,也在洞穴 1 被发现。

洞穴 2 :洞穴 2 首先由贝都因人发现和盗取。这洞穴在 1952 年挖掘,发现了约 100 份抄本的残卷,包括两卷出埃及记,一卷利未记,四卷民数记,二至三卷申命记 , 以及耶利米书、约伯记和诗篇各一卷,还有两卷路得记。

洞穴 4 :鹧鸪洞,或洞穴 4, 被贝都因人洗劫之后,在 1952 年 9 月进行搜查,证实是储藏量最大的洞穴。事实上,数千份残卷已从贝都因人那里回购 , 或由考古学家筛掉洞穴地上的灰尘而获得。这些碎片从数百份抄本而来,其中接近 400 份已被认出。它们包括 100 份圣经书卷抄本——所有的旧约,除了以斯帖记之外。

在洞穴 4 发现的撒母耳记残卷( 4qsam b )被认为是已知最古老的圣经希伯来文作品。其日期可追 1 至主前三世纪。另外被发现的是诗篇、以赛亚书和那鸿书注释的一些残卷。从洞穴 4 收集到的所有残卷相信可代表昆兰藏书的范围,而从各卷的相对数目推断,最受欢迎的书卷依次是申命记、以赛亚书、诗篇、小先知书和耶利米书。在某个包含但以理书七章 28 节和八章 1 节的残卷里,所使用的语言从亚兰文转为希伯来文。

洞穴 7 - 10 : 在 1955 年进行考查的洞穴 7 - 10 并没有重要的旧约抄本。然而,洞穴 7 却藏有一些备受争议的抄本残片,奧卡拉汉( Jose O'Callahan )认定那是一些新约的部分抄本。若是属实,它们便是最古老的新约抄本 , 日期早至主后 50 或 60 年。

洞穴 11 : 这洞穴在 1956 年初被发掘。里面藏有一份保存完好、内有 36 篇诗篇的抄本,再加上次经的诗篇第一百五十一篇;这次经早前已知的只有希腊文版本。一份载有部分利未记的极精细的皮卷,一些较大的新耶路撒冷启示录的残片,和约伯记的亚兰文他尔根(释义)也被发现。

旧约各卷的昆兰抄本

正典分类
(根据希伯来文圣经 )

旧约书卷
(根据希伯来文圣经次序)

昆兰抄本数目
(? = 有 可 能的残篇)

五经(妥拉 )

创世记

18 + 3?

 

出埃及记

18

 

利未记

17

 

民数记

12

 

申命记

31+3?

先知书 ( Nevi ' im )

约书亚记

2

 

士师记

3

前期先知

撒母耳记上下

4

 

列王纪上下

3

后期先知

以赛亚书

22

 

耶利米书

6

 

以西结书

7

 

十二(小先知书)

10+1?

圣卷

诗篇

39 + 2?

 

箴言

2

 

约伯记

4

五圣卷

雅歌

4

 

路得记

4

 

耶利米哀歌

4

 

传道书

3

 

以斯帖记

0

 

但以理书

8+1?

 

以斯拉 —— 尼希米记

1

 

历代志上下

1

总数

 

223(233)

近期一些有关死海古卷的研究给我们提供详尽的描述和详细目录。阿彻尔在他的《旧约入门综论》( A Survey of Old Testanment Introduction )中加上了一个附录。

穆拉拜阿特的发现( Murabba'at Discoveries )。由于知道昆兰地区的发现可带来利益,贝都因人便继续搜寻 , 并在伯利恒东南面找到了一些洞穴,里面藏着写上日期的、自从第二次犹太人叛乱(主后 132 - 135 年)以来的抄本和文件。在这些洞穴进 行有系统的探测和发掘是从 1952 年 1 月开始。日期较后的抄本有助肯定死海古卷是年代久远的古物。学者在这些洞穴里找到另一卷与马所拉经文十分接近的小先 知书——约珥书的后半部直至哈该书。在此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闪族文字蒲草卷(一份复写本, palimpsest ) 在古代的希伯来文文稿上作第二次书写的抄本(日期定为主前七至八世纪)(参看 Barthelemy 的著作)。

昆兰文件对经文鉴别的重要性可见于以下诸位旧约学者的见解:

最重要的是,死海古卷把经文学者送回一个比先前可知的希伯来文抄本证据早约 1,000 年的时期。在昆兰古卷被发现之前,最早期而完整的旧约各卷抄本可追溯至大约主后十世纪早期。最早期而完整的整本旧约的抄本,则可追溯至主后十一世纪早期。因此,死海抄本所提供的旧约经文证据,比先前可知的任何证据都古老得多。( Brotzman, 0TTC, 94-95 )

在昆兰古卷被发现之前,现存最古老的抄本可追溯至大约主后 900 年。一些死海古卷的抄本 , 包括以赛亚书、哈巴谷书,和其它的抄本,日期可追溯至主前 125 年 , 提供了比先前可知的抄本早 1,000 年的证据。我们主要的结论是,昆兰的以赛亚古卷和 1,000 年后的马所拉希伯来经文,两者之间没有重要的差异。这就确征了我们现今之希伯来经文的可靠性。( Erms, MHT, 173 )

连同现存的资料,它们(死海古卷)扩阔了我们在历史、宗教,和神圣著作方面的知识疆界。( Harrison, A0T, 115 )

毫无疑问 , (死海)古卷已经开创了一个圣经研究的新时代,在其中,许多已经知道的将会得着证实 , 而许多被接纳为事实的将需要修正。我们得益匪浅的将会是最终重构出一份真正属于基督教时期之前的旧约文本,使古时神的话更多被现代的读者所理解。( Harrison, A0T, 115 )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给予马所拉学者最高的赞誉,因为他们这样勤劳工作,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苏弗林交托给他们的辅音版经文。他们连同苏弗林本身,极其专注于希伯来文圣经的准确保存,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比任何人对世俗或宗教古代文献的投身尤甚。他们那么有责任心地保管着神圣的经文,以致在经文的辅音上,不曾胆敢作出明显的改正,而是让他们的原稿一如交托给他们的时候那样。

由于他们的忠心,我们今天能拥有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其文本形式在本质上,是基督和使徒时代(若非之前一个世纪的话)被视为权威之修订本的副本。

而从昆兰古卷的证据推断,这又是根据先前多个世纪可供校对的最可靠旧约抄本作成的权威修订本。这些版本让我们在本质上几乎看见原著的手稿,为我们提供神的启示的可靠记录。正如奥伯莱所说 : “我们大可放心,这本希伯来文圣经的辅音版本,虽然并非没有错误,但已经准确地保存下来了,其准确性也许是任何其它近东作品不能相比的。 " ( Archer, SOT, 65 )

5. 非希伯来文抄本的证据

旧约圣经各种不同的古代翻译(称为译本)给经文学者提供了有关圣经经文的宝贵见证。例如,七十士译本保存了主前三世纪的经文传统 , 而撒玛利亚人五经传统或可追溯至主前五世纪。这些译本和马所拉经文提供了三个旧约经文的传统,若审慎地评估,可为旧约经文的完整性提供极大的支持。撒玛利亚人五经的见证,尤其是七十士译本及其修订与校订的见证,是经文之完整性的主要证明。

a. 七十士译本

正如近东地区的犹太人放弃了自己的本族语希伯来语而选取亚兰语一样,在一些希腊文化中心,如埃及的亚历山太,犹太人也放弃了亚兰语而选取希腊语言。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投期间,犹太人获得善待。事实上 , 因着犹太人在推罗围城期间(主前 332 年)对待亚历山大的政策 , 亚历山大很认同他们。甚至有记载指亚历山大曾前往耶路撒冷敬拜他们的神。每当征服一块新的土地,在那里建立新城镇的时候,他都会预留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而且通常称之为亚历山大城。

由于犹太人从自己的本土分散到各地 , 他们需要一本用当时通用的语言写成的圣经。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意即“七十”通常使用罗马数目字 LXX 来代表)是埃及王多利买非拉铁夫在任期间(主前 285 - 246 年) , 希伯来经文之希腊文翻译的译本名字。

有关七十士译本名字的起源,布鲁斯作出了一个有趣的描述。关于一封声称由多利买王的朝廷大臣阿立斯蒂亚( Aristeas )于主前 250 年左右(更实际地说是主前 100 年后不久)写给他的兄弟腓罗基( Philocmtes )的信件,布鲁斯写道:

多利买以保护文学著作而知名,在他的指令下,维持 900 年的一个世界文化奇迹,亚历山大的大图书馆启用了。信中叙述了发拉琳的德美提乌斯( Deme- trius of Phalerum ) , 据说是多利头的图书馆长,怎样引起了王对犹太人律法的兴 趣,并游说他派代表团到耶路撒冷访问大祭司以利亚撒。大祭司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各选六位长老作翻译员,派他们前往亚历山大,并带同一份特别准确和漂亮的妥拉羊皮卷。这些长老受到宫廷式的款待,而且在辩论中显明他们的智慧。其后他们居住在法罗斯( Pharos )海岛上的一所房子(这海岛以其上的灯塔而知名),他们在那里用了 72 天时间完成任务,把五经翻译成希腊文;经过协商和比较之后,便发表一个一致赞成的译本。( Bruce, BP, 146, 147 )

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旧约与希伯来文正典不同,无论在翻译特质上还是在内容与编排上。除了希伯来文旧约的 22 卷书之外,七十士译本还包含许多从未列入希伯来文正典的书卷。显然那些书卷当时在说希腊语的世界被传阅,但却从末列入希伯来文的正典。七十士译本的翻译特质反映了这个情况,并提供几点观察 : ( 1 )七十士译本各卷有不同的优点,从妥拉的完全逐字翻译,至圣卷(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三分部)的自由随意翻译。(参看 Frederick Kenyon,The Text of the Greek Bible, 3d ed. , A. W. Adams 增订 ,pp. 16-19 。)亚当斯( A. W. Adams )指出,约伯记的经文在原来的七十士译本里比希伯来文文本短了六分之一。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列王纪上、箴言、以斯帖记,和耶利米书也有很大的更改,其它书卷则只有较小更改。分歧的原因 是七十士译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难题。( 2 )七十士译本写作目的与希伯来文圣经不同,它的出现是为了供应会堂作公开崇拜的使用,而不是为了学术或记录抄写的目的。( 3 )七十士译本是最早尝试把旧约圣经传播出去的产物,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极佳例子。( 4 )七十士译本大致上忠于希伯来文原著,虽然有人坚持认为翻译者并 非都是优秀的希伯来学者。

关于七十士译本,恩斯( Paul Erms )指出“作为一本译著,它是不平均的,但也是有用的,因为它是根据比现存的希伯来文抄本早 1,000 年的版本译成。此外,新约作者有时会援引七十士译本;这做法让我们对旧约经文有进一步的见识。”( Enns, MHT, 174 )

“至于七十士译本的影响,本辞典〔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ian Literature ( Bauer,Amdt,and,Gingich )〕的每一页都显示它比所有其它(主后一世纪)著作的影响都更重要。”( Bauer, GELNT , xxi )

七十士译本一从约主前 250 年开始着手翻译的旧约希腊文译本一的重要性仅次于马所拉经文。这译本在新约时代被广泛使用,证据在于新约的 250 次旧约引述当中,有大部分都从这译本引述过来。当七十士译本与马所拉经文有分歧的时候,一些学者便假定是七十士译本的译者作出了自由随意的翻译。现在我们从昆兰 古卷得知,许多此等分歧是由于译者采用了一个颇为不同的希伯来文版本 , 我们或 酉称这类版本为原始七十士译本( Proto-Septuagint )。( Yamauchi, SS, 130 , 131 )

七十士译本与我们现今拥有的马所拉经文(主后 916 年)十分接近,这有助确定经文传递(经过 1,300 年)的可靠性。

七十士译本以及可见于次经(传道经、禧年书及其它)的经文引述,证明今天拥有的希伯来文经文,大体上与约主前 300 年的文本是一样的。

贾斯乐与尼克斯指出七十士译本的四大贡献。“( 1 )它消除了说希伯来语和说希腊语之人的宗教鸿沟,并满足了亚历山太地区犹太人的需要 , ( 2 )它消除了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旧约和说希腊语的基督徒之间的历史鸿沟,这些基督徒会把七十士译本与他们的新约一起使用 , ( 3 )它成为了宣教士把圣经译成各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先 驱;还有( 4 )消除了经文鉴别的鸿沟,它大致上与希伯来文旧约经文一致。” ( Geisfo, GIB, 308 )

布鲁斯说出犹太人对七十士译本失去兴趣的理由:

“从主后了世纪开始,基督徒便采用七十士译本作为他们的旧约版本,并在传教上和维护基督教信仰时大量使用这个版本。”( BmCe, BP, 150 )

“约在主后 100 年,犹太学者为希伯来文圣经设立了一个修订标准版本。”( Bruce, BP, 151 )

这本起初极受犹太人欢迎的旧约翻译,最后却失去了它对许多犹太人的吸引力。

b. 六栏经文合参

第二世纪由俄利根完成的六栏经文合参( Hexapla, 意思是:六重的)与七十士译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六栏经文合参,连同约瑟夫、斐罗的著作,和撒督文献(死海昆兰团体的著作),“见征了一份从主后 40 年至 100 年与马所拉(经文)颇为相似之经文的存在。”( Skilton, “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cripture ” in The Infallible Word ( a symposium ) , 148 )

