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神迹的定义

“正如所有的讨论一样，我们首先要对用语的意思有清晰的了解。除非,论者对于‘神迹'一词的意思达成共识，否则争论神迹到底是否可能甚或可信，都不过是打空气而已。”(Huxley,WTHH,153)。

我们界定神迹为神在世界中的特殊作为。由于神迹是神的特别行动，惟先有可以施行神迹的神存在，神迹才有可能发生。

2B.基督教所理解的神迹

根据祈理富(Peter Kreeft)的观察，比较起其它宗教信仰，基督教中神迹所占的角色，可算十分独特：

神迹之所以重要，因为神特意使用神迹来建立、坚固他的教会。

事实上，基督教中所有重要而独特的元素，都是与神迹有关：创造、启示（首先向犹太人)、颁布律法、预言、道成肉身、复活、升天、主再来，和最后的审判。

若从伊斯兰教、佛教、儒教或道教中将神迹抽出来，它们大概没有两样。若将神迹从基督教中抽离出去，你会发现所剩下的，只是大部分美国基督徒每周从讲坛所得的陈腔和老调而已。再没有独特性，再没有理由成为基督徒，倒不如信其它罢了。（Kreeft,CMP,273)

斯普劳(Sproul)、格斯纳(Gerstner)及林斯利(Lindsley)也认为神迹与基督教的彰显是不容分割的。“技巧上来说……神迹是可见、外在的，无论归信与否皆同样可见；神迹更带着叫人信服的能力，纵使不是叫人归信的能力。肯定地说，特别是在护教的层面而言，可见的神迹与基督教不可分割,无论任何人相信与否、归信与否，抑或是否曾经历内在‘神迹'与否，这些神迹都是有力而可信的。即使所有人都定意拒绝接受神迹，神迹的征据仍然彰显出来。”(Sprmil,CA,145)

3B.在神迹与超自然领域内，科学的限制

苏利文（ J .W.N.Sullivan)在其者作《科学的限制》（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ce)中说,自从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Special Th eory of Relaivity ， 1905),普朗克(Planck)致力研究“黑体辐射”后，科学家正面对着“在一个未有人迹、毫无障碍的宇宙中，所谓自然律的变迁。”(Su ll ivan,TLS,79)

苏利文写道：“所谓的现代‘科学革命'所包含的事实，即统领了科学界近两百年、牛顿式的观点已经不再够用了。这是一个以不同观点来代替的进程，虽然这重建的工作尚末完成，有一点却十分清晰：新观点的哲学含义，已经跟旧有的很不同。”(Sullivan,TLS,138)

摩奶（JamesR.Moore)在《给顽固者的基督教信仰》（ Christianity for the Tough Minded,edited by John Warwick Montgomery)—书中补充说：“今天科学家得承认，没有人对‘自然律'有充分的认识,足以令他肯定某些事情是必然违反‘自然律'的。他们也同意，个人‘非统计学'的时间样本和空间样本,根本不足以作为基础，在其上对整个宇宙的本质作不变的综论。今天，我们所谓的‘自然律'，不过是我们对于自然现象的归纳、统计式的描述而已。”(Moore，SC：TPC,79)

孟沃华表示,反超自然主义的立场，同时在“哲学上和科学上是不负责任的。”首先，哲学上来说，“因为仅次于神的位置的人,没有一个能知晓宇宙的一切，以致能先设地否认神迹的可能。”其次，在科学上来说因为在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年代(与牛顿式的绝对事物完全不同,后者有着休谟建构其经典的‘反神迹论据宇宙对所有可能性都是开放的，‘任何企图表明宇宙因果律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Max Black,Mo del s and Metap ho r)。惟有对于一枉神迹事件具经验性的见证，作慎重的考虑，才可以发现这事情究竟是否曾经发生。”(Montgomery,CFTM,32)。

在《历史与基督教》(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书中，作者续有过论：

然而，现代人可以接受像复活这一类“神迹”吗？答案或许有点儿令人感到意外：我们之所以可以接受复活，正因为我们是现代人，就是生活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年代的人。我们不再像生活在牛顿的时代，宇宙不再是一个安全、可以预计得到的游戏场所，我句通晓当中所有的规则。自从爱因斯坦以后，再没有人可以因着对“自然律”的认识，有权排除其它事情的可能性。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曾否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按事实来说，这事是否曾经发生。因此,“神迹”的问题必须按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解决，并不应作哲学上的推敲。（Montgomery,HC,75-76)

