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考古学对圣经鉴别学的基本贡献

在考虑持消极论调的圣经鉴别学之前，能够了解一下考古学这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圣经鉴别学所作的贡献,将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有些评论家的观点在一开始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仅仅是一些考古发现就可以排除他们所持的理论。

以下是考古学对圣经鉴别学所作的其中一些贡献：

1B. 考古学加深对文本的“科学研究”

考古发现对于手稿的分析、技术性词汇的理解,以及更可靠的原文词汇分析，都作出了贡献。

2B.考古学对鉴别研究的成果进行检验(激进与保守）

奥林斯基(H.M.Orlinsky)在《古代以色列》( Anci ent I srae l )—书中，探过了一种新观点，这新观点是有关由激进的鉴别研究造成的负面结果。“愈来愈多的旧观点逐渐被新观点取而代之。原来的观点是，除非能够通过圣经之外的事实证据来证明，否则圣经中的材料是可疑的，甚至极有可能是谬误。但是新的观点认为,除非有圣经之外的证据来证明它是谬误，否则圣经中的事件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 (Oriin-sky,AI,6)

犹太革新派学者葛鲁克(Ne lson Glueck)断言：“有必要强调，在所有的考古发现中，没有一个质疑获得普遍接受的圣经说法。”(Glueck,援引于Montgomery,CFTM,6)

格罗伯(L.H.Grollenberg)补充说考古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许多有关圣经经文的背景研究。“(从前的文献鉴别者的)这些观点是因草率地应用进化论的模式、完全单基于经文鉴别学而产生,都得考古学家的工作，现代的学者得以跟古以色列的真实世界有更加近距离的接触……今天……许多学者对创世记第十二至五十章的出色叙述重新燃起信心……族长们的故事必定是基于历史记录。”(Grollenberg,AB,35)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鲍曼(Raymond A.Bowman)认为，考古学有助于提供一个圣经与假说之间的平衡。“大部分圣经的记录得到证实,使人对于圣经的传统产生了新的敬意，同时对于圣经历史也产生了更加保守的观点。”(Bowman,0TRGW,援引于Willoughby,SBTT,30)

奥斯德(A.T.Olmstead)在《历史、古代世界与圣经》( Hi sto r y, A nciert World ， and the Bible )—文中谈到底本假说的出现：“当旧约高等鉴别学者把时间花在他们那愈来愈细致的分析中时，对于事实记载采取不可知论态度的亦愈来愈多。在近东令人兴奋的发现令这种态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Olmstead，HAWB，13)

奧泊莱(W.F.Albright)在“考古学与圣经鉴别学"（Archaeology Confronts Biblical Criticism)—文中写道：“考古资料和铭文资料证明了旧约中无数的章节和论述的历史真实性。”(Albright,ACBC,181)

考古学并没有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它只是证实了一顶叙述的基本历史真实性。它可以显示某顶特定事件和其所宣称的发生时间互相吻合。赖特（G.E.Wright)写道：“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证明亚伯兰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证明，他的故事所反映的生活和时代,跟主前二千年时期完全吻合，但是与之后的任何年代都_无关系。"(Wright,BA,4 0 )

耶鲁大学的伯罗斯(MillarBurrows)认同考古学在证实手稿真实性方面的价值：

圣经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考古学的证据支持。整体来看，挖掘的结果毫无疑问增加了学者对圣经作为历史文献合集的敬意 。 无论是在普遍方面或是特定方面，都得到确认。考古资料可以如此频繁地验证或解释这些记录，显示这些记录与历史框架是吻合的，只有那些古代生活的真实产物才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普遍的真实性得到确认，我们发现这些记录在某些特定的要点上反复得到验证。地名和人名都在 正 确的地点和正确的年代出现。（Burrows,HAHSB,6)

费理(JosephFree)评论道，他曾经“一边翻阅创世记，一边想在这50章之中，每一章都被某些考古发现所证实。那么,对于圣经的其余章节，包括新约和旧约，大部分也应同样适用。”(Free,AB，340)