俄利根的六栏经文合参(约 240 - 250 年)。到了主后三世纪,旧约的翻译著作导致四个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出现:七十士译本,以及亚居拉( Aquila )、狄奥多田( Theodotion ),和辛马库( Symmachus )的译本。这种混合的情势,形成了第一个真正杰出之经文鉴别的尝试,那就是亚历山太之俄利根(主后 185 - 254 年) 所编着的六栏经文合参( Hexapla ,“六重的”)。由于现存的七十士译本抄本之间有许多分歧,希伯来经文和七十士译本之间有差异,再加上他有修订旧约希腊文翻译的意图,俄利根便下决心给基督教世界提供一份满意的旧约希腊文圣经。他的作品本质上是一个校订本而不是译本,因为他更正了经文上的讹误,并试图使希腊文的经文与希伯来文一致。因此,他的双重目标是显出各种旧约的修订本比讹误充斥的七十士译本优越,以及把正确的希伯来文跟有分歧的七十士译本作一比较。在这方面,他所根据的观念是希伯来文旧约是神向人类启示之真理的一个“无谬误的抄本”……

这份六栏经文合参编成了六个平行的栏目。每个栏目包含原来的希伯来文旧约或某个译本,因此这个版本实在太庞大,不适合古代的市场。六个栏目的编排如下:第一栏,希伯来原文;第二栏,用希腊文字母音译希伯来原文;第三栏,亚居拉的逐字翻译;第四栏,辛马库针对习语的修订;第五栏 , 俄利根自己对七十士译本的修订;和第六栏,狄奥多田的希腊文修订。( Geisler, GIB, 507 - 508 )

虽然这工作极具意义,但也让现今的经文鉴别学者观察到他自己与俄利根之间在目的上的差异,肯扬简洁地把这情况说明出来:

按照俄利根的目的,即制作一个尽量与当时已确立之希伯来经文接近的希腊文版本 , 这个过程已经足够;但按照我们的目的,即重新发掘原来的七十士译 本……作为马所拉经文之前的希伯来经文的证据,那是最不幸的,因为在他的版本上,他很自然会抄录经文而没有加上鉴别的符号,因而他在狄奥多田版本上的增订,就好像是原来真正的七十士译本的一部分。( Kenyon, OBAM , 59 )

这不幸的情况确实出现了,而“被抄录而没有变音符号的七十士文本,导致一个讹误充斥之希腊文旧约经文被传播,而不是得到一个与当日之希伯来经文一致的七 十士译本。”( Geisler, GIB, 509 )

布鲁斯写道 : “倘若俄利根的六栏经文合参全部保存下来,那将会是一份无价之 宝。”( Bruce, BP, 155 )

c. 撒玛利亚人五经

撤玛利亚人大概在主前五或四世纪期间,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宗教与文化挣扎之后,与犹太人分开了。有人怀疑撒玛利亚人在分裂的时候,把当时的圣经带走了,并预备了他们自‘己的五经修订经文。严格来说,撒玛利亚人的五经不是一个译本,而是希伯来经文本身的部分抄本。当中包含摩西的五卷书,以古代希伯来文经文的风 格写成。有些较古老的昆兰圣经抄本使用了这个手稿 , 因为这手稿在主前二世纪、在马加比反抗希腊人期间恢复使用。经文鉴别学者克罗斯( Frank M. Cross, Ir. )认为撒玛利亚人的五经可能来自马加比时期左右。

教父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约 265 - 339 年)和耶柔米(约 345 至约 419 年)似乎认识某个形式的撒玛利亚人五经文本。现代西方学者直至 1616 年,即德拉瓦莱( Pietro della Valle )在大马士革发现一个撒玛利亚人五经的抄本时,才取得这个文本。一阵兴奋的热潮在圣经学者当中掀起了。这份经文被视为比马所拉经文更优越,直至 1815 年,格泽纽斯( Wilhelm Gesenius )断定这份文本实际上对经文鉴别并没有价值。较近期,撒玛利亚人五经的价值再一次被盖格( A. Geiger )、卡尔和肯扬等学者肯定。

没有现存的撒玛利亚人五经抄本可以追溯至十一世纪之前。撒玛利亚群体声称有一个卷轴是摩西的曾孙亚比萨( Abisha )在征服迦南后第十三年所写,但那权威似是假托的,我们最好还是驳回这说法。最古老的撒玛利亚人五经古抄本上记录了它在 1149 至 1150 年的销售,但抄本本身比这日期更为久远。一份抄本是在 1204 年抄写的。一份 1211 至 1212 年的抄本现今收藏在曼彻斯特的约翰雷兰图书馆。另一份约 1232 年的,则收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

撒玛利亚人五经约有 6,000 处偏离了马所拉经文 , 但大部分被视为不重要的。撒玛利亚人经文约有 1,900 处与七十士译本一样反对马所拉经文。有些差异是撒玛利亚人刻意引入的,为的是保存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方言。马所拉经文则保存了犹大的方言和传统。

有趣的是,用来写撒玛利亚人五经的字体,比马所拉圣经和一般犹太——希伯来入的著作更古旧。约远在主前 200 年左右古希伯来文”字体在犹太人中间被亚兰文或“方块 " 字体取代。我们从一些在昆兰发掘到较古老的圣经抄本仍可看见这种字体。古希伯来文字体跟我们在摩押石碑、西罗亚碑文,和拉吉书信所看见的字体大致相同,但撒玛利亚人字体的发展则较倾向装饰性。( Brnce, BP, 120 )

恩斯谈到撒玛利亚人五经说:“它是旧约经文的一个有用的见证。”( Enns, MHT, 174 )这份经文包含摩西五经,在断定圣经异文时有一定的价值。布鲁斯说 : “若把差异之处与一致之处相比 , 撒玛利亚人五经与马所拉版本五经(主后 916 年)的差异是颇为不重要的。”( Bruce, BP, 122 )

肯扬爵士表明,若七十士译本和撒玛利亚人五经一同偏离马所拉经文的话,“它们就代表了原来的版本”,但若是七十士译本与马所拉经文有差异的话,则有时这个是正确的 , 有时那个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其差异只在于诠释 , 不在于文本。

d. 旧约经文的其它见证

d1. 亚兰文他尔根

他尔根(复制本)的笔录形式约在主后 500 年出现。

他尔根( Targum )—字的基本意思是“淀释”。他尔根是用亚兰语言来解述旧约。贾斯乐和尼克斯解释他尔根的来源说:

有证据证明早至以斯拉时期(尼八 1 - 8 ),文士已经用亚兰方言解述希伯来文圣经。这些解述并不是严格的翻译,而实际上是帮助百姓明白妥拉的古代 语言……百姓需要这样的帮助,因为一般平民已经愈来愈少以希伯来文作为日常的语言。到了主前最后几个世纪,这渐进的过程一直继续,直至几乎每一卷旧约书卷都有它的口头解述或翻译(他尔根)。

在主后最初几个世纪期间,这些他尔根被书写下来,口传的知识编成了正式的文本,因为希伯来正典、经文,和翻译已经在雅麦尼亚( Jamnia )—群拉比学者(约主后 90 年)和犹太人在主后 135 年从巴勒斯坦被逐出之前巩固起来。最早期的他尔根明显在主后二世纪用巴勒斯坦的亚兰文写成;然而,有证据证明 从基督教时期之前开始,亚兰文的他尔根已经存在。( Geisler, GIB , 304, 305 )

贾斯乐和尼克斯再详细叙述某些重要的他尔根:

在主后三世纪期间,巴比伦尼亚出现了一份有关妥拉的亚兰文他尔根传统认为这份他尔根由盎克罗( Onkelos )所写……另一份巴比伦亚兰文的他尔 根是先知书(前期和后期先知)的伴读,被称为乌薛之子约拿单的他尔根( Targum of Jonathan ben Uzziel )。其日期可追湖至主后四世纪,而且是一份比较随意 和释义性的翻译。两份他尔根都会在会堂里诵读……由于圣卷不会在会堂诵读,所以没有理由拥有正式的他尔根,但非正式的版本却为个别犹太人使用。主后七世纪中叶,一份五经的他尔根出现了,称为伪约拿单的他尔根( Pseudo Jonathan Targum )……耶路撒冷的他尔根也在 700 年左右出现,但现今只有残片存留下来。( Geisler, GIB , 304, 305 )

犹太人被虏之后,迦勒底的语呂取代了希伯来语。因此,犹太人需要一本□头语言的圣经。

布鲁斯给他尔根提供更有趣的背景:

在主前最后几个世纪,会堂的圣经诵读伴以亚兰方言的解述愈来愈普遍。自然地,当一般百姓愈来愈少用希伯来语作为口头语的时候,要明白所诵读的内容,他们便需要有一份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来翻译的经文。负责提供这种口头解述的官员称为传译者( methurgeman ),而所解述的经文则称为他尔根。

传译者……不能从卷轴读出他的翻译,唯恐会众误以为他是从圣经原著读出来。毫无疑问,为了准确性的缘故,他们又进一步规定每次翻译不能超过五 经的一节经文或先知书的三节经文。

不久,这些他尔根便书写成册。( Bruce , BP, 133 )

安德生( J. Anderson )在《圣经 神的话语》( The Bible , the Word of God )中评论说 : “早期他尔根最大的用处在于证明希伯来经文的真确性,它显示希伯来经文在他尔根写成的时候,跟现今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是相同的。 ” ( Anderson, BWG, 17 )

贾斯乐和尼克斯下结论说 : “这些他尔根对经文鉴别全都没有用,但对释经学的研究却颇为重要,因为它们显示了拉比学者们解释圣经的风格。 ” ( Geisler, GIB, 305 )

d2. 米示拿

米示拿(主后 200 年)。“米示拿( Mishnah, ‘重复'、‘解释'、‘教导')约于主后 200 年完成 , 是对于自摩西时代以来一切□传律法的理解。米示拿被视为第二律法,妥拉则是第一律法。此著作用希伯来文写成,涵盖口头律法的各种传统和解释。”( Geisler, GIB , 502 )

所引述的经文与马所拉经文十分类似,证明了马所拉经文的可靠性。

d3. 革马拉

革马拉(巴勒斯坦的革马拉,主后 200 年;巴比伦的革马拉,主后 500 年)。“革马拉( Gemam ,‘完成'、‘成就'、‘学习')用亚兰文而不是希伯来文写成,基本上是米示拿的扩充注释。革马拉的传递有两个传统,巴勒斯坦的革马拉(约主后 200 年), 和更大更有权威的巴比伦革马拉(约主后 500 年)”( Geisler, GIB, 502 )

这些随着米示拿而形成的注释(用亚兰文写成)对证明马所拉经文的可靠性有所贡献。

米示拿加上巴勒斯坦的革马拉 , 构成了巴勒斯坦的他勒目。

米示拿加上巴比伦的革马拉,构成了巴比伦的他勒目。

米示拿 + 巴勒斯坦的革马拉 = 巴勒斯坦的他勒目

米示拿 + 巴比伦的革马拉 = 巴比伦的他勒目

d4. 米大示

米大示(主前 100 年至主后 300 年)由希伯来文旧约的教义研究构成。米大示引述的经文大体上是马所拉经文。

米大瓜( Midrash, “经文研究”、“经文解释”)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实际上是希伯来圣经一份正式的教义性与说教性阐述。在主前 100 年至主后 300 年期间,多份米大示被收集成一套资料。米大示本身有两个主要部分:哈拉卡( Haggada ,“程序”),对妥拉的进一步解释,和哈加达( Haggada, “说明”,“解释”) , 是整本旧约的注释。米大示与他尔根的分别在于米大示是注释,而他尔根则是解述。米大示包含一些现存最早期有关旧约的会堂讲道,包括箴言和比喻的讲道。( Geisler, GIB , 306 )

d5. 其它重要的发现

纳什蒲草纸抄本( Nash Papyri )。是最早期的旧约希伯来文抄本之一,有现存的一份受损的示玛( Shema, 出自申六 4-9 )抄本和两个十诫( Decalogue ,出二十 2-I7 ;申五 6 - 21 )的残片。纳什蒲草纸抄本的日期可追溯至主前二世纪和主后一世纪之间。

开罗抄本( Codex Cairensis )。古抄本( codex )是一份分页、具书本形式的稿子。根据书末的题字或版本记录,开罗抄本( C )在主后 895 年由摩西便亚设在巴勒斯坦的提庇哩亚书写和加上元音点而成。当中包含前期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 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和后期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小先知书)。

阿勒坡抄本( Aleppo Codex )。阿勒坡抄本由设罗摩便巴雅阿( Shelom 。 ben Baya'a )写成( Kenyon, OBAM, 84 ) , 但根据书末的版本记录,其元音点是由摩西便亚设所添加(约主后 930 年)。这是一个抄本原型,虽然有一段长时间,不允许复制这抄本 , 甚至据说已经被毁灭了。( Wurthwein , T0T , 25 )它从叙利亚被偷运至以色列,现已被拍摄下来,并且成为了希伯来大学出版之《新希伯来圣经》( New Hebrew Bible )的根据。( Goshen-Gottstein, BMUS, 13 )它是便亚设经文的可罪权威。

