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罪是普世性的；而根据圣经，这种普世性的解释是在于亚当的堕落。这两点——即罪的普世性，以及亚当的罪与全人类的罪之间的关联——值得我们来考虑。尽管人们普遍赞同罪是普世性的，但是对于“亚当的罪”和“亚当后裔的罪”之间的关联，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一、历史的回顾

1.宗教改革之前

关于原罪，早期教会护教学家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尽管爱任纽和特土良清楚地教导，我们现在的罪恶光景是亚当堕落的结果。但是，即使对他们来说，亚当的罪直接归算给他的后裔这个教义也是陌生的。特土良对人类有一种唯实主义的看法。整个人类在本质上、数量上(potentially and numerically)都存在于亚当里（编 按：意思是全人类都与亚当同本质，都在亚当里与他成为一体），因此，当亚当犯罪，整个人类都犯罪，当亚当败坏，整个人类也败坏。人性作为一个整体，在亚当里犯了罪，因此，每一个个人的本性也都是有罪的。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俄利根，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很少承认亚当的罪和亚当后裔的罪之间有任何关联。他根据每个灵魂在先存状态中的罪，来解释人类的罪恶，尽管他也提到某种生产的奥秘。奥古斯丁赞同特土良唯实主义的观点。尽管他有时也谈到“归算”，但是他脑海里还没有亚当的罪直接或间接地归算给他的后裔的看法。他关于原罪的教导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这可能是因为他在“灵魂创造论”和“灵魂遗传说”之间作选择时，一直拿不定主意。尽管他强调，就着生殖的意义而言，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面，也确实在亚当里犯了罪，但是他的观点也非常接近一种观念，即他们都在亚当这位代表里面犯了罪。不过，他主要的强调，是罪的败坏（corruption of sin）的传递。罪是通过繁衍而传到下一代的，亚当的罪的繁衍，同时也是对他的罪的一种刑罚。韦格斯用非常简短的话陈述这种观点：“在全人类中的人性败坏，原是对第一个人的过犯的公义刑罚，当时整个人类已经存在于第一个人里面了。”[1]奥古斯丁最大的对手伯拉纠，否认亚当的罪和他后裔的罪之间存在任何关联。伯拉纠的看法是，罪通过生殖来繁衍，涉及到灵魂遗传说对人类灵魂起源的解释，而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异端性的错误；将亚当的罪归算给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与神的公义相悖。

教会拒绝伯拉纠的观点，而经院哲学家一般都接受奥古斯丁的观点，强调的重点一直是亚当的罪的污染的传递，而不是他的罪咎的传递。圣维克托的休格和伦巴德的彼得认为，在生殖的行动中，实际的情欲污染了精子，而当灵魂和身体结合时，这种污染则玷污了灵魂。关于亚当和他后裔之间的关联，安瑟伦、哈勒的亚历山大和波拿文土拉都强调唯实主义的观点。在生殖的意义上，整个人类都存在于亚当里，因此也都在亚当里犯了罪。亚当的不顺服就是整个人类的不顺服。同时，生产也被视为罪性传递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波拿文土拉和他之后的一些人，更清楚表达出“起初的罪咎”和“起初的罪污”之间的划分。这里的基本观点是：亚当的罪咎被归算给他所有的后裔。亚当失去了原始的公义，因此引发神的不悦。结果，亚当所有的后裔也被剥夺原始的公义，因此成为神的震怒的对象。此外，亚当的罪的污染也以某种方式传给他的后裔，但是，关于这种罪污是如何传递的，经院哲学家们有很多争议。由于他们并不接受灵魂遗传说，因此不能说灵魂（毕竟这才是邪恶真正的中枢）是通过生产从父亲传递给儿子，他们认为应当更进一步解释与生俱来的邪恶是如何传递的。一些人说这种邪恶是透过身体传承的，当身体和灵魂接触时，邪恶就会污染灵魂。其他人意识到这种解释的危险性，企图解释说，如今每个人出生时的状态，与亚当起初被赋予原始公义之前的状态是相同的，因此人也会受到不被约束的肉体和灵魂之间的争战的支配。借由阿奎那，唯实主义的罪污观点再次强烈地现身，尽管是以一种修正的形式。他指出，整个人类构成了一个生机体，正如身体上一个肢体（例如，手）的行动会被视为这个人的行动，人类这个生机体中的一个肢体所犯的罪，也同样可以被归算给整个生机体。