3B.考古学有助于阐述及论证不同的圣经章节

考古学增长了我们对于经文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的认识，并帮助我们了解在以色列边境四周的其它宗教。

考古学家霍恩(S.H.Horn)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考古证据是如何有助于圣经研究：

考古探索让我们对于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一事有更确切的了解。如果没有考古证据的帮助，圣经对于此次征服的叙述（撒下五6-8；代上十一6)可以说是比较含糊的。举例来说，在撒母耳记下五章8节中，英王詹姆斯译本（King James Version)作：“当日，大卫说，谁登上水槽，击打耶布斯人，以及大卫心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他就必作首领和元帅。”再加上历代志上十一章6节的话：“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作了元帅。”

几年前，我看到一幅攻取耶路撒冷的图画。在画中，一个人爬上了一道在城墙外面的金属水落管。这幅画实在是荒谬不堪。因为古代的城墙上面既没有水槽,也没有水落管，只在城墙上凿了几个洞来排水。经过考古学家在现场的发现，我们得到了一幅更加清晰的图画。修订标准译本(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把撒母耳记下五章8节译作：“当日，大卫说：‘谁击打耶布斯人，就要登上水沟，攻击大卫心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

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坐落在山丘上的小城，到后来才发展壮大。它所在的位置三面都是深谷，体现了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就是为什么耶布斯人吹嘘：即使是瘸子和瞎子都可以在强大的军队入侵之时，守住他们的城市。但是城市的水源供给很成问题，整个城市的人都完全倚赖城外东侧山坡上的泉水。

耶布斯人在岩石内建造了复杂精密的输水系统。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城下的水泉取水。首先，他们由水泉开始,挖了一条水平的水道，直伸延到城市的中.心。在挖了90英尺后，他们遇到了一处自然形成的山洞。在山洞里，他们挖了一口45英尺高的竖井。然后在竖井的顶部挖了一条135英尺长的斜道，以及一条通向城市地面的楼梯，位于水泉的水平以上110英尺。泉水被隐藏了起来，没有敌人能够发现它。取水的耶布斯妇女沿着斜道下去，便可以用水袋透过竖井取出山洞中的水，因为泉水会通过水平的水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山洞。

但是，仍然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大约40年前，麦卡利（R.A.S.Macalister)和邓肯(J.G.Duncan)挖掘出一段城墙和一座塔楼，相信分别是建于耶布斯和大卫的时代。这堵墙沿着俄斐勒山的边缘修建，位于水道入口的西面。这样的话，水道的出口就位于城墙的保护之外，可能受到敌人的攻击和破坏。为什么没有将水道的出口建在城市里面呢？最近甘矣莲（KathleenKenyon)在俄变勒山的挖掘工作，令这一谜题得到了解答。她发现麦卡利和邓肯对城墙和塔楼的年代判断有误。这些遗迹原来是在希腊化时期建造。她发现真正的耶布斯城墙是在山坡下方不远处，位于水道出口的东面，正好将出口安全地藏于旧城区内。(Horn,RIOT,15-16)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考古学并没有完全驳倒那些激进的鉴别学者。伯罗斯在这一点上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果说现代科学鉴别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已经被驳倒的话，更加是不尽不实。”(Burrow s , WMTS. 292)

但是，考古学已经显示,许多激进鉴别学的主张是失效的；考古学1对那些常常被冠以“高等鉴别的确定结果”提出质疑。

激进鉴别学者对所罗门王版图扩张的征据曾经提出质疑。奥泊莱对此评论道：“我们再一次发现，过去半个世纪的激进鉴别学必要得到彻底的修正。”（Albright,NLEHPC,22)

有些人会做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断言：超自然主义者和非超自然主义者永远也不会对考古学的结果作出一致的结论，因为他们的立场完全不同。因此，有些人结论说：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诠释考古学的结果。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考古学没有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它只证实了其历史真实性,并解释不同的章节。（2)考古学没有完全驳倒激进的鉴别学者,但是已向他们的许多假设作出挑战。