列宁格勒抄本( Codex Leningradensis )。根据书末的版本记录,列宁格勒抄本( L )在 1008 年由撒母耳便雅各( Samuel ben Jacob )在古开罗抄录复制,他所根据的抄本(现在已经遗失)由亚伦便摩西便亚设(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 )约于 1000 年写成。( Kahle , CG , 110 )它是完整之希伯来圣经的最古老抄本之一。

后先知书的巴比伦抄本( Babylonian Codex of the Latter Prophets )。巴比伦抄本〔 V ( ar ) P 〕有时被称为先知书的列宁格勒抄本( Kenyon, 85 )或(圣)彼得堡抄本。( Wurth- wein, T0T , 26 )当中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它的日期可追溯至 916 年,但其最大的重要性在于透过它 , 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由巴比伦学派的马所拉文士所添加的标点符号。日期为 1105 年的罗伊希林抄本( Reuchlin Codex )现今收藏于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 )。像大英博物馆的抄本(约主后 1150 年)一样,它包含一位提庇哩亚马所拉学者便拿弗他利( Ben Naphtali )的修订。这些对于确立便亚设文本的忠实性有很大的价值。( Kenyon, 0BAM, 36 )

爱尔福特抄本( Erfurt Codices )。爱尔福特抄本( El,E2,E3 )收藏在杜平根的大学图书馆里。这些抄本或多或少(在 E3 里较多)代表了便拿弗他利的文本和标记。 E1 是十四世纪的抄本 ,E2 大概是十三世纪的抄本,最古老的 E3, 日期可追溯至 1100 年前。( Wurthwein, TOT, 26 )

6. 概述

a. 经文鉴别的规则

选择正确经文版本指引

选取较古老的版本 , 因为较古老的版本与原著较接近。

选取较困难的版本,因为文士倾向把困难的经文解释平整。

选取较短的版本 , 因为抄写员倾向加插新的资料过于删除神圣经文的某部分。

选取最能解释其它异文的版本。

选取有最广阔地理证据的版本,因为这样的抄本或译本较不容易彼此影响。

选取与作者最常用的风格一致的版本。

选取没有教义上之偏见的版本。( Wurthwein, TOT, 80-81 )

以下列表由部分学者制定,目的是提供标准来确定那些异文是正确或原始的。 所提议的有七个标准。

b. 重复段落的比较

旧约抄本质量的另一顶证据,可见于马所拉经文本身之重复段落的比较。好几 篇诗篇出现了两次(如十四和五十三篇);以赛亚书三十六至三十九章的大部分也见 于列王纪下十八至二十章;以赛亚书二章 24 节与弥迦书四章 1 至 3 节几乎完全相 同;耶利米书五十二章是列王纪下二十五章的重复;而历代志的很大部分也见于撒 母耳记和列王纪。这些经文的审查显示当中不但有大量一致的经文 , 而且在某些情 况下,更是每个字都相同。因此,我们或可推论说,即使学者假设这些平行经文有相 同的来源,但旧约并未经过彻底的修订。

c. 考古学的证实

有关旧约准确性的大量证据来自考古学。无数发现肯定了圣经文件的历史准确性,即使当中偶然有使用外邦君王已荒废的名字,也不乏其准确性。证明圣经之 准确性的考古学证据,已经记载在无数的书本上。考古学家葛鲁克( Nekm Glueck ) 断言 :B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考古学的发现曾与一节圣经经文互相沖突。许多考 古发掘都肯定圣经的历史轮廓或准确的细节声明。”( Glueck, RDHN, 31 )(更详细的讨论请参看本章的 2A:1 日约的考古学与历史证明”。)

d. 七十士译本与马所拉经文

七十士译本是耶稣和使徒所使用的圣经。大部分的新约引语都直接从七十士译本而来,即使它与马所拉经文有所不同。整体来说 , 七十士译本跟马所拉经文十分接近,而且能证明该第十世纪希伯来经文的忠实性。

倘若没有其它的证据 , 我们只要根据文本比较和对犹太文士那特别的抄写系统的了解,对马所拉经文的忠实性已经大可放心。但自从 1947 年开始的死海古卷发 现,我们对于马所拉学者所接受的希伯来经文已经有了无法抗拒的证明。马所拉经 文的批评家指其抄本太少和日期太晚。借着死海古卷,早期抄本的残卷提供了几乎 整本旧约的查核证据。那些查核证据的日期约在第十世纪那伟大的马所拉抄本之 前 1 ,〇〇〇年。在开罗藏经库和死海洞穴被发现之前,日期在主前 150 至 100 年之间 的纳什蒲草纸抄本〔十诫和示马(申六 4-9 )的残卷〕,是唯一已知的、在基督教时代 之前的希伯来经文碎片。

e. 与撒玛利亚人五经一致

尽管撒玛利亚人五经与旧约希伯来经文之间有许多小差异,两者基本上是一致 的。如上文的解释,马所拉经文那 6,000 处异文主要是拼写和因文化而产生的用字 差异。其中有 1 , 900 处异文与七十士译本一致(如创世记五章和十一章有关列祖的 年岁)。有些撒玛利亚人五经的异文是教派上的差异 , 如建圣殿于基利心山而不是 耶路撒冷的吩咐(如出二十 17 之后)。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撒玛利亚人五经的抄本日期都很晩(十三至十四世纪) , 而且没有一份是十世纪之前的。( Archer , SOT, 44 ) 然而 , 撒玛利亚人五经仍可证实那现已产生许多分歧的、多个世纪之 前的整体经文。

f. 核对死海古卷

随着死海古卷的发现,学者拥有了比马所拉经文抄本早 1,000 年的希伯来文抄本,让他们可以查核希伯来经文的忠实性。两者有 95% 是逐字完全相同的 , 而余下 5% 的差异主要是漏写和拼写上的问题。昆兰古卷之以赛亚卷轴( lQIs a )与马所拉 经文的差异 , 只令英语的修订标准译本译者作出 13 处修改;其中八处都可从古代版 本得知,而极少是重要的修改。( Burrows, WMTS, 30-59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166 个 希伯来字当中,只有 17 个在以赛亚书 B 卷的希伯来字母与马所拉经文有分歧。其 中 10 个字母是拼写上的问题,四个是由于风格的改变,而其余三个字母构成“光”这 个字(加在第 11 节上) , 对经文意义没有太大影响。( Harris, 1C, 124 )再者,该字也出 现在七十士译本和以赛亚书 A 卷的同一节经文上。

7. 结论

数千个希伯来文抄本 , 连同七十士译本和撒玛利亚人五经的确证,以及无数其 它从经文外面和里面的反复核对,旧约经文的可靠性得着难以否定的支持。因此, 我们大可用肯扬的一句话作结论基督徒可以手握圣经全书,毫无畏惧或犹豫地 说,他所掌握的,是神真正的话语,多个世纪代代相传之后,也没有本质上的遗失。” ( Kenyon, OB AM, 23 )

由于旧约经文与新约紧密相关,所以其可靠性支撑着基督教的信仰。这不仅确 定有关弥赛亚之预言的日期,也证实耶稣和新约作者所肯定的旧约是实际存在的。 ( Geisler, BECA, 552- 553 )

进深研究,请参以下资料:
Allegro, I. M. The Treasure of the Copper Scroll, 2nd rev. ed.
Archer, G. L. , J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Appendix 4.
Barthelemy, D. and J. T. Milik. Ten Years of Discovery in the Judean Wilderness.
Cass, T. S. Secrets from the Caves .
Elliger, K. andW. Rudolph, eds. Biblia Hebraica.
Geisler, N. L. aBible Manuscripts/' In Wycliffe Bible Encyclopedia.
1. Geisler, N. L. and W. E. Nix.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
Glueck, N. Rivers in the Desert : A History of the Negev .
Goshen-Gottstein, M. KBiblical Manuscrip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xtus 3 ( 1962 ) .
Harris, R. L. Inspiration and Canonicity.
Kahle, P. E. The Cairo Genka.
Kenyon, E. G. 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 .
Kittel, R. and P. Kahle, eds. Biblia Hebraica t 7 th ed.
Mansoor, M. The Dead Sea Scrolls .
Trever, J. C. aThe Discovery of the Scrolls."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1 ( September 1948 ) .
Vermes, G. trans.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 .
Wurthwein, E. The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ia Hebrai-ca.

[4.旧约史实可靠吗?] 第1页
 
《新铁证待判》麦道卫josh mcdowell 著 4.旧约史实可靠吗?

二.旧约的考古学与历史证明

1. 引言与考古学的定义

考古学这学科直至近期才在自然科学里取得相对重要的地位。然而,它已经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栝圣经鉴别和有关圣经经文可靠性的争议。

考古学( archaeology )—字由两个希腊文组成 :Archaios, 意思是“古旧”筑 11 古代”; 和 Logos, 即“字、论文,或研究”。字面的解释就是“古物的研究”。《梅利安韦氏学院字典》给它下定义说 : “有关过去人类生活与活动所遗留之物(如化石、遗迹、工艺品,和纪念碑)的科学研究。”( 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10th edition ,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Webster, Inc., 1997 )因此 , 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从某个社会所 遗留下来的对象,重新发掘古器物给予我们的资料。

考古学跟大多数现代科学很不相同 , 因为它是试图证实一个论题。现代科学实 验的基本前提是 , 倘若实验能反复验证,它必定是可靠的。可是,考古学不可能重复其结果。它只能对其发现作出推测——不是肯定的结论一除非有另一个文本或报告提供外在的证明。这就是圣经考古学作出独特改变的地方。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圣经受到高等鉴别学的打击。鉴别学者试图破坏圣经史实的基础,他们指出圣经有错误,而且必须加以调整去配合考古学的“事实”。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改革派的犹太学者葛鲁克观察到:“值得强调的是 , 在这一切工作里,没有任何考古学的发现曾驳倒一句正确地理解的圣经的话。”( Glueck, 援引于 Montgomery, CFTM, 6 )请留意这句话是一位改革派的犹太学者所说的。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看见考古学给圣经作出了肯定。

因着本书的目的,此处把考古学证据分成古器物的证据和文件的证据。古器物的证据就是直接证明一件圣经事件的、从前的器物。另一方面,文件证据就是圣经以外的文本(笔录的文件) , 它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旧约的历史。这两种证据在性质上都属于考古学的范畴。

2. —句提醒的话

虽然考古学从末驳倒圣经,此处也必须作出一个警告。我们经常听见人说:“考古学证实了圣经。”考古学不能“证实”圣经,倘若这句话的意思是“证实圣经是神所默示和启示”的话。但若“证实”是指“指出某些圣经事件或经文是合乎历史的”则考古学确能证实圣经。我认为考古学对圣经鉴别的贡献不在默示或启示的范围,而是它证实了当中所记载的事件有正确的史实,也征明其可靠性。就拿十诫石版的发现作例子吧!考古学可以证实它们是石头,上面写着十诫,而且出自摩西的时期;但它不能证实那是神颁布给摩西的十诚。

伯罗斯说,考古学“能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古代战事地形的资料,但并不能说明神的特性。”( Burrows, WMTS, 290 )

考古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限制是,它没有大量的征据。亚马契( Edwin Yamauchi ) 写道 : “研究古史的历史学家在使用考古证据时 , 经常意识不到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个可能证据的五分之一中的四分之一中的三分之一中的二分之一中的一小部分,这样说是毫不夸张。”( Yamauchi, SSS, 9 )

费理( Joseph Free )在《考古学与圣经历史》(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 )中谈及考古学及其与圣经之关系时说:

我们指出,考古发现为圣经考证工作带来了新的亮光,它使圣经中许多让释经家一直感到困惑的章节自现其义。也就是说,考古学使圣经经文更为清楚明朗,从而在释经和解经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除此之外,考古学还证实了圣经中无数被评论家斥为“不符合历史”或“与已知事实相矛盾”的章节。( Free, ABH, 1 )

我们也必须知道,考古学并没有完全驳倒“激进的鉴别学者”。这些鉴别学者有某些妨碍他们取得客观观点的预设。伯罗斯颇为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 “如果说考古学发现已经推翻了鉴别学者的一切理论 , 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说现代科学鉴别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已经被驳倒的话,更加是不尽不实。 " ( Burrows, WMTS 292 )

然而,你将会在本章看见,考古学已经显示许多激进的鉴别学信念是不成立的 , 而他们一直称为“高等鉴别的确实结果”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因此,处理考古学的时候 , 我们不但要寻找事实,也要查看那些提出事实之人的预设。

例如,激进鉴别学者对所罗门王版图扩张的证据曾经提出质疑。奥伯莱对此评论道 : “我们再一次发现,过去半个世纪的激进鉴别学必要得到彻底的修正。”( A1bright, NLEHPC, 22 )

有些人会做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断言 : 超自然主义者和非超自然主义者永远也不会对考古学的结果作出一致的结论,因为他们的立场完全不同。因此,有些人结论说 : 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诠释考古学的结果。

费理在“考古学与局等鉴别学 " ( Archaeology and Higher Criticism )中以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对这断言作出答辩。