孟沃华继续说：“还要留意，一件未经证实的‘神迹'对历史学家而言并非什么新鲜事。所有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测试它的事实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测试其文献的来源,这也是我们一直使用的方法。历史学家不能归诸于封闭系统内的自然因素，因为，正如康奈尔(Cornell)逻辑学家布莱克(MaxBlack)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原因'这概念是‘一个奇特、非系统化而又不稳定的观念'（Mo dels and Metapho rs,p.l69) 。 ”（Montgomery，HC,75-76)

著名的形式鉴别者泰莱(VincentTaylor)对于过分教条化地处理神迹事件，提出警告：

现在仍以“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来处理问题，实在是过时了，这一类讨论是不会再出现的了。跟以前相比，科学对于自然律采取了更谦卑、更真诚的态度。现在我们晓得现有的知识可以用“自然法则”来轻易概括。自然界并不是个“封闭的系统”,神迹也不是强行“介入”一个“已建立好的秩序”之内。在过去的50年，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后来发现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令我们感到吃惊。在我们有生之年，原子已经可以被分解，科学家亦已承认宇宙“像是一种伟大的想法过于一部巨型机器”。当然，这些观点的改变并没有为神迹事件“加分：',但却表示只要在合适的环境下，神迹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是科学的信念，或是哲学性的教条，都不能挡路。（Taylor,TFGT13)

4B.休谟的哲学理论

1C.休谟的立场

神迹违反自然律，由于自然律是经由肯定、不可转变的经验所建立的，从本质上来说，神迹的证据是在可想象的经验以外的……倘若是出于自然原因，就算不上是神迹。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因故去世，这算不上是神迹；……一个已死的人突然又活过来，这必然是神迹了；因为这是在任何年代，或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发生的。因此，必须有一种统一的经验排拒每一桩神迹，否则这些事件就配不上这称呼。（Hume,ECHU，126-27)

2C.反驳

休谟并没有好好衡量神迹的证据，却在玩弄统计数字的游戏。贾斯乐(Geisler)这样指出：

休谨并没有真正衡量神迹的证据；相反，他添加了反对的论证。由于死亡不断重复出现，复活却只曾极少数发生，休谟只是将所有死亡数字加起来，排拒极少数所谓的复活事件，从而拒绝接受后者发生的可能性……然而，这却没有衡量究竟如拿撒勒人耶稣……是否曾经从死里复活的证据。这不过是将其他人死后却没有复活的事例加起来，并使之成为拒绝接受人死后可以复活的证据……其次，这种论点将证据的数量和可能性等同了。这即是说，我们应该相信最有可能发生的（即“少数服从多数”）。然而，这是愚不可及的。若根据这种基础，一个掷骰子的人永远不会相信自己第一掷便能掷出三个六点，因为这一种情况的机会率是1,635,013,559,600：1!休谟看来忽略了，聪明的人将信念建基于事实，而非单建基于不平凡的事上。有时候某件事情非常“奇特”（基于过往的观察），但该事件的证据却是很可靠的（基于现今的观察或可信的见证）。休谟的论点混淆了证据的数量与质量。证据是要衡量的，而不是要加增。（Geisler，MMM,援引于Geivett,IDM,78-79)

此外，休谟亦混淆了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与科学家在确定科学定律时候的可能性，两者是有所分别的。正如纳殊(Nash)指出：

批评休谟的人均指出，他的论点建基于对可能性有缺憾的观点之上。重要的是,休谟将历史事件中如神迹的可能性，等同于确定科学定律时候的可能性。对于科学定律而言，可能性是与事件出现的频密程度有关；科学家观察到在相似的环境下有愈多相似的情况出现，他们所确定的科学定律便愈是正确。然而，历史事件（包括神迹)却不同；历史事件是独特而不可能重复发生。因此，将历史事件（包括神迹)如同科学家确定科学定律可能性般看待，实在是忽略了这两种事物，基本上是不尽相同的。（Nash,FR,234)

休谟认为 “ 倘若是出于自然原因，就算不上是神迹”,另外一个强烈反对休谟这种立场的人，就是鲁益师(C.S.Lewis)。鲁益师中肯地响应休谟所坚持的：“当然,倘若真有一种反神迹的‘统一经验'，那么我们是可以同意休谟所说的；然而，这情况却从来未有发生，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发生呢？不幸的是，惟有我们知道所有神迹的报导都是虚构的，这种经验才算是统一。然而，我们要肯定地知道所有神迹都从没发生，才可以肯定所有神迹的报导都是虚构的。事实上，我们是陷于循环论证之中。"(Lewis,M，105)