2A.旧约历史的可靠性

我们不仅拥有旧约的准确抄本，还能确定手稿的内容是历史性可靠的。

1B.旧约的考古证明

奥伯莱是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他说：“毫无疑问，考古学已经证实了旧约传统的历史真实性。”(Albright,ARI,176)

罗列教授(H.H.Rowley,援引于Donald F.Wiseman,Relation and the Bible )认为：“当今的学者对族长的故事抱有更多的崇敬，不是因为他们的假设比以前的学者更加保守，而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证据。”(R o wley,援引于Wiseman,ACOT,再引于Henry,RB,305)

翁格(MerrillUnger)概括道：“旧约考古学重新发现了整个国家，使死去的重要人物死而复生，用最让人吃惊的方式填补了历史的沟壑,为圣经的背景增加了不能数算的知识。”(Unger,A0T,15)

肯扬(Frederic Kenyon)爵士说：“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鉴别学产生分歧的旧约部分，考古学的证据已经重新建立其权威性，并且在进一步认识其背景后，使这旧约部分更加清晰，更增加了它的价值。考古学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但是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它确定了我们的信仰所认可的，就是日益增长的知识能帮助我们更了解圣经。”(Kenyon,BA,279)

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希伯来文本的准确性。

兰姆(Bernard Ramm)写了一段关于耶利米封印的话：

考古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我们马所拉经文的准确性。耶利米的封印是一种用于封闭酒瓶的沥青封印，断定属于主后一或二世纪。上面印有耶利米书四十八章11节，与马所拉经文大体吻合。这个封印“……证实了经文是在封印制成与手稿写成的时间之间流传开去。”此外，断定属于主前二世纪的罗伯茨蒲草纸抄本(Roberts Papyrus)和奥伯莱断定为主前100年以前的纳什蒲草纸抄本(NashPapyrus)确认了我们的马所拉经文。（Ramm,CIT0T,8-10)

奥伯莱证实：“我们可以确定那只具辅音的希伯来文圣经虽然并非完全无误，但却得以准确地保留下来，这是其它近东的文学不能相比的……不，借着乌加列文学的亮光，我们得以证实,在不同时代创作的圣经中的希伯来文诗歌，是写成于相对地古老的年代，而且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仍然保持惊人的准确性。"(Albright,0TAAE,援引于Rowley,0TMS,25)

考古学家奥伯莱对于手稿的准确性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并写道：“大体上来说,五经完成的时间要比它们最后被修订的时间早得多；新的发现不断证明其历史准确性或者文学细节的古老程度……因此，否认五经传统中属于摩西的特性，纯粹是苛求。”(Dodd,MNTS,224)

奥泊莱针对鉴别学者过去所言评论道：

直到最近,在圣经历史学家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潮流，将创世记中族长的传奇看成是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文士的创作，或者在以色列立国后的几个世纪中，想象力丰富的狂想诗人，围在以色列人的营火前所讲述的故事。许多显赫的学者都认为，创世记第十一至五十章中的每一项记载都反映出它们是其后的发明，或者至少是把王国时期的事件和情况投射到远古时代去。对于那个遥远的年代，后世的作者几乎一无所知。（Albright,BPFAE,1-2)

奥伯莱写道,现在情况已完全改变自1925年起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切。支持族长传统的证据迅速如山般堆积起来，除了小部分‘死硬派'的老学者外，不被这情况打动的圣经历史学家只是绝无仅有。根据创世记的传统，以色列的列祖跟主前二千年期末至一千年期初在约旦河外、叙利亚、幼发拉底盆地及北阿拉伯的半游牧民族，有密切的关系。”(Albright,BPFAE,1-2)

伯罗斯评论道：

为了把情况看得更清楚，我们必须区分对一般史实的确证和对具体细节的确证。对一般史实的确证虽没有证明具体细节，但与具体细节却是一致的。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解释和说明，许多都可以看作是对一般史实的确证。正如图画与画框相称，旋律与伴奏和谐一样。这种证据的力量是日积月累的。尽管不能直接证明，但在圣经所呈现的历史中，若我们能找到与考古结果一致的东西愈多，便愈能强烈地感受到其普遍真实性。纯粹的传说或小说故事会无可避免地因出现年代错误和不协调而显得自相矛盾。（Burrows,WMTS，278)

