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护教者塔特尔（Fritz Tuttle）写道：“天主教会是唯一可以宣称是基督自己创立的教会的教会，所有其他教会若追溯其源头，其发源者都是人，例如马丁路德或约翰卫斯理，然而天主教会可以追溯其源头直到耶稣基督，他任命了圣彼得为第一任教皇。这一教皇脉络在两千年历史间几乎从未中断。[1]”这个主张暗示了罗马天主教比新教更古老，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马丁路德直到1517年才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加尔文直到1534年才归信新教。法国改革宗教会直到1559年才拥有第一个信仰告白。在每一种可想象的情况下，从功能上，罗马天主教都是西方（欧洲）基督教的唯一合法形态与确定的模式。

　　　但是古老不能使天主教正确，如果我们遵循这个逻辑，即使在救赎历史中，也会导向一些奇怪的结论。摩西比大卫年长，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出自以色列的这位伟大君王支派，是不够真实呢？毕竟大卫比领受十诫的摩西更年轻，摩西在以色列立国时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色列比教会更古老，是否意味着现代信徒在敬拜与侍奉神中，应当遵循旧约以色列的传统？或是基督教比犹太教更新，因此就没有那么真实可信？甚至在新约中，越古老越好的观念，也会使你在推理上画地为牢。保罗在耶稣之后，是否意味着保罗领受的启示与无误的写作，不如耶稣那么权威？换句话说，如果越古老越正确，那么我们就落入如高等批判学家一样的问题，他们宣称保罗是基督教的第二创始人。然而如果基督差遣圣灵启发保罗写作，那么保罗就如耶稣以及其他福音书作者一般真确。单单说某种事物更加古老，这是不能平息争论的。

　　　然而，更粗陋、更具误导性的教导，是声称罗马天主教是耶稣创立的教会。从技术上讲，耶路撒冷教会才是耶稣设立的团契，耶稣从未在罗马侍奉，他的所有门徒都是从以色列政治宗教中心的郊区开始侍奉。倘若有哪个教会可以具有什么地方优越感，那就该是耶稣实际向门徒传道的教会。但是罗马天主教并不承认耶路撒冷先于罗马，其护教者也不提东正教（耶路撒冷历史上曾经位于其中）先于天主教。从技术上讲，天主教并非起源于欧洲，而是起源于古代近东地区。基督教起源于一个东方的古老宗教，而非西方或中世纪的宗教。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天主教比西方基督教的新教主义更加古老，但是就基督教世界本身而言，天主教在东正教之后。因着某些原因，罗马天主教的护教者从未给自己的历史主张加上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尾。

　　　耶稣创立的教会是什么样的？

　　　达尼洛（Jean-Guenolé-Marie Daniélou）是一位法国耶稣会教会史学家，他因研究古教会史闻名。教皇约翰十三承认达尼洛的天分，任命他为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神学顾问之一。达尼洛与另一位法国天主教历史学家马鲁（Henri Marrou）合著了《基督教纪元》（The Christian Centuries），这是由两卷组成的基督教会历史书。这本书的开篇就质疑天主教是耶稣创立的教会这一主张。

　　　首先，达尼洛使用使徒行传作为理解教会早期历史的主要资料。耶路撒冷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第一次应用教会（ecclesia）这个词的教会，这些基督徒在私人住所中聚集敬拜、领圣餐。这些聚会经常举行，一般发生在周六晚上，也就是第八日或主日的开始。崇拜包括使徒的教训、圣餐以及祷告（2：42）。使徒行传也揭示了早期基督徒的经济组织（4：32），以及对接纳希腊信徒的质疑，以及任命执事照料希腊信徒中的寡妇（6：1-4）。达尼洛和马鲁评论说，教会依赖于长老的工作，并且任命雅各作为长老团体中的领导，他们甚至宣称雅各是“耶路撒冷集体的首领”[2]。”雅各既是“当地长老会的主席，又是使徒权柄的继承者”。这一主张与天主教的附加观点相悖，使徒行传这里没有证据支持彼得是使徒的首领。即便如此，作者没有提及教皇体系，也没有提到基督宣称要将教会建立在磐石彼得上（马太福音16：18）。很显然，按照有威望的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观点，耶稣在耶路撒冷设立的教会，其主教是雅各。