根据这观点,某个考古学的发现对超自然论者来说是一回事,对非超自然论者来说又是不同的另一回事,因此,考古学在护教学的整件事情上,就只有一 种附带的意义。

事实上,整体情况并非如此。例如 : 在十九世纪,圣经鉴别学者振振有词地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名叫撒珥根的人;赫人或是不存在的,或是不重要的;族长的故事背景是比较晚期的;会幕里那有七盏灯的灯台是较后期的概念;大卫的帝权并不如圣经所暗示的那么辽阔;伯沙撒从来没有存在过;还有许多其它被视为存在于圣经记载中的错谬和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考古发现显示 : 撒珥根曾经存在,并且住在尼尼微以北约 12 英里的宫殿式居所;赫人不但曾经存在,更是一个重要的民族;族长的背景与圣经所显示的时期十分吻合;有七盏灯之灯台的概念 , 在铁器时代早期已经存在;大卫帝国的档案里记载着一个在北方远处的重要城市;伯沙撒曾经存在并且统治巴比伦;而且许多其它被视为错谬和矛盾的地方根本没有错误。

当然在某些非主要的范围里,一个人的神学思想会影响他对某个事实或考古发现的解释。但在大体上和许多细节上,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它被一个超自然论者还是非超自然论者发现。作者并不认识什么非超自然论者,纵使后者仍主张撒珥根从来没有存在,世上从来没有赫人,或伯沙撒仍是一个传说。有许多要点是所有公正的学者都会赞成的,无论他们的神学观点如何。然而,在某些问题上,自由派并没有充分考虑某些方面的证据,无论是考古还是其它的证据。我们相信在文件证据的理论,以及在作者、写作日期与圣经各卷之完整性等范畴上,正是如此。( Free, AHC, 30, 31 )

3. 解释考古学数据

以下三点是评论与基督教有关之考古学数据时有用的指针。第一,意义只能从背景推论而来。考古证据在乎日期、地点、材料 , 和风格等背景。怎样理解就在乎解释者的前设。所以,并非所有证据的解释都对基督教有利。在解释数据之前,我们必先肯定解释者的前设是准确的。

第二,考古学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去 再造他们所研究的过程,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加以观察。考古学家不能这样做。他们只能得到从某个曾经存在的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证据。他们研究过去稀有的对象 , 而不是现在常见的对象。由于他们不能把所研究的社会再造出来,所以他们的结论不能像其它科学那样得着验证。考古学尝试为所找到的证据提供看似合理和可信的解释。它不能像物理学那样设定定律。因此,它的结论有时需要修正。最好的解释,就是最能解释所有证据的那一个。

第三,考古学证据是零碎不全的。它只包含一切存在事物的一个微小部分。因此 , 更多证据的发现可以大大改变原有的结论。若结论是根据沉默的状态——缺乏存在的证据 , 情况尤其如此。许多批评圣经的观点都已经被考古发现推翻了。例如 , 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圣经谈到赫人是一种错谬。(创二十三 10 )但自从赫人 图书馆在土耳其被发现( 1906 年)之后,他们的看法便改变了。( Geisler, BECA , 48, 49 )

4. 人们对考古学兴趣骤增的基本原因

近年考古学所获得的关注为何比以前增加了这么多呢?奥伯莱引证了考古学 稳定进展的四个因素:

“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包括日本,其认真考古探险队数目有急速的增加。博物馆的空间和出版的分量也与实地考古工作同步。因此,考古学家不但有更多的发 掘 , 也发表更多有关发掘工作的文章。

“考古方法有了几近乎惊人的改进。这改进在于层层叠叠之占据地层的分析(地层学)和所发现之对象的分类和相关日期的推算(类型学)。

“无数从自然科学而来之新技术的使用,其中包括定日期用的放射性碳(碳 14 )。

“破解和翻译大量涌现的新碑文和在许多手稿上用不同语言写成的文本,许多此等语言在数十年之前并无人知晓。应用可靠的语言学和文献学方法来整理保存良好的楔形文字泥版和埃及僧侣的蒲草纸稿,使快速和准确的发表成为有可能的事。若有一些好的线索或足够的材料去解译,一份新的手稿很快便可以译出。在亚洲西部和埃及地区 , 保存在居住层碎片下 3,000 年的楔形文字泥版数量似乎是无限的,而烘焙和复制的新方法把损失减少至令人惊讶的低比率。

“借助于地层学、科学分析,和博物馆考察,考古学家现在可以极之完整地重构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 Albright, ADS, 3 )

5. 石头也呼喊:考古学证实旧约的例子

考古学增加我们对圣经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的认识。考古学也帮助我们了解在以色列周围的其它宗教。

a. 所多玛和蛾摩拉

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一向被认为是杜撰出来的故事,直到现在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 : 创世记十四章提到的这五个城市原来都是当地的商业中心 , 它们的地理位置正如圣经所述一样。圣经对它们毀灭的描述似乎也准确不过。有证据指出,当时曾发生了大地震,不同地层曾经断裂 , 部分地面被推至高空。沥青遍地皆是 , 硫磺自天降在这些弃绝神的城市。有证据显示沉积岩层曾因高热而融化,在乌斯敦山( Jebel Usdum, 即所多玛山)山顶便发现这种燃烧的迹象。这是久远的过去曾突发过的大火所留下的不灭痕迹,可能是死海海底的油 ' 层起火、爆发所致。这种解释并未减少这事件的神迹性,因为神同时也掌握着自然界的力量。在警告和天使造访之后,这事发生的时间显示神直接参与其中。( Geisler, BECA , 50, 51 )

b. 耶利哥

在耶利哥的发掘期囘( 1930 - 1936 年) , 加斯唐( Garstang )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以致他与队中两位成员一起写下和签订了一份声明,描述当时所发现的情况。 有关这些发现,加斯唐说 : “那主要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 城墙完全向外倒塌,进攻者 能够轻易攀爬,越过废墟,进入城市。为什么这是不寻常的现象呢?因为所有城市的城墙都应该是向内倒塌,而不是向外。在约书亚记六章 20 节记载 : ‘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城墙向外倒塌是刻意的安排。” ( Garstang, FBHJJ, 146 )

伍德( Bryant Wood )为《圣经考古学评论》(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撰文时写下了考古证据与圣经故事之间的一些共通点如下( Wood, DICJ, 44 - 59 )。

1. 耶利哥城十分坚固(书二 5 、 7 、 15, 六 5 、 20 )。

2. 攻击在春天收割后不久便进行(书二 1 ,三 15, 六 16 )。

3. 城里的人没有机会帯同所储存的食物逃走(书六 1 )。

4. 围攻的时间很短(书六 15 )。

5. 城墙被夷为平地,可能发生了地震(书六 20 )。

6. 耶利哥未被抢掠(书六 17 、 18 )。

7. 耶利哥被焚烧(书六 24 )。

c. 扫罗、大卫,与所罗门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他在基比亚的城堡已出土,其中一顶最值得重视的发现便是,投石器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这不但与大卫战胜歌利亚有关,也同时征实士师记二十章 16 节所说 : 以色列中有七百精兵,都是“能用机弦甩石打人, 毫发不差”。

撒母耳告诉我们:扫罗死后,他的军装被放在伯珊的亚斯他录(迦南的生育女神)庙中;历代志则记载 : 他的首级被钉在大衮(非利士人的农作物神)庙中。有人认为这是圣经的错误,因为敌对双方似乎不可能在同时同地都有自己的神庙。然而, 由出土的遗址发现当地确有两个庙,以一条走道隔开:一是大衮庙 , 一是亚斯他录庙。显然非利士人也将迦南的女神视为他们的神来供奉。

大卫在任内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攻取耶路撒冷。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经由连接至西罗亚池的水沟进入城里,然而,该池一直被认为是在当时的城墙以外,直到 1960 年遗址出土,才证实那池子当时的确在城墙内。

所罗门的时期也有不少确证。所罗门圣殿的原址离伊斯兰教的圣地圆顶清真寺很近 , 所以不能挖掘。然而,就我们所知,所罗门时代兴建的非利士庙宇与圣经中 所说的圣殿规格 , 在设计、装怖、材料方面都十分吻合。我们所有有关圣殿唯一的证据是一个小怖物,那是竿顶上的一个石榴,刻有“属于耶和华的圣殿”的字样。它是在 1979 年耶路撒冷的一家店铺内发现的,在 1984 年得到证实 ,1988 年归以色列博物馆收藏。

1969 年在基色的遗址上发现了一大片灰,覆盖在大部分的土墩上。在灰的中间找出许多块属于希伯来、埃及和非利士的器物,显然这三种文化曾同时期在那里出现过。这使许多研究人员大惑不解,直到他们在圣经中读到一段与发掘现象相呼应的记载,才恍然大悟 : “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 迦南人 , 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的妻作妆奁。”(王上九 16 )( Geisler, BECA, 51, 52 )

1989 年,米勒德( Alan Millard )在《圣经考古学评论》发表的一篇题为“圣经可有夸大所罗门王的财富 ? ”( Does the Bible exaggerate King Solomon ' s Wealth? ) —文中指出 : “阅读圣经经文且对其可靠性作出主观判断的人,往往会认为当中对所罗门所拥有之金子的描述,纯粹是夸大之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圣经记载所罗□所拥有的金子数量是令人难以置信 , 甚至是不能想象的。

“有关所罗□的金子 , 我们仍未证实圣经所记载的细节是准确的。但把经文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对照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的叙述与古代社会的做法完全一致;我们可以确定的 , 不但在于金子的使用,也在于其数量的记载。虽然这并不表明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但却显示那是有可能的。”( Millard, DBEKSW, 20 )

d. 大卫

考古学家霍恩( S. H. Horn )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 , 说明考古证据是如何有助于圣经研究:

考古探索让我们对于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一事有更确切的了解。如果没有考古证据的帮助,圣经对于此次征服的叙述(撒下五 6-8 ;代上十一 6 )可以说是比较含糊的。举例来说,在撒母耳记下五章 8 节中,英王詹姆斯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作:“当日,大卫说,谁登上水槽,击打耶布斯人,以及大卫心所恨 恶的瘸子和瞎子,他就必作首领和元帅。”再加上历代志下十一章 6 节的话 : “洗 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作了元帅。”

几年前,我看到一幅攻取耶路撒冷的图画。在画中,一个人爬上了一道在 城墙外面的金属水落管。这幅画实在是荒谬不堪。因为古代的城墙上面既没有水槽,也没有水落管,只在城墙上凿了几个洞来排水。经过考古学家在现场 的发现,我们得到了一幅更加清晰的图画。修订标准译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 把撒母耳记下五章 8 节译作 :“当日,大卫说 :‘谁击打耶布斯人,就要登上水沟,攻击大卫心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作了元 帅。”约押所攀爬的这个水沟是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坐落在山丘上的小城,到后来才发展壮大。它所在的位置三面都是深谷,体现了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就是为什么耶布斯人吹嘘:即使是瘸子和瞎子都可以在强大的军队入侵之时,守住他们的城市。但是城市的水源供给很成问题,整个城市的人都完全倚赖城外东侧山坡上的泉 水。

耶布斯人在岩石内建造了复杂精密的输水系统。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城下的水泉取水。首先,他们由水泉开始 , 挖了一条水平的水道,直伸延到城市的中心。在挖了 90 英尺后,他们遇到了一处自然形成的山洞。在山洞里,他们挖了一口 45 英尺高的竖井。然后在竖井的顶部挖了一条 135 英尺长的斜道,以及一条通向城市地面的楼梯,位于水泉的水平以上 110 英尺。泉水被隐藏了起来,没有敌人能够发现它。取水的耶布斯妇女沿着斜道下去,便可以用水袋透 过竖井取出山洞中的水,因为泉水会通过水平的水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山洞。

但是,仍然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大约 40 年前,麦卡利( R. A. S. Macalister ) 和邓肯( J. G. Duncan )挖掘出一段城墙和一座塔楼,相信分别是建于耶布斯和大卫的时代。这堵墙沿着俄斐勒山的边缘修建,位于水道入口的西面。这样的话,水道的出口就位于城墙的保护之外,可能受到敌人的攻击和破坏。为什么 没有将水道的出口建在城市里面呢?最近甘嘉莲( Kathleen Kenyon )在俄斐勒山的挖掘工作,令这一谜题得到了解答。她发现麦卡利和邓肯对城墙和塔楼的年 代判断有误。这些遗迹原来是在希腊化时期建造。她发现真正的耶布斯城墙是在山坡下方不远处,位于水道出口的东面,正好将出口安全地藏于旧城区内。

耶路撒冷以南四英里的伯利恒,本地人大卫……应许把第一个从水道进入耶城的人封为他的元帅。已经是军队将领的约押不想失去这个职位,于是亲自领头进攻。以色列人显然是沿着隧道爬上水道,并且在任何被围困之耶城居民想到敌人会想出这样大胆的计划之前,他们已经进了城。( Horn, RIOT, 15, 16 )

白兰( Avaraham Biram, BAR, 26 )谈到 1994 年的新发现:

一个主前九世纪、提到(大卫家)和(以色列的王)值得注意的铭刻。这是大卫的名前缀次在圣经以外的古代铭刻上被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该铭刻不但提到一个(大卫),还提到大卫家——那伟大的以色列君王的王朝……这也许是在圣经以外,最早期提到以色列的闪族文字手稿。倘若这铭刻能证明什么 , 它就是显出了以色列 和犹大都是当时重要的王国,与一些把圣经矮化的学者言论相反。

e. 摘要与结论

莫理斯( Hemy M. Morris )注意到 : “当然,关于考古材料和圣经记载并不完全吻合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问题并没有严重到一个地步,要放弃进一步的调查;只要继续调查 , 必会得到解答。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是关于这些时期的圣经历史,至今也没有任何肯定的考古发掘证明任何一处圣经的记载有错误,这是意义重大的。”( Morris, BMS, 95 )

我们从考古学中发现,无论是旧约历史的哪一个时期,圣经中描述的都是事实。许多时候,圣经甚至提供了那个时代和社会风俗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许多人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但时间和不断深入的研究都不断证明了神的话比批评者更加可信。

事实上,数以千计对于古代世界的发现不仅在大体上和细节上都支持了圣经的描述,甚至没有任何一项发现与圣经相抵触。( Geisler , BECA , 52 )

莫理斯又说:

跟其它的著作相比,圣经历史的古老性,再结合自十九世纪不断演化的成见,使得许多学者都坚持圣经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传说。如果除了古代手稿的抄本,再没有其它评估古代历史的证据,这些学者的说法就可能具说服力。但是现在,否认圣经的史实性——至少是上溯到亚伯拉罕时代的史实性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考古学的可观发现证明了其真实性。( Morris, MIP, 300 )

6. 旧约记载的文件证明

6-1. 旧约历史的可靠性

我们不但拥有准确的旧约抄本,而且这些抄本内容的史实是可靠的。

奥伯莱是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他说 : “毫无疑问,考古学已经证实了旧约传 统的历史真实性。”( Albright, ARI, 176 )

罗列教授( H. H. Rowley, 援引于 Donald F. Wiseman,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认为 : “当今的学者对族长的故事抱有更多的崇敬,不是因为他们的假设比以前的学者更加保守,而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证据。”( Rowley, 援引于 Wiseman, AC0T, 再引于 Henry, RB, 305 )

翁格( Merrill Unger )概括道 : “旧约考古学重新发现了整个国家,使死去的重要人物死而复生,用最让人吃惊的方式填补了历史的沟壑 , 为圣经的背景增加了不能数算的知识。”( Unger, A0T, 15 )

肯杨爵士说 :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鉴别学产生分歧的旧约部分,考古学的证据已经重新建立其权威性,并且在进一步认识其背景后,使这旧约部分更加清晰,更增加了它的价值。考古学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但是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它确定了我们的信仰所认可的,就是日益增长的知识能帮助我们 更了解圣经。 " ( Kenyon, BA, 279 )

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马所拉抄本的准确性。兰姆( Bernard Ramm )写了一段关于耶利米封印的话:

考古学已经为我们权供了证据,证明我们马所拉经文的准确性。耶利米的封印是一种用于封闭酒瓶的沥青封印,断定属于主后一或二世纪。上面印有耶利米书四十八章 11 节,与马所拉经文大体吻合。这个封印“……证实了经文是在封印制成与手稿写成的时间之间流传开去。”此外,断定属于主前二世纪的罗伯茨蒲草纸抄本( Roberts Papyrus )和奥伯莱断定为主前 100 年以前的纳什蒲草纸抄本确认了我们的马所拉经文。( Ramm, CIT0T , 8-10 )

奥伯莱证实 : “我们可以确定那只具辅音的希伯来文圣经虽然并非完全无误,但却得以准确地保留下来,这是其它近东的文学不能相比的……不,借着乌加列文学的亮光,我们得以证实 , 在不同时代创作的圣经中的希伯来文诗歌,是写成于相对地 古老的年代,而且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仍然保持惊人的准确性。 " ( Albright, 0TAAE, 援引于 Rowley, 0TMS, 25 )

考古学家奥伯莱对于手稿的准确性进行了考古学研究 , 并写道,大体上来说 , 五经完成的时间要比它们最后被修订的时间早得多;新的发现不断证明其历史准确 性或者文学细节的古老程度……因此,否认五经传统中属于摩西的特性,纯粹是苛求。”( Dodd, MNTS, 224 )

奥伯莱针对鉴别学者过去所言评论道:

直到最近 , 在圣经历史学家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潮流,将创世记中族长的传奇看成是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文士的创作,或者在以色列立国后的几个世纪中,想象力丰富的狂想诗人,围在以色列人的营火前所讲述的故事。许多显赫的学者都认为,创世记十一至五十章中的每一项记载都反映出它们是其后的发明,或者至少是把王国时期的事件和情况投射到远古时代去。对于那个遥远的年代,后世的作者几乎一无所知。( Albright, BPFAE, 1-2 )

奥伯莱写道 , 现在情况已完全改变自 1925 年起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切。 支持族长传统的证据迅速如山般堆积起来,除了小部分‘死硬派'的老学者外,不被这情况打动的圣经历史学家只是绝无仅有。根据创世记的传统,以色列的列祖跟主前二千年期末至一千年期初在约但河外、叙利亚、幼发拉底盆地及北亚拉伯的半游 牧民族,有密切的关系。”( Albright , BPFAE, 1-2 )

伯罗斯评论道:

为了把情况看得更清楚 , 我们必须区分对一般史实的确证和对具体细节的确证。对一般史实的确证虽没有证明具体细节,但与具体细节却是一致的。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解释和说明,许多都可以看作是对一般史实的确证。正如图画与画框相称,旋律与伴奏和谐一样。这种证据的力量是日积月累的。尽管不能直接证明,但在圣经所呈现的历史中,若我们能找到与考古结果一致的东西愈多,便愈能强烈地感受到其普遍真实性。纯粹的传说或小说故事会无可避免地 因出现年代错误和不协调而显得自相矛盾。( Burrows, WMTS, 278 )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鲍曼( Raymond A. Bowman )认为,考古学有助于提供一个圣 经与假说之间的平衡。“大部分圣经的记录得到证实,使人对于圣经的传统产生了 新的敬意,同时对于圣经历史也产生了更加保守的观点。 " ( Bowman, 0TRGW, 援引于 Willoughby, SBTT, 30 )

奥伯莱在“考古学与圣经鉴别学 " ( Archaeology Confronts Biblical Criticism )—文中写道 : “考古资料和铭文资料证明了旧约中无数的章节和论述的历史真实性。”( A1- bright, ACBC, 181 )

考古学并没有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它只是证实了一顶叙述的基本历史真实性。它可以显示某顶特定事件和其所宣称的发生时同互相吻合。赖特( G. E. Wright )写道 :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证明亚伯兰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证明,他的 故事所反映的生活和时代,跟主前二千年期完全吻合 , 但是与之后的任何年代都毫无关系。”( Wright, BA, 40 )

耶鲁大学的伯罗斯认同考古学在证实手稿真实性方面的价值:

圣经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考古学的证据支持。整体来看,挖掘的结果毫无疑问增加了学者对圣经作为历史文献合集的敬意。无论是在普遍方面或是特定方面,都得到确认。考古资料可以如此频繁地验证或解释这些记录,显示这些 记录与历史框架是吻合的,只有那些古代生活的真实产物才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普遍的真实性得到确认,我们发现这些记录在某些特定的要点上反复得到验 证。地名和人名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年代出现。( Burrows, HAHSB, 6 )

费理评论道,他曾经“一边翻阅创世记,一边想在这 50 章之中,每一章都被某些考古发现所证实。那么 , 对于圣经的其余章节,包括新约和旧约,大部分也应同样适用。”( Free, AB, 340 )

6-2. 创造

人们普遍认为,创世记开首的几章(一至十一章)是神话故事,来源于古代近东故事的早期版本。但是这种观点只注意到创世记与其它古代文化的创世故事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能推断出人类起源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再加上一般考古发现的帮助,那么我们就有望找到一些历史真相所遗留的痕迹。更加重要的是各种记述的不同之处。在巴比伦和苏美尔记述中,世界的诞生是众神争斗冲突的产物。当一个神战败后被劈成两半时,幼发拉底河从他的一只眼睛流出 , 而底格里斯河就从另一只眼睛流出来。人类是由一个邪恶之神的血液和泥土混合而成的。这些传说展瓜出,历史记述被神话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种种的歪曲和修怖。

有人认为 , 文学可能就是从神话的歪曲和修饰,进展到创世记一章不加雕琢的典雅风格,这种说法更不可能。那种认为希伯来神话只是巴比伦传说简化版的假说是不正确的。古代近东地区的规律是,简单的故事(在不断积累和修怖下)会产生复杂的传说,反之则不然。这就证明了创世记不是把神话改编成历史,反之,那些圣经以外的传说才是把历史改编成神话。( Geisler, BECA , 48, 49 )

6-3.马迪克废丘:埃卜拉的发现

二十世纪一顶重大的考古成就是埃卜拉(Ebla)的发现。1964年,罗马大学的考古学家马提亚(Paob Mattiae)教授在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城市,开始一次有系统的发 掘工作。因着马提亚的果断和远见,一座宏伟的皇宫在1974和1975年被发掘出来, 后来在其中找到了15,000块泥版和碎片。铭文学家帕廷罗(Giovanni Pettinat。)一直与马提亚紧密合作,协助断定所发现的古物上那些古文的意义。到现在为止,只有一部分泥版的文字被翻译出来。现在可以肯定,这古代的遗迹曾经是享负盛名之埃卜拉城的所在,它是一个统治近东之大帝国的宝座。埃卜拉位于现今叙利亚北部的 阿勒坡城附近。
埃卜拉的极盛时期主要在主前三千年期(与以色列族长时代同期)。虽然目前埃卜拉的文献没有特别提到圣经的人物或事件(虽然这议题仍有许多争论),它们确实提供了大量背景资料和圣经的地名,有助评估圣经所叙述的故事。埃卜拉在叙利亚历史方面的重要性是令人难忘的。埃卜拉在圣经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是不比寻常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虽然证据仍需要时间去浮现,但此处可以列出一些证实圣经记载的证据。

6-4.圣经城镇

有关埃卜拉档案文件中可认出的圣经城镇,基钦(Kitchen)指出:
出现在埃卜拉泥版中的圣经城镇有不少,当中保存了(在大部分情况下)有关这些城镇最早期可知的文字记录。
可能最有用的是当中提到我们熟悉的巴勒斯坦地方名字,如夏琐、米吉多、耶路撒冷、拉吉、多珥、迦萨、亚特律加宁等。我们从考古发现得知,这些地方当中,有些早在主前三千年期(铜器时代Ⅲ-Ⅳ期的早期)已经有人居住。埃卜拉的泥版肯定了它们早期的重要性:可能是本地的城邦。最后,迦南本身似乎从主前三千年期后期开始,已经是一个地理上实际存在的地方,远在任何其它我们已知的有日期的外证文件之前一一埃卜拉文献中广泛地提到迦南。(Kitchen, BIW, 53, 54)

6-5.圣经名字

“这些名字和其它类似名字在埃卜拉文献中的出现,最重要的贡献是:(1)再一次强调这些名字是真实的人名(从来不是神明,或部落独有,或神话故事人物的名字);(2)显示这种名字,尤其是这些名字的远古性。”(Kitchen, BIW, 53)
帕廷罗指出了一些希伯来名字在埃卜拉文献上的变化,这些名字有以色列、以实玛利,和米该亚。(Pettinato, RATME,50)

6-6.古代近东的贡物

有些人认为圣经提到所罗门在其王国高峰期所收到的贡物,只是出于想象的夸大描述。但埃卜拉的发现却给这些记载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解释。
埃卜拉卜帝国在其权力高峰期必定得到了庞大的收入。单从被打败的马里(Mari)王那里,他一次收到的贡物已经有11,000磅银子和880磅金子。这10 吨(原文如此)银子和超过三分之一吨金子并不是意外之财。在埃卜拉的国库 账目里,它只是一笔“令人愉快的额外收入”。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666他连 得(约20吨)金子作为所罗门在十五个世纪后整个“帝国”的基本收入(王上十14;代下九13),就完全没有夸张的成分,而且开始看似平凡,那只是古代圣经世界那些大国可以拥有的可观(即使短暂的)财富的一部分。
上述的比较不是要证明所罗门真的接受了666他连得金子,或他的王国正如列王纪所描述的那样有组织。但这些比较确实清楚指出:(1)我们必须按照 旧约的背景来研究旧约的资料,而不是孤立来看;(2)若按相应的外在标准来衡 量,旧约作品所描述的活动规模并不是不可能的,更不是荒谬的。(Kitchen, BIW, 51, 52)