2.宗教改革之后

尽管改教家们并不赞同经院哲学家们对于原罪本质的观点，他们对于罪的传递的观点，却也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元素。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亚当的罪咎“无中介地”归算给了他的后裔，这些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清楚表达出来。根据路德的观点，我们被神算为有罪，是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内住的罪。加尔文的观点延续类似的脉络。他认为，既然亚当不仅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的根源，他一切的子孙天生就具有败坏的本性；亚当的罪的罪咎，和亚当后裔天生的败坏，都被当成罪，归算给了亚当的后裔。圣约神学凸显这个观念，即亚当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并且导致更清楚划分亚当的罪之“罪咎”的传递和“罪污”的传递。圣约神学并没有否认我们天生的败坏也在神的眼中构成罪咎，但强调一个事实，即亚当作为盟约的元首，他的罪咎“无中介地”归算给了他所代表的人。

苏西尼派和亚米念主义者都拒绝“亚当的罪归算给他的后裔”这个观念。邵玛学派的普拉修(Placeus)提倡“有中介的归算”(mediate imputation)这个观点。 他否认一切无中介的归算，主张：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性，因此我们活该遭受这样的待遇，就像我们犯了起初的罪行一样。这在改革宗神学里是一种新观点，里维特（Rivet）毫不费力就搜集了一连串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一场争论接踵而来，“无中介的归算”和“有中介的归算”被描绘成互不相容的教义；这场辩论也让人以为，真正的问题仿佛是：人在神的眼中视为有罪，仅仅是由于亚当的罪归算给人，还是单独由于人自己与生俱来的罪。前者并不是改革宗教会的教义，后者在普拉修的时代之前也没有人这样教导。后者的教导进人新英格兰神学里，成了“新学派”（NewSchool;纽黑文神学〔New Haven theology))神学的特征。在当代的自由派神学里， “亚当的罪传给他的后裔”这个教义完全遭受怀疑。它宁可用动物的遗传来解释世上的恶，然而动物的遗传本身却不是有罪的。说来奇怪，连巴特和卜仁纳——尽管猛烈地反对自由派神学——也不认为人类普遍的罪是亚当的罪的后果。在历史上，亚当仅仅因为是第一个罪人，因而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二、罪的普世性

几乎没有人会倾向于否认人的心中存在邪恶，不管他们对于此种邪恶的本质及其起源有多么不同的看法。甚至伯拉纠主义者和苏西尼派也乐意承认，罪是普世性的。任何人都无法忽视这个事实。

1.宗教史和哲学史都证明罪具有普世性

宗教史证实罪具有普世性。约伯问道：“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编按：伯九2）。这不是只有在特殊启示的领域内会被问到的问题，也是在外邦世界会被问到的问题。异教信仰也为罪的普遍意识、以及需要与一位“至高存有”和解作出了见证。人们普遍感受到自己冒犯了神明，必须借由某种方式来挽回。这是良心普遍的声音，也为这个事实作见证，即人没有达到理想的境地，因此在至高者的眼中是有罪的。祭坛上沾满牺牲的血，人们经常将自己挚爱的儿女献为祭物，反复地为自己的恶行忏悔，并祈祷，希望自己能被拯救脱离凶恶——这一切都指向人对罪的意识。宣教士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哲学史也说明同样的事实。早期希腊哲学家们已经尝试努力解决道德邪恶的难题，从那时开始，任何著名的哲学家都无法忽略邪恶这个难题。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罪的普世性，尽管他们事实上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不错，在十八世纪，人们的确有一种肤浅的乐观，幻想着人天生是良善的，但是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显得非常愚蠢，康德也尖锐地指责这种观点。许多自由派神学家受到诱导，相信人的本性是良善的，并将此作为福音真理，宣扬人内在的良善，但是到了今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它形容为过去最致命的错误之一。生命的事实肯定不担保这种乐观。