　　　论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形成之后，达尼洛和马鲁转向了基督教在巴拉斯坦地区以外的传播，主要是在犹太圈子内。他们论及撒玛利亚、安提阿、佩加以及路司得。当天主教终于引起了这些历史学家的注意，它也不是与彼得连在一起，而是与保罗。按照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观点，保罗于公元44年前往罗马。实际上，保罗的外邦宣教旅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基督教摆脱了一些起初的犹太身份，在耶路撒冷之外立足，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耶路撒冷随着主后70年圣殿被毁，其犹太生活重心的地位就败落了。即便如此，耶路撒冷仍然是教会第一次大会的所在地，这次大会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这意味着教会大会先于教皇制，如果有人想要追究孰先孰后的话。在这次大会上，起初的权柄架构显而易见。达尼洛和马鲁顺便评论道，彼得具有“一个特殊等级”。但对于教会的事工而言，这一等级架构包含两组人员。第一组是十二使徒，随着时间的推进，保罗也位列其中。这是所有基督徒都应当与之团契的团体。第二组教会治理人员是耶路撒冷的地方等级架构，即长老会，其中雅各是领头的。

　　　达尼洛和马鲁还写到了彼得与保罗在安提阿的重大对质，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间的张力显现。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回忆他“当面”指责彼得，因为他行了非常错误的事。保罗说，彼得在安提阿与外邦信徒一起吃饭，然而当雅各来到，他却停止了，因为他害怕那些奉割礼之人的指责。按照达尼洛和马鲁的观点，问题不在于彼得的怯懦（尽管他否认基督已经表明了这位使徒在压力之下倾向于怯懦），而是在于基督教发展的方向。保罗相信，教会应当从其犹太传统中脱离出来。但彼得却担心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引诱犹太信徒重归犹太教[3]。

　　　无论是哪一种，即使彼得的担心更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教会，保罗与彼得侍奉之间的冲突与指向，也对彼得是首任教皇、罗马天主教会是耶稣设立的教会这种历史观点，构成了各样的质疑与挑战。保罗的呼召是侍奉外邦人，他的罗马书表明了他对于外邦教会的关切。相较之下，彼得更倾向于早期教会的犹太社区。说彼得是罗马天主教最自然不过的主教，这实在是一点也说不通。诚然，当达尼洛和马鲁最终论到罗马天主教的起源时，他们承认：“关于尼禄逼迫之后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他们补充说，罗马天主教的早期教会领袖，几乎总是与彼得和保罗相关。即使到了第二世纪，除了历史记载对彼得和保罗都有记念，其中对彼得的记念更加突出之外，其他信息我们“所知甚少”[4]。

　　　如达尼洛和马鲁所承认的，教会治理体系出现于二世纪，在这个体系中，罗马的主教在等级上脱颖而出。他们写道：“从中很难看到什么.......不过是帝国首都在政治与个体上的重要性而已。[5]”然而，另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伯根科特（Thomas Bokenkotter）尽管没有完全不同意，却余下一定空间将罗马的权威解释为古代实际的社会和政治实际的一个功能。即使在罗马成为西方教会的大主教之外，伯根科特也不得不注意到，保罗对于早期教会权柄的记述，很难有支持教皇体制的余地。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论到了使徒、先知、教师、医治者和领袖。

　　　按照伯根科特的观点，保罗对于使徒的理解，包括耶稣亲自授命传福音的所有人在内。他还注意到，保罗承认耶路撒冷“母会具有一定的卓越地位”，但并未到削弱使徒自己权柄的地步。实际上，仔细查考新约中的历史记录，会发现，主教直到二世纪才出现。在那之前，一直是长老和执事组成了早期教会的治理架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需要一个人带领敬拜、举行圣礼，这一过程导向了专制主教的诞生，他们成为了“堂会的焦点”[6]。大约公元150年，这些主教成为常态，承担了信函往来的责任，在地区大会上代表堂会，并且具有决策权。他们参加了二世纪下半叶亚细亚教会的一些早期教会大会。