“一位具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当面对神迹故事时，通常都会将这些神迹故事搁于一旁……为使这过程合理化，他或会仔绌地诉诸休谟所提出的理论：‘神迹在本质上是绝对不可能'，或要经证实的事件‘在所有具理性群众的眼中……本身已足够成为反驳的理据。'”(Flew,M,援引于Edwards,EP,351-52)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循环论证：神迹若是不可能的话，则所有有关神迹的报导都必定是虚构的；因此，神迹是不可能的。

韦斯法(Merald Westphal)在《历史学家与信徒》（ The Historian and the Bleliever )—文中写道：

要是神存在的话，神迹不但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甚工、，时每刻都真实地可能。唯一左右这种情况实现的可能就只在乎神的旨意（神学家指出，当科学知识认定神迹在理性上是不可能的时候，这不过再一次肯定科学知识让我们知道个中的限制，这一种限制却是神所掌管诉）。由于已带出了有关道德的问题，人有可能质疑这肯定在知认性上是否完善。跟身处的世代建立和平的关系，是否能以任何代价来换取？（Westphal，THB，280)

在我们谈及研究历史的正确进路之先，我们必须反驳相对论者的论点。

IB. 反驳相对论者的论点

IC. 历史并不可以直接观察

贾斯乐解释何谓客观倘若‘客观'是指绝对的知识，则没有一名历史学家可以是客观的。这是我扪可以肯定的。另一方面，如果‘客观'是指理性的人都能接受、合宜但容许修正的见解，则仍有迈向客观的空间。"（Geisler，CA,290,粗体字为原有标示）

在响应相对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比科学家较逊一筹时,克雷格（WilliamL.Craig)写道：

首先，认为科学家常常能直接接触他的研究对象这想法是幼稚的，科学家不但在他自己的研究上主要倚赖其他人的研究报告（有趣地，这些报告往往被视作历史性文献），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更通常只可以间接接触到，尤其在高度理论性的范畴(如物理学）上。

其次，历史学家不能直接接触过去，但他却可以直接取得过去的剩余遗产，即真正存在过的东西……例如历史学家可以直接取得探究对象的考古资料。(Craig,RF,176)

因此/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一样，能判断过往确实发生了什么事,二者均不受能否直接取得原本事实或事件资料的机会所影响。”(GeiSler，CA，291)

2C.残缺不全的历史记载

费希尔(Fischer)指出这论点中的谬误：“相对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因为所有历史记载都必然是一些片断，即并不完整，所以它们也必然有部分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记载可以是客观真实的记载；它不会是事实的全部。”(Fischer，HF,42)

贾斯乐补充：

历史记载残缺不全的事实并不影响它的客观性……历史不会因为它倚靠残缺不全的记载，而不及地质学那样客观。科学知识也是一些片断，倚靠假设和一个整体的框架，而在发现更多事实后这框架就会被证实是不足够的了。

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去看，无论在填补事实与事实间的空隙时遇到什么困难，人一旦对世界作出哲学性的假设，有关客观的问题普遍已被解决了。假如神存在，整幅图画已然完成；历史的事实只是在其意义上加上细节罢了。（ Gei sler,CA,292-93)

3C.历史研究方法的选取性质和历史事实的解释性结构

“即使历史学家必须选取历史材料,也不一定使其历史全然主观。陪审员也可以在没有全部证据下,以‘无合理疑点'作出审断。倘若历史学家有相关和重要的证据，便足以维持客观性。人毋须先获得全知，才可以认识某些事物。”(Geisler,CA,293)

4C.历史学家不能避免作价值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使历史的客观性变得全然不可能。客观性只是指公平地对待事实,即是说，尽可能将发生的事情如实地报导出来。此外，客观性也是指当人理解事情发生的肇因时，历史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必须与当时代背景的价值相吻合……当一旦决定了世界观，价值判断并非不讨好或纯粹主观；事实上,它们更是必要的,被客观地要求的。 ” ( Geisler,CA, ,295-96,粗体字为原有标示）

5C.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世界观的产物的确，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他们的时代的产物，贾斯乐说：“这并不是说，由于历史学家都是他所属时代的产物，因此他笔下的历史都属该时代的产物……批评将知识的内容，与获取知识的过程，两者混淆了。这同样将观点的形成与其验证混淆了。人得出一个假设并不一定与他如何建立这假设的真实性有关。”(Geisler,CA,296-97,粗体字为原有标示）