2.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

圣经中有一些直接的陈述指向人的罪的普世性，例如，列王纪上八章46节；诗篇一四三篇2节；箴言二十章9节；传道书七章20节；罗马书三章1～12、19、20、23节；加拉太书三章22节；雅各书三章2节；约翰一书一章8、10节。若干经文教导，人的罪是人在出生时就拥有的人类遗传，因此很早就出现在人性之中，以至于很难说是模仿的结果（诗五十一5；伯十四4；约三6）。在以弗所书二章3节，保罗说以弗所人“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节经文使用“本”（by nature；《新译本》、《和合本修订版》与《中文标准译本》作“生来”）这个语词，指向某种与生俱来的、原始的事物，与后天习得的有别。因此，罪是原始的，所有人都参与在内，因此所有人在神的眼前都是有罪的。此外，根据圣经，死亡甚至临到那些从来不曾行使个人性的、有意识的抉择的人（罗五12～14）。这节经文暗示，婴儿在形成道德意识以前，罪就已经存在了。既然婴儿会死，因此罪的效力也存在他们身上，这很自然地假设罪的成因也是存在的。最后，圣经也教导，所有人都被神定为有罪，因此也都需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孩童也不例外，请参考之前的经文，以及约翰福音三章3、5节；约翰一书五章12节。这和那些将某种公义归给人的经文并不冲突，例如，马太福音九章12、13节；使徒行传十章35节；罗马书二章14节；腓立比书三章6节；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因为这可能是指民事的义、礼仪或立约的义、律法的义，或者是指在基督耶稣里的义。

三、亚当的罪和人类的罪之间的关联

1.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一些人完全地或部分地否认，亚当的罪和人类的罪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联。

A.伯拉纠主义者和苏西尼派完全否认，亚当的罪和我们的罪之间存在任何必要的关联。第一次的罪只是亚当的罪，和亚当的后裔毫不相干。他们最多只会承认，亚当的后裔会模仿亚当的坏榜样。

B.半伯拉纠主义者和早期的亚米念主义者教导，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种天然的无能，但是却无需为这种无能负责，因此不附带任何的罪咎，甚至可以说，神在某种程度上有义务要治愈这种无能。卫斯理式的亚米念主义承认，这种与生俱来的败坏也涉及到罪咎。

C.新学派（纽黑文）理论教导，人生来就具有内在的犯罪倾向，因此，人的道德偏好总是倾向错误；但这种倾向本身不能称为罪，因为“罪”始终是专指有意识地、故意地违背律法。

D.转折点神学强调罪在人类中的团体性，但是否认罪源自亚当在伊甸园中的一个行动。堕落属于“历史前”或“超历史”，但是当亚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堕落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这是“神的预定”的奥秘。堕落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亚当是以预表基督的身分出现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亚当的身上看到，借着与神相交，无罪的生命是可能的。卜仁纳说：“在亚当里，所有人都犯了罪——这是合乎圣经的陈述；但如何犯罪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原罪的教义是被读进圣经里的。”[2]

2.解释这种关联的不同理论

A.唯实论（realistic theory）。解释亚当的罪与亚当后裔的罪咎和罪污之间关系的方法，最早的是唯实论。这种理论的大意是说，人性不仅仅在属类上构成一个完整单位，在数量上也是单一的。亚当拥有完整的人性，却因为一个自发的背道行动，人性在亚当里开始腐败。个别的人不是各自独立的实体，而是同一个普遍实体的不同表现；所有人的人性，在数量上是合一的。这个普世的人性，在亚当里成为败坏而有了罪，因此，在亚当的后裔里，这个实体每一次的个体化，也从它一开始存在之时就成为败坏而有罪。这意味着，在人性的个体化之前，所有人确实都在亚当里犯了罪，一些早期教父和经院哲学家接受这种理论，薛德博士在当代也为这种理论辩护，但这种理论容易引起若干意见：（1）将人类灵魂描述为存在于亚当里的、普遍的属灵实体的个体化，这似乎是在暗示，灵魂的实体具有物质的本质，这无可避免会让我们陷入某种唯物主义里。（2）此理论违背了良心的见证，而且没有充分捍卫人类个体的利益。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单独的个体，因此绝非一般“存在的海洋”中短暂的波浪。（3）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亚当的后裔只需要为亚当第一次的罪行负责，而无需为亚当之后的罪负责，也无需为亚当之后所有世代的祖先的罪负责。（4）它也无法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基督无需为亚当实际的罪行负责，因为基督确实拥有同样的人性，而这人性确实在亚当里犯了罪。