　　　直到后来，一些地方教会才在这些大会上比其他教会更具权威，这些“大主教教会”之所以获得更高地位，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例如，罗马的主教能呼召总会、主持会议，因此在地区比其他主教“被授予一定的优越性”[7]。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于325年举行，主教们公认有三个大主教教会——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罗马的优越性在于彼得和保罗建立了教会，以及它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和财富。可以肯定的是，伯根科特的观点并非要肯定“罗马天主教是耶稣建立的教会”这一教义性的声明，他对历史资料的理解表明，声称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原始形态，实在是谬论。罗马教会在其他教会中的地位，取决于许多历史环境，包括教会环境与政治环境。认识到这些发展是明白罗马教会只是成为西方教会的中心，而东方教会则有自己带有极大权柄的主教。同样也是认识到主教治理的模式，罗马居于西方之首，这是在彼得于基督升天之后的首次行动很晚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关于教皇至上的历史渊源，参见第四章。）

　　　非天主教的早期教会史学家，对于天主教的权威与地位可追溯到耶稣与彼得的观点，也持相当的怀疑态度。例如，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教会史学家霍尔（Stuart George Hall）观察到，罗马天主教的护教者经常用来反对新教的教皇至上的历史主张--即多样化与分裂是没有教皇的后果，这种主张有一个特征。按照霍尔的观点，为教皇制的重要性辩护的一位最早的拉丁教父，是迦太基富有争议的主教居普良，于三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期居住在北非。在罗马帝国250年前后的逼迫中，居普良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论大公教会的合一》（On the Un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这篇论文的核心是教会的普世性（大公性），意味着教会在范畴上是合一的。居普良的写作是为了反对危害教会的分裂，不论反对者是在罗马还是迦太基。保障教会合一的，是主教间的彼此承认，他们负责维系与捍卫从使徒传承下来的规条。换句话说，主教制或等级制为教会带来了合一与权柄。居普良在他的作品中特别额外地提到了罗马的主教，后来的教会律法师与神学家们将以此来证明教皇的优越性，教皇是教会合一的保障。这些教会官员与当代护教者未能囊括在内的，是居普良收回了他对罗马主教至高无上的宣称[8]。

　　　关于居普良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一为教皇的辩护是含蓄而非明确，几乎是耶稣升天与耶路撒冷大会大约两个世纪之后才出现。（霍尔补充道，教皇权威的第一个实例，直到第五世纪的利奥一世才开始出现，他遭遇了罗马帝国的西部沦陷，使用教皇制作为一个手段，处理罗马沦陷导致的社会紊乱。）早期教会可能因罗马基督徒处于帝国首都中的处境，而认为罗马的基督徒很特别，虽然照着帝王对教会的逼迫，认为信徒对罗马城怀有热爱实在是牵强附会（并非如非纽约人看待纽约一样浪漫）。但是罗马不是基督教的中心，并且随后只成为西方基督徒的中心，远远晚于一世纪。还有一点很重要，居普良写作为要反对早期教会中的不合一。也许教皇制保障了教会合一，尽管当代天主教的实践使这一观念落空（参见第十章）。也许在帝国的西半部，教皇制给了古代教会制度上的统一性。但是与罗马天主教是基督创建的教会这种主张相反--这也暗示了教会历史从第一天就具有秩序与合一，早期教会并不合一。组织架构上的合一直到五世纪才出现，并且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合一也更多是教皇自己的宣称，而非教会生活的实际。并且，对教皇权的观念，即认为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保障基督教世界的秩序，这种观念直等到十二和十五世纪才出现。宣称利奥一世或诺森三世（他宣称自己比欧洲的诸王更优越）的教皇权是发源于耶稣与彼得的关系，实在是一种过度的护教。