费希尔同样指出：“获取知识之途径与该知识的真确性实在有混淆之处。一名美国历史学家可能像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般，声称美国在1 7 76年宣布自英国的管治中独立。这句话是真实的，无论说这话的人有何动机。另一方面，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可能抱着爱国热诚，坚称英国在1776年从美国的管治下独立。这宣称是错误的，永远都是错误的。”(Fischer，HF,42)

6C.材料的选取和编排在于历史学家

论到或会因为成见、偏见或热情而影响历史的客观性，历史哲学家沃尔殊(W.H.Walsh)曾经说：“许多时候我们都有怀疑，究竟这种类型的偏见能否成为获取历史客观性的严重障碍。因为我们大抵都应该从个人经验中知道，这种偏见是可以更正的，或一定程度上是可容许的……我们固然坚持历史学家必须努力摆除个人的成见，且要谴责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历史学家。”(Walsh,IPH,101)

即使哈维(Van A.Harvey)也曾说：“然而，我们也可以质疑，倘若客观性是指一个人直至有足够理由相信一件事情之先，不对该事情作判断的话，热情与客观性是否必然互相排斥？难道一名当法官的父亲发现儿子被控犯罪以后，相对于其他与这案不相干的人，这名父亲在寻找真相时候就不能够保持客观吗?”(Harvey,HB,212)7C.总结：历史能建立些什么？

我们总结说：“惟有无限的智能,才可以有绝对的客观。有限的智能必然满足于系统 化 的一致性,即是说，按着已建立好的参照标准来尝试重抅过去；这参照标准已经全面而一致地把所有的事实,跟它原有的整体的纲要整合起来；而这尝试也是公平和可以修正的。”(Geisler,CA,298)

“ 除非人可以不倚赖事实本身，而去处理这个问题：究竟这是有神的世界或是无神的世界，否则根本无从决定历史客观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倘若有足够理由相信一种有神的宇宙……那么，历史的客观性是可能的。只要整体的观点已经建立好,余下的不过是找出跟整体系统最一致的历史观点而已。即是说，有系统的一致性是对历史事件，甚或科学事物的一种客观性测试。”(Geisler，CA,298)

2B.批判方法

尔朗根派(Erlangen)历史学家史涛弗（Ethelbert Stauffer)为应该怎样处理历史提供若干建议：

当我们（作为历史学家)遇上有违我们所有期待、或是我们所有信念、甚至是我们这时代对真理的整全理解的经验时，我们会如何响应？我们应像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那样说：“这肯定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能呢？对于一位具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Stauffer,JHS,17)

1C.沙夫

历史学家沙夫(Philip Schaff)补充说：

历史学家的工作并非是按他预先构想的理念来建构历史，也不是把历史调节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乃是按最好的证据，将原来的史实写出来，然后让这些史实自己陈明一切。（Schaff,HCC,Vol.I.,175)

2C.赛德

赛德(Ronald Sider)是坦普尔大学(TempleUniversity)弥赛亚学院历史系教授，他细述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处理假设：

当一位具批判性的历史学家发现事件真相的证据，强烈有违他的期望，并且与真实自然的一面相反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他必须依循他批判过、分析过的材料。一开始即从哲学假设出发,认为神迹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并不科学。除非我们可以摆脱这种单方面的假设，否则历史的诠释不过是宣传而已。

对于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事件，我们有权要求好的证据；然而，我们万不要以有限的经验，来妄下判断。（Sider,ACE,31)

3C.孟沃华的总结

孟沃华总结说：

我们没有权利一开始即假设耶穌不过纯粹是一个人而已。明显地，我们的总结不过反映了个人的假设，却并非反映圣经文献的真实内容。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同意与否，也必须客观地尝试发掘耶穌的图画，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所描绘的那幅图画。我们的问题倒不是在于耶稣是否被描绘为一个人。事实上，今天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因为许多记录都说耶穌曾饥俄、疲倦，他曾流泪，他曾受苦且死亡。简单而言，他就是一个人。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耶稣是否被形容为不过是一个人而已。(Montgomery,HC,48-49)

3B.合宜的探究

一位具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应该“按着个别事件的证据,去决定那些声称为神迹事件的历史性 。 ”(Sider,THTMPNM,313)