6-7.宗教惯例

埃卜拉文献揭露了许多旧约所描述的宗教惯例,并不如某些鉴别学者所支持的 那样“后期”。
在祭司、礼拜仪式和献祭等事情上,迄今为止,埃卜拉的记录只是补充了叙利亚里巴勒斯坦的情况,而我们对于埃及、米所波大米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 在主前三千、二千,和一千年期的情况,以及从北叙利亚的夸特那(Qatna)和乌加列在主前二千年期的记载中已经知晓。那就是,组织良好的圣殿礼拜、献祭、 全套的礼仪等,是古代近东宗教生活在各个时期,从史前直至希罗时代的固有特色。这发现完全推翻了主后十九世纪那些无根据的理论。根据那些理论,这些宗教生活的特色只是“后期成熟行为”的标志,是希伯来人在被掳归回之前被 严禁实行的,在古代近东所有民族中就只有他们被禁止这样做。多间埃卜拉神庙都在摩西的会幕(比较利未记)和所罗门圣殿出现的1,000多年前,已经进行这些简单的礼仪,若说会幕和圣殿的礼仪细节必定是主前五世纪那些理想化的作者虚构出来的.,此等奇怪的观念是没有合理根据的。(Kitchen, BIW, 54)
帕廷罗评论基钦所提到那些特点的来源时说:
至于对神的膜拜,我们注意到大衮、亚斯他(Astar)、卡莫斯(Kamos)、拉什(Rasap)的神庙,全都在埃卜拉的文献里得到证明。在祭品当中列出了饼、酒, 甚至牲畜。其中尤为显著的是两块泥版:TM, 75, G, 1974和TM, 75, G, 2238, 因为当中记载了所有皇室成员在一个月里向不同神明献上的各种牲畜。例如: “恩(en)向亚达神(Adad)献上11只羊作为祭物”“恩向大哀神献上12只羊作为 祭物”,“恩向埃但尼(Edani)城的拉什神献上10只羊作为祭物”。
在埃卜拉的敬拜制度当中,较为有趣的是不同类别的祭司和女祭司的存在,当中包括两类先知:马胡(mahhu)和拿比乌同(nabiutum ),后者在旧约有相应的职位。为了解释圣经的现象,至今为止,学者是参考马里的背景,但将来埃卜拉可能也会获得他们注意。(Pettinato, RATME, 49)

6-8.希伯来文字

基钦谈到许多自由派学者对圣经所抱的批判性观点说:“在70或100年前,我们不能获得这样深而广的看法;为了迎合对旧约书卷和历史那纯理论的重构,尤其是德国旧约学者的重构,许多希伯来文字都被标签为‘晚期’一主前600年和,事实上,更后期。借着这样简单的方法,纯粹哲学上的偏见已经可以获得‘科学性’重构的外貌,直至今天。”(KitChen, BIW, 50)
作为一种响应,他继续说:
然而,随着我们对旧约希伯来文字早期历史之认识的大大增加,现在这一切都要改变。倘若某个字在主前2300年的埃卜拉曾被使用,在主前1300年的 乌加列也曾被使用,那么,它怎么也不能想象为一个“后期的字”(主前600 年!),或说是“亚兰化”的字吧,因为标准的亚兰文仍未出现。它反而是一个早期的字,是圣经希伯来文之祖先遗产的一部分。更确实的是,我们对于较罕见的字所获得愈来愈多的背景资料,可以有效地肯定或更正我们对其意义的理 解。(Kitchen, BIW, 50)

提到某些特殊的用字时,基钦说:
再看看有关埃卜拉城官员的纵览,我们发现多次用来指这些“领袖”的用词 是nase ,与nasi相同,而nasi这个圣经希伯来文,是指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如民数记1:16、44等),也指其他的人类领袖,如所罗门(王上11:34)。过时的圣经鉴别 称这字为“后期的字”,例如,指称那是假定的“祭司法典” (priestly code)的标记。

hetem (“金子”)一字在希伯来文中是罕见的字,而在诗歌中是zahab的同义词,通常被草草判定为“后期的字”。可惜,这日期的判定是错误的。该字在主前十二世纪由埃及人从迦南人那里借用过来,而现在或再早1,000年,以kutim 的字形重现于主前2300年的埃卜拉的古迦南文字中。(Kitchen, BIW, 50)
他又说:
希伯来文字tehom(“深”)不是从巴比伦文借用过来的,因为(考古学)已经证明它不但以乌加列文thmt (主前十三世纪)的形式出现,而且更在1,000年前出现在埃卜拉(ti’amatum )。这字是通俗的闪族文字。
至于在出现次数和意义上被定为罕见字的例子,我们可以援引希伯来文 ereshet (“所求的”)。这字在圣经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诗篇21篇2节(希伯来经文在21篇3节)。这字除了在主前十三世纪的乌加列文里被发现之外,现在更于早1,000年出现在埃卜拉,作irisatum(埃卜拉或古亚甲文),在苏美尔或埃卜拉字汇泥版上。
最后,那被假定为“后期”的动词hadash/hiddesh (“成为新的”、“更新”),再一次经过乌加列文(hadath),被追溯至埃卜拉文(h)edash(u)。诸如此类,我们还可举出许多其它的字作为例证。(Kitchen, BIW 50, 51)
基铁下结论说:
此处的教训是,或应该是清楚的。我们既有2,000年的西闪族方言历史与发展作为背景,给圣经希伯来文的词汇和用法定日期的整个立场,就必须彻底 重新审查。事实似乎是主前三千和二千年期的早期西闪族文字共同拥有一个庞大而丰富的词汇,而后期的方言如迦南话、希伯来话、腓尼基话、亚兰话等,都 继承了这些词汇——但程度各有不同。在某种方言里用作日常语的一些字,在另一种方言里可能只是夸张的诗歌用语,或用于传统的语句。如此,有不少被视为“后期用语”或“亚兰化”的希伯来文(尤其是在诗歌里),都只是早期的西闪族用语,这些词汇在希伯来文中较少使用,但在亚兰文中却仍然活泼。(Kitchen, BIW, 51)

6-9.挪亚的洪水

正如创造天地的记述一样,创世记对大洪水的描述比其它古老的版本更逼真,神话色彩不重,显示了其真实性。表面的共同点指出,确实有这一顶历史的核心事件,以致有这一切不同版本的出现,而不表示摩西的著作是出于抄袭。名字改变了:苏美尔人称挪亚为泽苏德(Ziusudra),巴比伦人称他为尤纳比提(Utnapishtim)。但基 本情节不变:一个人受命按一定尺寸建造一条船,因为神(诸神)将发洪水淹没世界。 他听从了命令,驾船逃离了风暴,并在离开了船之后献祭。神(诸神)后悔毁灭了生灵,于是与人类订立了契约。这些核心事件是以历史为基础的。

与之类似的关于洪水的叙述在各地都有,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墨西哥人、阿 耳冈昆人(Algonquin)和夏威夷人都在讲述它。一张列举苏美尔国王的名单把大洪水视为历史时代的参考依据,在列举了八位寿命特别长(几万年)的国王后,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大洪水裔没(大地),当王权(再次)降临时,它(首先)降在基士。”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创世记讲述的是原始故事,其它版本都因添加了人为成分而不准确。只有创世记提供了大洪水发生的年份,以及与挪亚生平有关的年表。事实上,创世记读起来就像是日记或船上的旅行日志。巴比伦记录中成立方体的船不可能拯救到任何人,肆虐的洪水会不断将它从一面倾覆到另一面。但圣经中的方舟 是长方形的——又长又宽又扁,这样就能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平稳地航行。其它异教的叙述中降雨的天数(7天)不足以造成其所描述的破坏程度,水面至少得上升到大部分山峰那么高,超过17,000英尺高,那便需要更长的降雨期。巴比伦记录认为所有的洪水在一天内消退也同样荒谬可笑。

创世记与其它版本不同的另一点在于,其它记述中的英雄是不会死的,受到世人景仰,而圣经则描述了挪亚的罪孽。只有忠于真相的版本才会这样真实地承认。

6-10.巴别塔

现在,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证据,征明确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整个世界只用一种语言。苏美尔文学曾经数次对此作出暗示。语言学家同样发现这一理论对于语言分类大有裨益。但是对于这座塔,以及在巴别塔变乱□音的事又怎样呢(创十一)?考古学发现,主前2044至2007年在位的吾珥王吾珥南慕(Ur-Nammu),受命建造一座庙塔,来表达对月神那拿(Nannat)的崇敬。一座大约5英尺宽,10英尺高的纪念 碑见证了吾珥南慕的活动。一块石版上刻画了他提着一个灰泥篮子,出发前往建塔的情形。通过他身体力行,以一名卑微工人的姿态表达对神灵的忠心。另一块泥版上记载,建塔触怒了诸神,以致将入所建的夷为平地,把人分散各处,使他们的语言 变异。这段记载与圣经中所记载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根据圣经,在兴建巴别塔之前天下人的□音言语,都是一样。”(创十一 1)在 巴别塔建成和被毁之后,神混淆了世界各地的语言(创11:9)。许多现代的语文学者都赞同这个可能是世界各种语言的缘起。特贝迪(Alfredo Trombetti)说他可以追溯和证明所有语言都有共同的起源。穆勒(Max Mueller)也证明这种共同的起源。而杰珀森(Otto Jespersen)甚至主张语言是神直接赐给第一个人的。(Free, ABH, 47)

6-11.以色列族长

有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平的叙述,并没有像创世记开首几章那样的问题, 但仍被许多人视为传说,因为它们似乎与那个年代已有的证据不符。然而,愈来愈多的发现增加了这些故事的可信性。亚伯拉曱时代的法律细则便解释了:为何他不愿将夏甲逐出,原来在法律上他有责任供养她。因此,只有当神颁布更高的法律要他这样做时,亚伯拉罕才愿意将她逐出。
马里信件上发现亚伯拉罕、雅各以及便雅悯等名字,虽然这些指的并非圣经中的人物,但至少显示这些是当时通用的名字。这些信件同时支持了创世记十四章所记载的五王与四王的争战,因为这些王的名字与当时的主要国家颇为相称。例如: 创世记十四章1节提到一位亚摩利王亚略,马里文件上则将王名读作亚利吾克(Ariwwuk)。这些证据都证明创世记的材料可能来自亚伯拉罕时代的第一手记录。(Geisler, BECA, 50)
在基钦所做的另一个研究里(Kitchen, TPAMH, 48-95),他举出了一些例子,说明学者把以色列族长的日期追溯至铜器中期的考古学因素。

圣经的资料出奇地与古代世界的客观事实吻合,确立了圣经时期的大致可靠性。(48)
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谈到用银舍客勒来计算奴隶的身价。我们从古代近东的原始资料知道一个维持了 2,000年——从主前2400至400年一的奴隶身价的详情……这些资料提供一批可靠的证据,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与圣经里的数字作出比较,而圣经也多次提到奴隶的身价(创37:28;出21:32;王下15:20)……在每一个情况里,圣经故事里的奴隶身价都与该时期的大致情况吻合。(52)
现在更有一些静静地建立起来的证据显示,传统的基本年代观念一从列祖至出埃及至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联合王国、以色列与犹大的分裂王国,以及被携与归回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可靠的。(94)

6-12.亚伯拉罕的家谱

我们发现亚泊拉罕的谱系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对于这些名字是个人姓名还是城市名称还存在着疑问,因为古代的城市往往以其创始人来命名。对于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物。正如伯罗斯所写:“所有征据都表明这个人确实在历史上存在。正如上文所言,所有已知的考古材料 都没有提及他,但是他的名字在巴比伦尼亚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作为一个人的姓名出现。” (Burrows, WMTS, 258, 259)
早前有人尝试将亚伯拉罕的时代定为主前十五至十四世纪,这无疑是太晚了。但是奥伯莱指出,基于上面所提到的资料以及其它的一些发现,我们有“从人名和地名中得到大量证据,它们几乎都与这些未经证实的传统资料相抵触。”(Garstang, FB- HJJ, 9)

6-13.以扫的家谱

在以扫的谱系中提到了何利族(创三十六20)。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应该是居住在山洞里的,因为“何利”一词与希伯来语中“山洞”一词十分相似。但是,现在考古发现显示,他们是一群知名的战士,于族长时代居住在近东。 (Free, ABH, 72)

6-14.以撒:□头的祝福(创二十七)

费理指出,以撒发现雅各欺骗他之后并没有把□头祝福撤回,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然而,努斯泥版(the Nuzi Tablets)告诉我们,这种□头的宣告是有完全的法律 效力和约束力的。因此,他不能收回那□头的祝福。有一块泥版记录了一次涉及一个女人被许配给一个男人,但他嫉妒的兄弟们兴起了争论的诉讼。被指控的男人取得了胜诉,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头上答应把该女子许配给他。昔日□头承诺的分量与今天很不相同。努斯泥版的文化背景.跟创世记很相似。(Free, AL, 322, 323)
赖特解释这严肃的行动说:“□头祝福或临终遗愿在努斯和在族长的社会里均被视为有效。这样的祝福是严肃的事情,是不能反悔的。我们记得以撒即使发现了雅各用假装来骗取他的祝福,他仍准备遵守诺言。‘以撒就大大的战兢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创二 十七 33)”(Wright,PSBA,援引于Willoughby, SBTT, 43)
戈登(Cyrus Cordon)进一步注释上述的努斯记载时,归纳了三个要点:“这记载与圣经当中列祖的祝福一致,因为它(1)是□头的遗嘱,(2)有法律效力,(3)是父亲临终时对儿子说的话。”(Gordon, BCNT, 8)
这样,我们最少对一个未充分认识的文化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6-15.雅各

a.购买以扫的长子权利

戈登为创世记二十五章这个故事情节提供资料说:“我们所认识的家庭生活事件似乎没有哪个比以扫雅各的事件更特殊,以扫把自己的长子权利卖给了他的孪生弟弟雅各。有学者指出,其中一块(努斯)泥版……也描述了一件类似的事件。” (Gordon, BCNT, 3, 5)