2B.考古学对圣经中未提及之处起补充作用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证明这一点，圣经中没有提及两约中间时期的国王、军事战投，以及王国的情况。

但是谨慎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老是听到说：“考古学证明了圣经。”如果意思是 “ 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和启示的”，那么考古学并不能“ 证 明”圣经。如果意思是“证明某些圣经事件或章节是有历史性真实的'这句话才算是正确的。

我认为考古学对于圣经鉴别学有所贡献，不在于能否证明圣经是神的默示和后示，而在于它确认了圣经所记载事件的历史精确性和可信性。假如我们找到了刻着十诫的那些石版，考古学能证明它们是岩石，上面刻着十诫,并且是来自摩西的时代,但却并不能证明那是神刻上去的。

伯罗斯写道：考古学能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古代战事地形的资料，但并不能说明神的特性。”(Burrows,WMTS,290)

考古学的一个不足之处便是缺乏证据。亚马契(EdwinYamauchi)写道：“研究古史的历史学家在使用考古证据时，经常意识不到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个可能证据的五分之一中的四分之一中的三分之一中的二分之一中的一小部分，这样说是亳不夸张。”(Yamauchi,SSS,9)

费理在《考古学与圣经历史》andfiiWe/ifotory)—书中这样解释考古学与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指出，考古发现为圣经考证工作带来了新的亮光，它使圣经中许多让释经家一直感到困惑的章节自现其义。也就是说，考古学使圣经经文更为清楚明朗,从而在释经和解经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除此之外，考古学还证实了圣经中无数被评论家斥为‘不符合历史'或‘与已知事实相矛盾'的章节。”(Free,ABH,1)

1B.创世——埃卜拉泥版

人们普遍认为，创世记开首的几章(一至十一章)是神话故事，来源于古代近东故事的早期版本。但是这种观点只注意到创世记与其它古代文化的创世故事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能推断出人类起源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再加上一般考古发现的帮助,那么我们就有望找到一些历史真相所遗留的痕迹。更加重要的是各种记述的不同之处。在巴比伦和苏美尔记述中，世界的诞生是诸神争斗沖突而产生的。当一个神衹战败后被劈成两半时，幼发拉底河从他的一只眼睛流出，而底格里斯河就从另一只眼睛流出来。人类是由一个邪恶之神的血液和泥土混合而成的。这些传说展示出，历史记述被神话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种种的歪曲和修怖。

有人认为，文学可能就是从神话的歪曲和修怖，进展到创世记第一章不加雕琢的典雅风格，这种说法更不可能。那种认为希伯来神话只是巴比伦传说简化版的假说是不正确的。古代近东地区的规律是，简单的故事(在不断积累和修饰下)会产生复杂的传说，反之则不然。这就证明了创世记不是把神话改编成历史，反之,那些圣经以外的传说才是把历史改编成神话。

最近在埃卜拉发现的创世故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16, 000 件泥版上的记载把巴比伦传说的日期提前了约600年。上面的创世故事与创世记非常接近,两者都描述了一位神，创造了天、月亮、星星和地球。古埃卜拉人民相信创造是从无变有。圣经所有的是那古老的、更少修怖的版本，它们代代流传而没有受到神话色彩的侵蚀 。 (Geisler，BECA,48-49)

近期发现的埃卜拉泥版对圣经的鉴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由罗马大学的两位教授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一位是考古学家马提亚博士(Paolo Matthiae)，另一位是铭文学家帕廷罗博士(Giovanni Pettinat。)。他们从1964年开始挖掘马迪克废丘(Tell Mardikh),1968年发现了一尊依比林王（KingIbbit-Lim)的雕像。埃卜拉泥版提到了“光照埃卜拉”的女神伊施他尔。埃卜拉王国在主前2300年时已拥有260,000人□,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主前2250年被撒珥根的孙子那兰辛(Naram-Si n) 所灭。