　　　凯里（J.N.D.Kelly）的《早期基督教教义》（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一书，一直是神学院学生学习古教会史的标准教科书。作为一名在牛津大学任教的英国圣公会信徒，凯里对早期教会的评论结合了信仰立场与学术严谨性。他对古代教会中教皇权威的评论是混杂的。一方面，在主教当中--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君士坦丁堡以及耶路撒冷，罗马的确居首位、有尊荣。凯里评论道：“教父时期，罗马的优越性是无可争议的。[9]”另一方面，尊荣与权柄是两码事，凯里认为，东方教会--耶稣与之有直接关联的教会——“从未将罗马视为教会的头与行政中心，更毋庸说是信仰与道德的无误准则了。”东方教会在抵制走罗马道路上也没有什么后悔。在这里，凯里检验了东方教会的神学家解释马太福音16：18的方式，这节经文将罗马天主教徒变为唯独圣经的拥戴者，仿佛一段圣经经文足以支持教会的教导。这段经文中，基督说彼得是磐石，教会将建造在磐石上，暗示了彼得在使徒中的领导权与首要地位。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甚至称彼得为“使徒的发言人、首领，全世界的领导者，教会的根基” [10]。即便如此，同样的一批古教父们很少将彼得视为比其他使徒更优越。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甚至将马太福音十六章中的磐石解释为基督，而克里索斯托认为基督不过是在说，他要将教会建立在像彼得一样的信仰上。有证据表明，早期教会，至少在东方，将彼得视为平等使徒中的首位。

　　　圣经权威之谜

　　　早期教会对于随后被用于支持教皇至上的新约经文的解释，引发了一个围绕着圣经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关系的奇怪困境。罗马天主教的护教者声称，教会先于圣经，或是主教们创造了圣经正典，与这种主张相反，历史证据表明，在教皇制成为西方教会的权威中心之前，教会领袖们就已经承认了新约的权威。据估计，到了二世纪后期，大部分教父都承认了大部分新约正典，即使直到四世纪，教会大会才特别确定了圣经正典的具体内容。与之同时，教皇的权威直到五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沦陷才变得明显，并且教皇至上、教皇无误的观念，直等到十二、十三世纪才出现。如果问题如许多天主教护教者所声称的那样，是孰先孰后的问题，那么答案很简单，使徒的写作在先，主教与教会人士行使权威在后。

　　　即便如此，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圣经将对主教的统治构成威胁，那么主教与大会为何要承认圣经权威呢？如果主教们相信是他们保障着教会的合一与真理，那他们为何还要创造一本他们相信是从神来的书，其中记载了基督的使徒的教训与作为，读者可以依照这本书来判断主教是否在跟随神的启示？如果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即使只是为了有益的目的，那么一本与他们的统治竞争的书，就是对等级架构造成挑战的存在--这正是马丁路德所做的，但也是保罗在安提阿指责彼得的方式。

　　　当你思考新约对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不容商榷的教导与实践所说甚少，这一困境就变得更加棘手。如果耶稣基督以外，有任何人在新约中居于主导，那就是使徒保罗了。他不仅比其他使徒著作更多，而且还还成为解释基督教与旧约关联的主要神学家。按照梅钦（J. Gresham Machen）的观点，耶稣自己并未仔细教导如何将外邦人纳入门徒之内。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在是微妙而复杂的，即使是使徒彼得也在这个问题上遭遇挑战，他不确定成为基督的门徒要如何对待妥拉的要求。但是保罗却提供了神学上的突破，梅钦说：“真实情况可能是，耶稣藉着他的救赎工作使得外邦宣教成为可能，但是发掘这一救赎工作的真实意义的任务，却落到了保罗的身上。”梅钦补充道：“外邦人的自由，以及特定犹太特权的废弃，并非由基督的话语清楚确立。[11]”因着这个缘故，教会仍旧需要“保罗划时代的工作”，他是教会的第一个神学家。