B.行为之约的教义。这暗示，亚当和他的后裔之间有双重的关系，亦即，亚当是全人类天然的“头”，而在行为之约中，亚当也是全人类“代表性的头”。（1）天然关系。在他的天然关系中，亚当是全人类的先祖。由于亚当是神所创造的，他就受制于改变，且无权要求一种不可变的状态。他有义务顺服神，而这种顺服并未使他有权利得到任何奖赏。另一方面，如果亚当犯了罪，他将受制于败坏和刑罚，但这罪仅仅是他自己的罪，不能被算为他子孙的罪。达博尼认为，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法则，亚当的败坏会传递给他的后裔。但是无论这是如何发生的——加以揣测也是毫无意义的——亚当的后裔必定无需为这种败坏负责。他们不能仅仅因为亚当和他后裔之间这种天然关系就被视为有罪。改革宗一般的表述是另一种不同的表述。（2）圣约关系。在亚当和他后裔之间的天然关系的基础上，神满有恩典地加上了含有许多积极要素的圣约关系。这些要素包括：（A）代表。神命定，在这个圣约中，亚当不仅代表他自己，也要作为他一切后裔的代表。因此，亚当是全人类的头，不仅在亲子的意义上，更是在圣约的意义上。（B）试验期。若脱离行为之约，亚当的后裔将长期处在一种考验的状态里，不断具有犯罪的危险，然而此约保证，人如果在一段固定的时期内坚忍到底，就会得到奖赏，会在一种永恒圣洁至福的状态中获得确认。（C）奖赏或刑罚。根据此约的条件，如果亚当满足了此约的条件，他就会获得一种得到永生的正当权利。而且不仅是他自己，他全部的子孙也将分享这种祝福。因此，在正常的运作下，此约的安排对人类来说会有数不尽的好处。但是人有可能不顺服，从而推翻了此约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违背圣约的命令会导致死亡。亚当选择了不顺服的道路，自己被罪所败坏，在神的眼中成为罪人，最终受制于死亡的刑罚。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圣约代表，他的不顺服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后裔。神凭着自己公义的判断，将圣约的头所犯的第一宗罪行的罪咎，归算给一切与亚当有圣约关系的人。因此，他们就生在一种败坏、又有罪的状态下，这种与生俱来的败坏也包括罪咎。此教义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亚当的第一宗罪会被归算给我们，而他之后犯的罪或其他祖先犯的罪并没有归算给我们；此观点也确保了耶稣的无罪，因为祂并非仅仅具有人性，因此祂不受制于行为之约。

C.间接归算论。这个理论否认亚当的罪咎被直接归算给他的后裔，并且按照以下方式来描述归算：借着自然的生殖过程，亚当将天生的败坏传递给他的后裔，也只有在有分于亚当天生败坏的基础上，人也因着亚当的背道而被视为有罪。人们并非因为在亚当里是有罪的而天生是败坏的，而是因人天生是败坏的而被视为有罪。人的状况并非基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相反，人的法律地位是基于人的状况。最早拥护这种理论的是普拉修，之后年轻一点儿的费劬噶和韦内玛、若干新英格兰神学家、长老会中“新学派”的一些神学家，也都采取这种观点。出于以下几种原因，这种理论是可议的：（1）一件事情无法以它的结果为媒介。亚当的后裔在出生时所伴随的与生俱来的败坏，已经是亚当的罪的后果，因此不能被视为他们犯了亚当的罪的根据。（2）这并没有为亚当的罪咎和败坏传递给他所有后裔提供客观的根据。然而关于这一点，必然有某种客观的合法依据。（3）如果这种理论是前后一致的，它也应该教导，亚当之后所有世代的祖先的罪，也都间接归算给每个人，因为他们共同的败坏是通过生殖而传递的。（4）此理论也进一步假设，可以有一种不会同时伴随着罪咎的道德败坏，这种败坏本身并不会使人遭受惩罚。（5）最后，如果在亚当的后裔身上存在的、与生俱来的败坏，可以被视为其他解释的合法根据，也就不再需要用间接归算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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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ggers, Augustinism and Pelagianism, p. 88.

2. Brunner, Man in Revolt, p. 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