埃卜拉泥版对于护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与创世记开首几章的记载吻合，证明了其可信性。这些在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报告，提供了几种可能支持圣经记录的方式，尽管它们后来由于政治压力而变得黯然失色。

泥版上刻有吾珥、所多玛和蛾摩拉等城市的名称,以及圣经中提到的异教神如巴力。（Ostling, “ New Groundings for the Bible ,”in b T,76-77)埃卜拉泥版航己录了创

世记中的名字，包括亚当、夏娃和挪亚。（Dahood,AETRBR,55-56)。

至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圣经以外的对于神创造天地的最古老叙述。埃卜拉的记录早于巴比伦的记录约600年。上面的创世故事与创世记非常接近，两者都描述了一位神，创造了天、月亮、星星和地球。平行的记述显示出圣经所包含的是更早而末经修怖的版本,它把事实传递了下来，没有受神话色彩的侵蚀。泥版上的记录相信创造是由无变有，宣称：“天地之主，地本不存在,你创造了它；日光本不存在,你创造了它；晨曦，你还未创造。”(Ebla Archives,259)

埃卜拉记录的一个重要提示，是它摧毁了宗教演化论的观点——认为一神主义是从早期的多神主义和唯尊一神主义演化而来的。这一宗教演化的假设自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以来就广为人接受。现在得知一神主义其实更早。同时，埃卜拉的证据支持了创世记开首几章的记录是事实，而非神话。（Geisler,BECA,208) 。

埃卜拉泥版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它对底本假说——认为摩西不可能撰写了五经,因为在他的时代还没有文字——是一个巨大沖击。底本假说的支持者声称在摩西的记述中所描绘的时期(主前1400年，埃卜拉王朝之后1,000年)较文字出现的时期为早。但埃卜拉的发现证明早在摩西之前1,000年，法律、习俗和重大事件都在这里用文字记录，而这里正是摩西和族长居住的地方。

高等鉴别学者不仅认为在摩西时代文字尚未出现，而且五经中有关祭司的法则和法制已经得到完善的发展,摩西不可能写得出来。他们断言那时的希(白来人尚末开化，不可能写出这些法则。这些详尽的法制应该要到波斯王朝（主前538-331年)的前半期才有记录。

然而,刻有埃卜拉法律的泥版证明，那时就存在复杂的司法诉讼程序和判例法,其中许多与申命记的法律条款相似(例如：申二十二22-30)。鉴别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在很后期的年代才出现。

埃卜拉泥版的另一贡献与创世记第十四章有关。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创世记第十四章与历史不符：亚伯兰战胜基大老玛和米所波大米国王的故事像是小说，而平原上的五大城市(所多玛、蛾摩拉、押玛、洗扁和琐珥)亦如传说一样。

但诶卜拉的记录对平原上的五大城市均有提及，而在其中一块泥版上这五个城市的排序与创世记第十四章中的一模一样。泥版的背景反映了族长时期的文化，描绘了在创世记第十四章记载的大灾难前这片土地繁荣昌盛的景象，这景象与创世记所记录的一样。

2B.挪亚的洪水

正如创造天地的记述一样，创世记对大洪水的描述比其它古老的版本更逼真，神话色彩不重，显示了其真实性。表面的共同点指出,确实有这一顶历史的核心事件，以致有这一切不同版本的出现。名字改变了：苏美尔人称挪亚为泽苏德（Ziusudra),巴比伦人称他为尤纳比提(Utnapishtin ) 。但基本情节不变：一个人受命按一定尺寸建造一条船,因为神(诸神)将发洪水淹没世界。他听从了命令，驾船逃离了风暴，并在离开了船之后献祭。神(诸神)后悔毁灭了生灵，于是与人类订立了契约。这些核心事件是以历史为基础的。