赖特解释戈登所提到的泥版说:“以扫把长子权利卖给雅各的事件,在努斯泥版中也有类似的事例,那就是一个哥哥把他所继承的树林换购了三只羊!这宗买卖似乎跟以扫的买卖同样不公平:‘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併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创25:30- 34)”(Wright, PSBA,援引于Willoughby,SBTT, 43)

费理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一块努斯泥版记载了一个名为图基提拉(Tupkitilla) 的人,他把一个树林的继承权卖给弟弟库尔帕齐(Kurpazah),换取二只羊。以扫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交出他的继承权去取得他所渴望的红汤。”(Free, ABH, 68, 69)

霍恩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中的“旧约的最新解述”(Recent Illumin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作出了 —个有趣的结论:
"以扫为了锅里的食物卖掉长子的权利,而图基提拉则为了仍末屠宰的食物卖了他的权利。”(Hom, RI0T,14, 15)

b.雅各与拉班(创二十九)

戈登声称我们甚至可以透过努斯泥版所记载的事件了解创世记二十九章:“拉班接纳雅各作他家里的成员时,同意把女儿嫁给雅各;‘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创二十九19)。我们认为雅各加入拉班的家庭,与乌鲁(Wullu,泥版中提到的一个人物)的入赘十分相似,这论点有其它努斯文件中十分相似的事件可以证实。”(Gordon, BCNT, 6)

c.偷取神像的事件(创三十一)

这事件已经有其它努斯的发现给予解释。以下,摘录自费理的“考古学与圣经”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ffis Magorine),不但给这个事件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也解释了努斯泥版本身的背景:

在1925年,有超过1,000块泥版在现今称为约根泰佩(Yorgan Tepe)的米所波大米遗址的发掘中被发现。其后的发掘工作再出土了3,000块泥版,并且揭示该古址就是“努斯”。那些写于主前约1500年的泥版解明了圣经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背景。其中一个例子是:当雅各与拉结离开拉班家的时候,拉结偷了拉班家里的神像(teraphim)。拉班发现了,便向女儿和女婿追去,他经过一段路程才追上他们(创三十一 19-23)。解经家一直感到奇怪的是,拉班为何要这样苦心讨回那些很容易在当地商店买得到的神像呢?努斯泥版记载了一件事,指一个拥有家神像的女婿有权循法律途径要求取得岳丈的财产;这事件解释了拉班的忧虑。这个努斯泥版的证据和其它证据,都显示以色列列祖记载的背景是在他们活着的早期,而不支持鉴别学的观点——即认为这些记 载写于他们死后1,000年。(Free, AB,20)

有了考古学,我们已经开始明白许多圣经的实际背景。

6-16.约瑟

a.被卖为奴

基饮在他的书《古代东方与旧约》(Ancient Orient and Old Testament)中说,创世记 三十七章28节提供了主前十八世纪时正确的奴隶身价:“创世记三十七章28节中约瑟以20舍客勒银子的价线被卖为奴,是主前十八世纪一个奴隶正确的平均身价: 较早时期,奴隶的身价较低(平均10至15舍客勒),而后来,他们的身价稳定地提 升。这是符合该时期之文化历史的又一个小细节。”(Kitchen, A00T,52-53)

b.探访埃及

有些人质疑约瑟探访埃及的可能性。伯罗斯指出:“饥荒时期下埃及去的记载 (十二10,四十二1、2),使人想起埃及文献提到亚洲人为此而来到埃及的记载。在贝尼哈桑(Beni Hasan)墓墙上可以看见一幅描绘来访之闪族人的图画,那时与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期相距不远。(Burrows, WMTS, 266, 267)
福斯(Howard Vos)(Gnesis and Archaeology)也指出希克索斯人(Hyksos)存在于埃及的事实。

但要证明外地人很早期便进入埃及,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比克奴霍塔(Knumhotep)坟墓的壁画所提供的证据更多。有许多事件暗示希克索斯人在主前1900年左右便开始渗入尼罗河谷地区。其他一队一队的人约在主前1730 年左右来到,使本地的埃及统治者不知所措。因此,我们若认为希伯来人是早期进入埃及,他们便可能在希克索斯人渗入埃及期间来到——显然当时有许多外地人也不断来到埃及。我们若接受主前约1700或1650年为希伯来人进入埃及的日期,希克索斯人便是当时埃及的统治者,他们极可能会接受其他的外地人。(Vos, GA, 102)

福斯继而指出了希克索斯众支派与圣经之间的关系。第一,埃及人认为希克索斯人与希伯来人有分别。第二,那后来兴起与约瑟的百姓对抗的埃及君王(出一8),可能是有极强民族主义的埃及王。对民族主义这样热衷的王自然不会善待任何外来的人。第三,创世记四十七章17节是圣经首次提到马匹的地方。希克索斯人把马匹引进埃及。第四,希克索斯人被逐之后,许多土地便集中在统治者手中;这与约瑟所预言那些饥荒时期的事件吻合,他也透过那些事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Vos, GA, 104)

c.约瑟的擢升

以下概述了福斯对约瑟那独一无二之提升的讨论,可见于他的《创世记与考古学》(Genesis and Archaeology):
约瑟从奴隶被提升至埃及的宰相一事,曾引起一些鉴别学者的议论,但我们有考古学的记载显示类似的事件曾发生在尼罗河一带。
一个迦南人马里拉(Meri-Ra)成为替法老拿兵器的人;另一个迦南人便马特安纳(Ben-Mat-Ana)被任命担任翻译的高职;而闪族人严哈穆(Yanhamu或Jau- hamu)则成为了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的代表,管理尼罗河三角洲的谷仓,这任务与约瑟在饥荒之前和饥荒期间所担任的职责类似。
法老委任约瑟作宰相的时候,曾赐给他一只指环和一条金链或颈圈,那是埃及人职位提升的正常手续。(Vos, GA, 106)

甘伯勒(E. Campbell)评论阿摩拉(Amoma)时期的时候,进一步论到这件与约瑟之擢升类似的事件:

一个出现在利亚达(Rib-Adda)信件里的人物,在他与巴勒斯坦南部各城之首领以及他与圣经的关系方面,均令人感兴趣。他是严哈穆,利亚达曾描述他为王的musallil。此用词的意思极可能是替王拿扇子的人,这是一个尊贵的职位,指一个与王十分接近的人,他极可能也与王一起共商国事。当时严哈穆在埃及的事务上担当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的名字出现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各处众首领的信件上。在利亚达时期开始的时候,严哈穆似乎一直负责从那称为雅利穆塔(Yarimuta)的埃及粮仓发放粮食供应;我们已经了解到,利亚达显然地时常需要他在当中供职。

严哈穆是一个闪族名字。除了两人都参与给外地人供应粮食的工作之外,这事当然使人进一步想到它与创世记的约瑟故事相似。严哈穆绝妙地肯定了约瑟故事中有真正的埃及背景,但当然,这并不是说两个人是相同的,或他们同时执行职务。约瑟似乎属于较前期,原因有许多,证据显示这推论已经接近肯定。显然地,闪族人在埃及也可被提升至掌握大权的高位:当本土的领导阶层权力太大或亲属关系太强的时候,君王甚至会较喜欢选择闪族人。(Campbell, 援引于Burrows, WMTS, 16, 17)

关于闪族人在埃及政府里的擢升,基钦在参考各种不同的古代蒲草卷后评论说:
在埃及中期王国后期(约主前1850 - 1700年),埃及官员家里养着亚洲奴隶的事实,是众所周知,而且闪族人可以冒升至很高的地位(甚至王位,在希克索斯时期之前),如大臣户珥(Hur)—样。约瑟作宰相的事情很轻易与第十三王朝后期和第十五王朝早期切合。当然,解梦的职位在各个时期都是人所熟悉的。我们从埃及获得了一本解梦者手册约主前1300年的抄本,手册在此抄本的几个世纪之前写成;这些著作也出现在主前一千年期的亚述。(Kitchen,BW, 74)

d.约瑟的坟墓

艾达(John Elder)在他的《先知、偶像,和挖掘者》(Prephets, Idols, and Diggers)中指出:

我们从创世记末后几节看见约瑟怎样吩咐他的亲属在神领他们返回迦南时,一起把他的骸骨带返故乡,而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32节,我们读到他的骸骨怎样被运回巴勒斯坦,并安葬在示剑。多个世纪以来,示剑一直有一个被尊为约瑟墓的地方。几年前那坟墓被打开了,里面有一具木乃伊,是按照埃及惯例来做成的,而在墓里各种陪葬品当中,有一把埃及官员佩带的刀。(Elde, PID, 54)

6-17.关于以色列族长一一考古证据的结论

努斯的发现对于阐明这段落的各部分起了重要的作用。霍恩列出了努斯文本在六方面的影响:

其它(努斯)文本指出新娘通常由新郎的父‘亲选定,正如列祖的做法一样;人必须向岳父交付一笔妆奁费,若负担不起,则可为岳父工作来补偿,正如贫穷的雅各也要这样做;父亲口头讲述的遗愿一出口便不能改变,正如以撒向雅各宣布了祝福便拒绝更改,即使雅各是借欺骗来待着那些祝福;新娘通常会得到父亲所安排的一个女奴作近身侍婢,如利亚和拉结嫁给雅各的时候一样;偷取敬拜的物品或神像可被判死罪,这就是雅各在岳父发现被偷取的神像后,答应交出一个人去受死的原因;犹大和媳妇她玛之间奇怪的关系,得到古代亚述和赫人律法生动的阐述。(Horn, RIOT, 14)
在我们的圣经背景知识方面,考古学确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6-18.亚述的入侵

我们对亚述所知甚多,主要是因为在亚述巴尼帕的王宫内发现了26,000块泥 版。亚述巴尼帕是以撒哈顿之子,在主前722年攻陷北国以色列。这些泥版记载了亚述帝国的多次征伐,还有他们对反抗者的残酷惩罚,但他们还引以为荣。

其中有一些记录证实了圣经的准确性。旧约里有关亚述王的每一顶记录都已经证实为正确,就算是本来有一段时期我们对撒珥根一无所知,但后来他的宫殿出土,其中有一幅壁画,叙述的正是以赛亚书二十章的战役。撒缦以色的黑方尖石碑 (The Black Obelisk of Shalmaneser)显示耶户(或他的使者)向亚述王下拜,更增加我们对圣经人物的认识。

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西拿基立围攻耶路撒冷的记录。他企图攻取耶路撒冷,但结果他的人马死伤累累,其余的人都已经溃散。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他无法征服耶城。因为他无法以胜利夸□,便用另一种方法挽回面子,避免承认失败(Geisler, BECA, 52):
犹太人希西家并未伏在我的扼下,我围攻了他46个大城、要塞,还有附近 无数的村镇。我驱逐了他们200,150人,男女老少,还有马、骡、驴、骆驼、大大 小小数不清的牛,视为我的战利品。至于希西家本人,我使他成为囚犯,在耶路撒冷他的皇宫中,如同笼中鸟一样。(Pritchard, ANET,援引于Geisler, BECA, 52)

6-19.被掳至巴比伦

旧约历史中有关被提的各种不同问题都已被证实。巴比伦著名的空中花园中的记录显示:约雅斤和他的五个儿子都享有月俸和居所,受到良好的待遇(王下二十五27 - 30)。伯沙撒这个名字曾经引起很多的问题,因为不但未有文献提及他,在巴比伦列王的名单中也没有包栝他。然而,拿波尼度(Nabodonius)曾留下_个记录,任命他的儿子伯沙撒(但五)在他离开的数年间代他统治。因此,拿波尼度仍然为王, 但在首都统治的则是伯沙撒。另外,以斯拉记载的古列沼谕似乎与以赛亚的预言配合得太好,不像是真的。然而,后来发现的一个圆柱形容器,证实了该沼谕所有重要的细节的可信性。(Geisler, BECA, 52)