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对于上述历史性寻问的应用,是非常有利的。赛德教授指出：“科学对大自然规律的描述，对发展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去处理一切不寻常事件的报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按着某个科学范畴的规律，某件未被证实的事件出乎我们意料时，‘红灯就壳起来了'（ H a r v ey，“ The Historian and the Believer, ”p.225)。”(Sider,THTMPNM,314)

及至于此，我们必须严谨地探索并小心地验证该事件的资料。

举例说，对于耶稣的复活，一位具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会寻找证人，确定耶稣钉十架后死亡的事实，检查埋葬的一切程序，并确定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和空坟墓的报告。然后他会考虑每个对于以上资料的可能解释。这时候他可能希望细察其它旁证，从中作出合宜的结论。

历史学家不能够证实复活和空坟墓是神的直接介入。赛德指出：

历史学家按着历史学家的身份，当然永远无法证明一件不寻常事件是不能以自然因素说明，也不会说它是基于神的直接工作（该历史学家顶多会说，那事件的证据足已支持他确定事件的历史性，即使那事件不能以现有的科学知识来说明）。但他永不能排除未来科学知识能够解释那事件，那只是其中一个恒常的模式。〔参Patrick Nowe]l-Smith，“Miracles,”in New Essays in Phil osop hia c l Theology ed.A.Flew and A.MacIntyre(Macmillan,NewYork,1964)，pp.243-53,尤参p.245〕。然而，该历史学家无法证明那不寻常事件是一件“神迹”，并不阻碍他对其真确性的判断。在拿撒勒人耶稣未被证实的复活事件中，该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证明神使耶稣复活，但如果他认为证据足够，他可以作迚结论说，在第三天耶稣可能活着。（Sider , THTMPNM,317-18)

只有在得着足够证据，证明“在第三天耶稣可能活着'才能下定论。

俄尔警告我们：“无论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当然,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些信念的），我们在道出辩证时，必须尽量保持思想上的绝对中立。我们必须尝试单看事实的本身，如果出现差异，就要加以留意。如果事实驱使我们假设这宗教有一个特别的源头,就让它在寻问的过程中显露出来。”(Orr,TPOT,14)

他继续说在任何事件中，最终的测试都会找出事实来。“（ Orr ， TP0T,14)

拉德(George E.Ladd)在谈及无法以自然法规来重述耶稣的复活时，指基督教信仰坚称：

基督的复活，是一件在历史时空、在人类中发生的事件，没有历史性的解释和因果关系，却是神无中介的直接行为。事实上，如果历史学家可以纯粹按着人类知识去解释耶稣的复活，那些持守福音信仰的人所要面对的问题,将会带来严重的损害。然而信仰并非在黑暗中跳跃，并非不理性的轻信，也并非违背证据和理性的信念。信仰是在历史事实中、符合证据并基于证据的信念。要相信耶稣复活，便没有可能不相信他的死亡、他的埋葬和门徒的见证都是历史事实。（Ladd,TNCT,187,粗体字为原有标示）

拉德总结：“如果历史鉴别学可以证明救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没有发生,任何福音信仰都不可能成立。如果历史批判家能够证明耶稣从来没有从玟墓里复活过来,基督教信仰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圣经本身已经肯定了这一点。（林前十五12-19)”(Ladd,TNTC,86)

基督教所相信的就是神介入历史。当我们去分析个中原因时，便知道这些介入和行动超越了自然的一般解释。作者坚定地相信一位永活的神在历史中工作，明显地是超越 “ 入一般的解释”。

今天，人却为历史添上一狭隘、自然主义的定义，将神撇除开去。潘宁博(Wolf-hart Pa nn enberg)说：“倘若历史的研究能离开教条法则的定见,以为所有事件都属同一种类，并且同时对其进程保持批判性，则要确立耶稣复活的历史真实性，原则上未必是没有可能的。”( Pannenberg ， RAH ,264-65,粗体字为原有标示）

何恩（Robert M.Horn ， The Book That Speaks for Itself ， 蒙Inter Varsity Press,Downers Grove,Ⅲ.允许使用)很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在处理历史时所存的偏见：

坦白来说，凡否认神存在的人，自然也不信圣经。

认为神不会生子的穆斯林信徒，也不会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记载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

有些人相信神是没有位格的，而是一位终极者、是存在的理由。这些人自然也拒绝承认圣经是神的自我启示。他们认为，圣经不可能是“我是自有永有的”者所说的话。（出三 1 4)