　　　使徒保罗的成就无疑挑战了将彼得视为第一任教皇、彼得为第一代基督徒带去教义上的稳固与组织上的合一的观念。实际上，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的叙述再次指出了保罗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的是，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分围绕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凸显了原初的使徒，包括彼得。但是这卷书的后半部分却追溯了保罗的宣教旅程。路加的叙事以罗马的保罗收尾，而非彼得。这位先前逼迫基督徒的人，如今发现自己在罗马坐监。但是除了这种记叙上的讽刺之外，新约中早期教会的故事从福音书以及基督的侍奉、教训、死亡、复活，随着基督的升天，转向了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保罗的宣教之旅。如果罗马和彼得处于早期教会的核心，并且对基督教的未来如此重要，那么为何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之后，对于彼得是如此显著地沉默呢？为何保罗在罗马书中甚至没有提到彼得？为何相较于保罗的复杂书信而言，使徒彼得的写作是如此之少？新约清楚地将保罗视为第一代基督徒的神学权威，而非彼得--他被假设要为他在罗马的主教后裔们树立榜样。

　　　还有一点不容错过，建立教会治理基本架构的任务，不是落到彼得肩上，而是保罗。教皇制以及教皇制对教会合一与整体教义至关重要的捍卫者们，很少注意到，当保罗在教牧书信中教导提摩太时，他一点也没有提到彼得这位罗马大主教或教皇。在《天主教与基要主义》（Catholicism and Fundamentalism）一书中，基廷（Karl Keating）诉诸于马太福音16：18解释彼得与教皇在早期教会中的角色，但是他对保罗或提摩太却绝口不提[12]。他未能看到基督升天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教会在真实历史中的拓展。保罗对提摩太的指教中的特别之处在于，如果你一开始认为彼得是神将教会建于其上的磐石，那么就会惊讶地发现，这段经文对于罗马的彼得只字未提：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人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提摩太前书3：2-7）。

　　　如果罗马的主教对于维系教会见证与合一是如此重要，人必定要认为保罗会指教提摩太要经常接受上级的监督。他可能也会告诉提摩太，要确保以弗所的其他教会领袖也尊重罗马教会的权威。但是保罗一点也没有这么教导，实际上，当他对提摩太也发出下段教导时，他听起来更像是新教徒，而非罗马天主教徒：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3：16-4：4）。

　　　正如保罗所设想的，圣经显然是牧养侍奉与教会监督的核心。他没有排列等级，讲述他作为使徒的地位，在哥林多后书中他甚至不愿意这么做。他也没有告诉提摩太要因为他是蒙拣选的使徒而顺服他的权柄。

　　　这会使你疑惑：对于早期教会而言，彼得是否真如罗马天主教所宣称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保罗不明白这一点，甚至没有表达出对于罗马在教会事务上的优越性的些许认知？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对于这位同样受圣灵启示，并且在地中海世界建立教会的使徒而言，彼得与罗马的地位实在是没有那么核心。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马利亚无罪论与升天论，这是在教皇权柄的庇护下宣称的唯一两个无误教义之一。如果这些关于马利亚的教义对于福音书和基督徒的奉献如此至关重要，那么为何保罗、彼得和约翰在他们写给初期教会的书信中，对马利亚只字未提？在新约历史叙事之外，圣经作者从未提到过基督的母亲，这是一个惊人的沉默，因为马利亚的虔诚对于罗马天主教徒而言至关重要。为何早期教会在我们拥有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同样是启示与无误的）中，从未从使徒收到过关于崇拜马利亚以及马利亚人生其他方面的教导，以至于她能从基督的其他门徒中脱颖而出？这是又一个沉默即振聋发聩的例子。

　　　在多次重复的“教会先于圣经、而非圣经先于教会”的主张背景下，罗马与新约之间的对照变得更加明显。通常接下来的宣称便是，新教徒只看圣经，而罗马天主教徒则追随初期教会的榜样。在宣称罗马不高举任何权威高过圣经之后，改信天主教的克罗斯（Bryan Cross），也是天主教护教者和神学家，接着指责新教未能与初期教会保持一致：
　　　“然而，如果我们允许初期教会告诉我们，教会在救恩论上具有什么原则，我们会发现，例如，教父之间存在压倒性的共识，我们是透过洗礼重生的。我们也发现特利腾大会与第二次奥兰治会议之间存在完全的共识......当我们查看新教徒所谓的“唯独信心”的经文依据时，我们发现它们不必要按照新教的方式解释，当按照教父们传承下来的使徒传统去解释时，我们发现它们不仅与传统相容，而且在传统中变得更加容易理解。”[13]