6-20.拉吉书信

a.这发现的背景

奥伯莱在《人生的宗教》(Religion)中的一篇文章“圣经在考古学的二十年后 ”(The Bible After Twenty Years of Archaeology)向我们介绍这个发现:
我们提到自从1935年便开始出现的、属于主前六和五世纪的新文件。在1935年,已故的斯塔基(J. L. Starkey)发现拉吉的陶片(Ostraca of Lachish),主要由一些用墨水写在陶器碎片上的书信组成。连同1938年找到的另外几份陶片,它们形成一份耶利米时期独有的希伯来文散文。有关被掳时期的进一步资料则来自尼布甲尼撒的配给名单,这些名单由德国人在巴比伦找到,并于1939 年由韦德纳(E. F. Weidner)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较后期的,但对于我们了解以斯拉和尼希米时期、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的,是不断地找到和发表的亚兰文蒲草卷和埃及的陶片。这材料的四大组别正在出版,而整份材料完全出版之后,分量将会是20年前所取得的文件的两倍有多。(Albright, BATYA, 539)
侯帕特(R. S. Haupert)针对这些发现写了一份调查文章:“拉吉——犹大的前线堡垒”。他探究信件的作者和背景说:
大部分保存完好的信件是由某个何沙雅(一个很好的圣经名字:尼十二32;耶四十二1,四十三2)——这人显然是一名驻守在距离拉吉不远的前哨站的下级军官,写给拉吉的指挥官姚殊(Yaosh)的信件。这些信件全都在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内写成,这从陶器碎片都属于类似形状和日期的瓶子显示出来,而其中五块陶片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容器的碎片。除了其中两封之外,所有信件都在卫兵室的地上被发现,这暗示姚殊从何沙雅收到信件后便存放在那里。 (Haupert, LFFJ, 30, 31)

b.日期和历史背景

奥伯莱为这发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最古老的希伯来书信:拉吉陶片”(The Oldest Hebrew Letters: Lachish Ostraca), 载于《东方研究美国学院公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riental Rasearch)上,他在其中谈到这些书信的背景:
“在这概略当中,留心的读者会愈来愈发觉拉吉文件的语言是完美的古典希伯来文。它与圣经用法的差异,比托克兹拿(Torczner)所假设的少得多,也没有那么重要。在这些信件当中,我们发现自己正正就在耶利米的年代,社会和政治状况与耶 利米书所描绘的图画完全一致。拉吉书信恰好处于撒玛利亚陶片和伊里芬丁蒲草纸抄本(Elephantine Papyri)之间的位置,作为圣经希伯来文历史的碑铭记录。”(Albright, OHL, 17)
赖特在“圣经考古学的当刚状态”(The Present State of Biblical Archaeology)中透过内证来推断拉吉书信的日期:
“信件XX中有‘第九年’的字样,即西底家王第九年。那就是尼布甲尼撒来到犹大开始进行攻击的那一年:‘他作王第九年十冃初十日’(王下25:1;约为主前 588年1月,耶路撒冷的围攻延续至主前587年7月——王下25:2、3)。”(Wright, PSBA,援引于 Willoughby, SBTT, 179)

伯罗斯在文章“What Mean These Stones? ”同意赖特的说法:“在拉吉发现两次时间相距不远之破毁的证据;毫无疑问,那些就是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97和587年的入侵。如今著名的拉吉书信就是在第二次破毁的残片当中找到的。”(Burrows, WMTS, 107)

奥伯莱概述这些发现的日期说:“斯塔基为这次发现写了一份有甩的概略,解释陶片被发现的考古环境,并把日期定于西底家执政末期、拉吉最后被毁灭之前的日子。事实是那么清晰明显,以致托克兹拿也只好放弃他对这个日期的异议,现在所有研究学者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日期。”(Albright, 0HL,11,12)

6-21.旧约背景

耶利米书三十四章6至7节经文如下:“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撤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

以色列反抗尼布甲尼撒的努力只是徒然。犹大在这次反抗中并没有与她联合起来。耶利米教导百姓要服从,而犹太人的领袖只能主张对抗——他们确实进行抵 抗,但却被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彻底击败。在反抗的最后几天,希伯来人寻求独立的最后痕迹,只可见于两个边远的屯垦区——在耶路撤冷西南面35英里的拉吉和亚 西加。学者在拉吉发现了一系列的信件,当中生动地描述了拉吉在此等处境下的情况。这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旧约背景的认识。这些被发现的古迹被称为拉吉书信(或陶片)。

a.书信的内容和基大利的印鉴

为方便起见,学者给每封信件都附上一个数目。侯帕特概述了信件Ⅱ至Ⅵ的内容:“在这组信件里(信件Ⅱ-Ⅵ),何沙雅不断向上级作出自辩,但我们不能常常知道针对他的指控是什么。我们惟有认为他是赞同耶利米的派系,即顺从巴比伦人而不作出反抗;可是,这看法当然是不能肯定的。”(Haupert, LFFJ, 31)
跟着他略略提到其中的几封信:

b.书信Ⅰ

书信Ⅰ……虽然只是一个名单,但却有显著的重要性,因为九个名字中的三个——塞玛利雅、雅撒尼亚,和尼利亚——在旧约中只出现在耶利米的时代。第四个名字是耶利米,这名字在旧约中并非先知耶利米所独有,因而不一定指他。第五个名字同样不限于这个时期,是玛探雅,研究圣经的人必能认出那是西底家王登基前的名字。”(Haupert, LFFJ, 31)

c.书信Ⅲ

侯帕特继续说:
“在书信Ⅲ里面,何沙雅向姚殊报告,一个皇室代表团正前往埃及,而当中有一群人被派往他的哨站(或拉吉)领取供应品,这事件直指西底家带领下的亲埃及党的阴谋。这封书信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当中提到‘那先知’。有些作者满有信心地认为这位先知就是耶利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们不能肯定,因此必须小心不要把证据推得太远。”(Haupert, LFFJ, 32)

d.书信Ⅳ

费理(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谈到书信Ⅳ,常被提及的一封信:
在耶利米的日子,当巴比伦军队在犹大攻下一个又一个城池的时候(约主 前589-586年),圣经说有两座城——拉吉和亚西加——仍未沦陷(耶三十四7)。拉吉书信惊人地证明了这两座城是在那些仍然坚守的城当中。书信编号 4——是一位军官在军事哨站写给在拉吉的上级将领的书信——里面说:“我们正在留意拉吉按照我主的一切指示所发出的信号,因为我们看不见亚西加。”这封信不但让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怎样收紧他们在犹大地的围攻,而且证明拉吉与亚西加之间的紧密关系,耶利米书也同样把这两座城相提并论。(Free, ABH, 223)

侯帕特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事:“书信Ⅳ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瞥见犹大国衰落的日子。何沙雅最后说:‘调查一下,(我主)便知道我们正在留意拉吉的火光信号,按照我主的一切指示,因为我们看不见亚西加。’这句话让我们立即想起耶利米书三十四章 7 节的经文。”(Haupert, LFFJ, 32)
赖特对于看不见亚西加的说法加上自己的见解:“当柯沙雅说他‘看不见亚西 加他可能指亚西加城已经沦陷,因而不再发出信号。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明白到犹大有一个信号系统,可能用火或烟来作信号,而信件的气氛反映了一个被围攻之国家的优虑和混乱。众多的信件喑示当时是主前589年(或588年)的秋天。” (Wright, PSBA,援引于 Willoughby, SBTT, 179)

e.信件Ⅵ

费理指出信件Ⅵ与耶利米著作的紧密关系:
斯塔基(1935年)发现一组有18块陶片的信件,上面写着一名军官向驻守拉吉的上级报告的一些军事消息。奥伯莱指出(“A Brief History of Judah from the Days of Josiah to Alexander the Great,”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9, No. 1, February,1946, p. 4),在其中一封书信(编号6)里,军官抱怨皇室官员(sarim)发出了部分传阅的信件使(百姓)双手发软”。写这拉吉书信的军官用了“使双手发 软”的措辞来形容皇室官员过分乐观的影响,而耶利米书(三十八4)所提到的官员,却用相同的措辞来形容耶利米逼真的预言一关乎耶路撒冷即将沦亡的预言——对百姓的影响。皇室官员因他们的行为一正是他们试图归咎于耶利米的行为——而被视为有错。(Free, ABH,2D)

f.基大利的印鉴

除了陶片之外,艾达还指出另一顶的发现,这发现使圣经的拉吉故事更加可信:
附近的拉吉驻防城提供清楚的证据证明它在短时间内曾两度被焚烧,符合耶路撒冷两度被攻破的记载。学者在拉吉发现一个泥印章上的铭刻,其背部仍有所附之蒲草纸的纤维。其上写着:“照管犹大家之基大利的财物”。我们在列王纪下二十五章22节看见了这个著名的人物,经文说:“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撤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作他们的省长。” (Elder, PID, 108, 109)

6-24.拉吉之发现的重要性与结论

侯帕特下结论说:“拉吉书信的真正意义绝对不会夸大。(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前)直至今天,我们没有考古学的发现能更直接地见证旧约。撰写这些信件(超过一封)的文士用了优美的古典希伯来文撰写,事实上,我们有了旧约文学的一个新部分:耶利米书补篇。”(HaUpert, LFFJ, 32)
考古学不能证明圣经的真确性。它不能抹杀所有的怀疑,去证明被携历史的各个方面。然而,它最少能使那希望坚守传统观点的人,与怀疑论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人不再感到他必须相信像托里(Torrey)那样的学术意见。

因此,费理简单地结束他对这课题的研究说:“总的来说,考古发现逐点显出了圣经的记载是确实的,是可靠的。这证明并不限于几个一般的事例。”(Free, AHAS, 225)

费里与奥伯莱两位考古学者在这范畴做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进深研究请参以下:
Free, Joseph P.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 and an article series in Bibliotheca Sacra in 1956 - 57.
Albright, William Foxwell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and the Bible , a King Jehoiachin in Exile,in Biblical Archaeologist; and wThe Bible After Twenty Years of Archaeology,w in Religion in Life.

[4.旧约史实可靠吗?] 第2页
 
《新铁证待判》麦道卫josh mcdowell 著 4.旧约史实可靠吗?
 

三. 旧约的新约证明

旧约可以获得证实的另一个范畴是新约。耶稣自己、众使徒,和其他不同的新约圣经人物,都作出了无数的评论,证明旧约故事的真实性。

1. 耶稣的确认

新约指出耶稣相信妥拉是摩西所写的:

可七 10, 十 3-5, 十二 26 ;

路五 14, 十六 29 - 31, 二十四 27 、 44 ;

约七 19 、 23 。

尤其是在约翰福音五章 45 至 47 节,耶稣明确地指出他相信妥拉是摩西的作品: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 , 怎能信我的话呢 ? ”

艾斯斐德( Eissfeldt )表示 : “从新约显然地甩来称呼整本五经的名字——摩西的书 , 我们可以肯定地相信,新约确认摩西是五经的编者。”( Eisrfeldt, 0TAL, 158 )

2. 圣经作者的确认

新约作者也认为妥拉或“律法书”是摩西所写的:

使徒认为“摩西为我们写(律法)”。(可十二 19 )

约翰有信心地认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约一 17 )

保罗论到一段五经经文的时候断言那是“摩西写”的。(罗十 5 )

断言摩西为五经作者的其它经文包括:

路二 22, 二十 28 ;

约一 45, 八 5, 九 29 ;

徒三 22, 六 14, 十三 39, 十五 1 、 21, 二十六 22, 二十八 23 ;

林前九 9 ;

林后二 15 ;

来九 19 ;

启十五 3 。

贾斯乐和尼克斯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清单,其上列出新约引述旧约的事件(参下表)。

旧约事件与新约引述经文:

1 宇宙的创造(创一),新约引述经文:约一 3 ;西一 16

2. 亚当与夏娃的创造(创一至二),新约引述经文:提前二 13 、 14

3. 亚当与夏娃的婚姻(创一至二),新约引述经文:提前二 13

4. 女人受引诱(创三),新约引述经文:提前二 14

5. 亚当的背逆与犯罪(创三),新约引述经文:罗五 12 ;林前十五 22

6. 亚伯与该隐的献祭(创四),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4

7. 该隐杀亚伯(创四),新约引述经文:约壹三 12

8. 塞特的出生(创四),新约引述经文:路三 38

9. 以谙被接升天(创五),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5

10. 洪水前的婚姻(创六),新约引述经文:路十七 27

11. 洪水与人类的灭亡(创七),新约引述经文:太二十四 39

12. 挪亚及家人得以幸存(创八至九),新约引述经文:彼后二 5

13. 闪的家谱(创十),新约引述经文:路二 35 、 36

14. 亚伯拉芊的出生(创十二至十三),新约引述经文:路三 34

15. 亚伯拉罕的呼召(创十二至十三),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8

16. 向麦基洗德作什一奉献(创十四),新约引述经文:来七 1-3

17. 亚伯拉罕的称义(创十五),新约引述经文:罗四 3

18. 以实玛利(创十六),新约引述经文:加四 21-24

19. 应许生以撒(创十七),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18

20. 罗得与所多玛(创十八至十九),新约引述经文:路十七 29

21. 以撒的出生(创二十一),新约引述经文:徒七 9 、 10

22. 奉献以撒(创二十二),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17

23. 火烧的荆棘(出三 6 ),新约引述经文:路二十 32

24. 过红海出埃及(出十四 22 ),新约引述经文:林前十 1 、 2

25. 水和吗哪的供应(出十六 4, 十七 6 ),新约引述经文:林前十 3-5

26. 在旷野举起铜蛇(民二十一 9 ),新约引述经文:约三 14

27. 耶利哥的倾倒(书六 22 - 25 ),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30

28. 以利亚的神迹(王上十七 1, 十八 1 ),新约引述经文:雅五 17

29 约拿在大里腹中(拿二),新约引述经文:太十二 40

30. 三个希伯来少年在火中(但三) 来十一 34

31. 但以理在狮子坑中(但六),新约引述经文:来十一 33

32. 撒迦利亚被杀(代下二十四 20-22 ),新约引述经文:太二十三 35

经过这些证据的考查,我深深地坚信 , 我可以把圣经(旧约和新约)握在手中,然后声称我已拥有可靠的神的话语。

[4.旧约史实可靠吗?]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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