有些人认为超自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自然也不会相信圣经教导说,基督从死里复活。

亦有些人认为，因着人的罪性，神不可能将真理无误地传给人。所以，他们视圣经（至少某部分来说）不过是人的著作而已。（Horn,TBTSI,10)

沃斯(Geerhardus Vos)对反超自然主义的进路有精辟的分析：

历史研究成为现代反超自然主义者很有力的工具。由于要严格保持中立，并矢志寻求真理，历史研究致力反对圣经历史中所有著名的神迹事件。它将圣经历史重写，从记载中删除一切超自然元素。它对每一项神伟大救赎作为的历史真实性，都深表怀疑。在这里我们毋须说，在护教学上我们对于以上的攻击已获得答案，就是让着重知性的信徒都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然而，大部分基督徒都不能分辨哪些是早经鉴定的事实，哪些是历史性的建构；在这些建构中事实已被操控，它的解释又是由前设的哲学原则所塑造出来的。大部分人习惯视历史为事实的领域，是卓越的，仅次于能绝对肯定其具体研究成果的纯科学。无论是在历史性的辩论中，或是在哲学性的解释中，要他们把早已下定结论的自然主义的前提辨识出来，并不容易。因此，一般大众很容易就会感到被一连串无可辩驳、反对圣经事实的证据所挑战；而事实上他们被迫接受的，是那些用来指控圣经的哲学思想。因此，在许多阵营中出现了不安的感觉，关注到某些事件的历史性基础，而这些事件正是被基督教视为信仰根基的。（Vos,BT0NT,293)

布特曼是最激进的形式鉴别学者，他论到客观性是必须的，并且须要将假设予以摆脱：

正因为这原因，对于所有科学都要求摆脱前设的束缚，要求不偏不倚地研究进路；对于历史研究亦如是。历史学家绝对不容许在研究中先下假设性的结论,也有责任避免受他个人对这结论的喜好影响他的研究。（Bultmann,HE,122)

布特曼继续在他的著作《存在与信仰 》（ Existence and Faith )中坚持这想法：“对于能否不带假设去释经这问题，如果‘不带假设'就是‘不先假设释经的结果',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在这观念中，不带着假设去释经不但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

布特曼以另一种说法去强调他这论点，就是没有不带假设的研究。他断言 ： ”然而那唯一不能放弃的假设，就是探问文本的历史方法。”(Bultmann,EF,289-90)对于不带假设的学问，瑞典籍学者厄兰森(Seth Erlandsson)说：

在坚持不带假设的同时,我们必须假设圣经与人类其它文学作品有同一本质。这声言不单表示圣经是以人类的语言写成，并拥有人类文学中的文学技巧与表达；更假设圣经“像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一样，都会有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而且有关圣经的一切，包括意识形态的内容，都经过人力的模塑，而世界的因素就成为其圆满的解释。如果有另一个世界的因素介入，就不能按着历史角度去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假设这另一个世界的因素（如果真的存在），只利用了这世界的因素（以致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按这些这世界的因素去完全解释了）。(Sullivan,TLS,8-9)

厄兰森认为即使是那些提倡不带假设的人,仍然存着假设去研究圣经。

我坚持认为若使用历史性的研究方法，正如布特曼为历史研究法所作的定义——其结果在一封闭的连续体内，排除超越性的干预，那么，那些假设将无可避免地假设了研究的结果。

俄尔正确地总结在研究中若先假设以色列的宗教特点只是一些可解释的自然因素，当中不牵涉更超然的因素，就是为整个问题先下了判断。 （ Orr，TP0T，13)对于激进的批判者来说，神迹的存在是抹杀其历史性的有力证据，或至少足以推翻“见证的可靠性”。

有人或许跟塞斯(A.H.Sayce)—样，想到“如果新旧约圣经中没有记载神迹，还会否有这么多人热衷于质疑两约内容的真确性，便肯定成为疑问。”(Sayce，MFHCF,126)

基督徒绝对不能容许“现代历史学家”或“激进的批判者”去决定其“信仰领域的限制……相反，基督教神学必须承认历史性批判方法是理性的产物,是建基于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上。”(Ladd,TNTC,190)

若论能力与学识，激进的批判者绝不逊色。问题不在于他们对证据缺乏认识,而是他们的释经法或圣经批判的方法，都建基于他们的世界观。

格哈森(Birger Gerhardsson)曾适当地指出研究结论的真确性，取决于其第一个原则的真确性。”(Gerhardsson,TTE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