　　　克罗斯未能考虑到，圣经既是初期教会，又是神的话。你怎能找到比新约圣经本身更能代表初期教会的东西呢？新约的内容不仅反映了最重要的第一批基督徒的观点——即主教们宣称继承了其权柄的使徒，而且还反应出，初期教会视这些经文为神的话。

　　　为了得到“基督建立的教会”这一衣钵，罗马天主教徒要么选择忽视历史，要么忽视使徒书信为起源问题带来的挑战。如果罗马天主教是最原始的基督教，那么圣经为何对天主教徒认为的重要教义毫不在意，即教皇无误以及马利亚的永久童贞？如果使徒统绪对于主教们的权柄而言如此重要，为何同样的一批主教更看重他们的教导与使徒们的权威写作保持一致？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其中一些发展是有益的，也有些发展是有害的，尽管教会方面承认错误对于天主教而言一直是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宗信条（如威斯敏斯德信条）会加上：“自从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教会总会或议会，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特别的，都有可能犯错误，而且有许多已经犯错；所以不可用这些会议所规定的，作为信仰与行为的准则，只可用来帮助二者”（31.4）。但是按照罗马天主教护教者的解释，早期教会只是领受了基督的教训，没有任何问题就传承到未来。也就是说，教会一直愉快行进，直到那些反对者、那些新教徒出现，破坏了中世纪教会与初期教会一脉相承的和平与和谐。

　　　那些想要以这种方式看待历史的人，未来或许可以创作一部好莱坞电影剧本，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罗马天主教诉诸于历史，不仅没有解决争论，反而导向更多问题。天主教比新教多出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还有更多解释要做。历史并不总是令人放心或舒服，如果历史有什么果效，那就是使得绝对与权威的宣称看起来更加令人质疑。

注解：
[1]塔特尔（Fritz Tuttle），“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了一个有形教会”（Jesus Christ Established a Visible Church on Earth），EWTN 全球天主教网，http://www.ewtn.com/FAITH/TEACHINGS/churb1.htm.
[2]达尼洛（Jean-Guenole-Marie Daniélou） 与马鲁（Henri Marrou），《基督教纪元》（The Christian Centuries），第一卷：前六百年（The First Six Hundred Years），伦敦达顿出版社（Darton）1978年出版，13、15、16页。
[3]达尼洛与马鲁，《基督教纪元》，32页。
[4]达尼洛与马鲁，《基督教纪元》，51页。
[5]达尼洛与马鲁，《基督教纪元》，110页。
[6]伯根科特（Thomas Bokenkotter），《天主教会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纽约双日出版社（Doubleday）2005年出版，第33页
[7]伯根科特（Bokenkotter），《天主教会简史》（Concis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第35页。
[8]霍尔（Stuart George Hall），《早期教会的教义与实践》（The Doctrine and Practice in the Early Church），大急流城艾德蒙出版社（Eerdmans）1992年出版，90-91页。
[9]凯里（J． N．D．Kelly），《早期基督教教义》（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纽约哈珀出版社（Harper）1958年出版，406页。
[10]凯里，《早期基督教教义》（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407-408页。
[11]梅钦（J．Gresham Machen），《保罗信仰的起源》（The Origin1 of Paul＇s Religion），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1921年出版，13、15页。
[12]基廷（Karl Keating），《天主教与基要主义：“圣经基督徒”对“罗马主义”的攻击》（Catholicism andFundamentalism：The Attack on ＂Romanism ”by“ Bible Christians”），旧金山伊戈那丢出版社（Ignatius Press）1988年出版，209-211页。
[13]克罗斯（Bryan Cross），“真实与虚假的改革：简要回应改革倡导者的宗教改革结束了吗：福音派信仰陈述”（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Reform： A Brief Response to Reformanda Initiative’s Is the Reformation Over： A Statement of Evangelical Convictions）， Called to Communion博客，2016年十一月3日，http://www.calledtocommunion.com/2016/1/authentic-and-inauthentic-reform-a-brief-response-to-reformanda-initiatives-is-the-reformation-over-a-statement-of-evangelical-conv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