与之类似的关于洪水的叙述在各地都有,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墨西哥人、阿耳冈昆人(Algonquin)和夏威夷人都在讲述它。一张列举苏美尔国王的名单把大洪水视为历史时代的参考依据，在列举了八位寿命特别长(几万年)的国王后,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大洪水淹没(大地）,当王权(再次)降临时，它(首先)降在基士。”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创世记讲述的是原始故事，其它版本都因添加了人为成分而不准确。只有创世记提供了大洪水发生的年份,以及与挪亚生平有关的年表。事实上，创世记读起来就像是日记或船上的旅行日志。巴比伦记录中成立方体的船不可能拯救到任何人，肆虐的洪水会不断将它从一面倾覆到另一面。但圣经中的方舟是长方形的一又长又宽又扁，这样就能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平稳地航行。其它异教的叙述中降雨的天数(7天)不足以造成其所描述的破坏程度，水面至少得上升至大部分山峰那么高，超过17,000英尺高，那便需要更长的降雨期。巴比伦记录认为所有的洪水在一天内消退也同样荒谬可笑。创世记与其它版本不同的另一点在于,其它记述中的英雄是不会死的，受到世入景仰,而圣经则描述了挪亚的罪孽。只有忠于真相的版本才会这样真实地承认。

有人提出这次洪水很严重，但只是地区性的。但地质证据显示它是属于世界性的。在世界好几个地方的深层裂缝中都发现了近代动物的部分骸骨,大洪水似乎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解释。它能说明为什么在140至300英尺这等高度的山中会出现这些裂缝。因为骸骨都不完整，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动物(长毛象、熊、狼、公牛、鬣狗、犀牛、野牛、鹿和小型哺乳动物)在掉入裂缝之前已经死亡，它们也不是被水流冲到那里的。这些不同的骨骼被泥石粘合起来，说明它们曾经沉淀到水底。世界各地都发现了这种裂缝，显示在短短一年之内引发这后果的事件是如何短速而猛烈。(Geisler,BECA,49-50)

3B.巴别塔

现在，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证据，证明确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整个世界只用一种语言。苏美尔文学曾经数次对此作出暗示。语言学家同样发现这一理论对于语言分类大有裨益。但是对于这座塔，以及在巴别塔变乱 口 音的事又怎样呢(创十一)？考古学发现，主前2044至2007年在位的吾珥王吾珥南慕(Ur-Nammu),受命建造一座庙塔，来表达对月神那拿(Narmat)的崇敬。一座大约5英尺宽,10英尺高的纪念碑见证了吾珥南慕的活动。一块石版上刻画了他提着一个灰泥篮子，出发前往建塔的情形。通过他身体力行，以一名卑微工人的姿态表达对神灵的忠心。

另一块泥版上记载，建塔触怒了诸神，以致将人所建的夷为平地，把人分散各处，使他们的语言变异。这段记载与圣经中所记载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保守派的学者相信摩西是创世记开首几章的作者。但是,他怎样能写出发生在他出生之前许久的事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神通过超自然的方法向摩西展示了这一事件。正如神可以通过预言来揭示未来一样,神同样可以通过回顾来展示过往。第二种可能也许更加可信：摩西编纂修订了早前对这件事的记录。这种做法并不违反圣经。路加在他的福音书(路一1-4)也是这样做。怀斯曼(P.J.Wiseman)很有信心地认为，创世记的历史最初是写在泥版上，然后一代传一代，由当时的“部落首领”负责编辑、修订。怀斯曼引用了圣经中的主要线索，即间歇性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或词组——特别是“这是……的世代”(和合本作：“……的后代”)这一词组(参创二4,六9,十1,十一10)。

许多古代的泥版为保持次序,新的一块版上的首数个字总是重复上一块版的最后数个字。从文学角度来把创世记与其它古代文献比较，显示创世记的编纂完成的时间不会晚于摩西的时代。很有可能创世记是一部由族长完成初稿,最后到摩西手中定稿的家族史。（Geisler,BECA,50)

4B.族长

有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平的叙述，并没有像创世记开首几章那样的问题，但仍被许多人视为传说，因为它们似乎与那个年代已有的征据不符。然而,愈来愈多的发现增加了这些故事的可信性。亚伯拉罕时代的法律细则便解释了：为何他不愿将夏甲逐出，原来在法律上他有责任供养她。因此,只有当神颁布更高的法律要他这样做时,亚伯拉罕才愿意将她逐出。

马里(Mari)信件上发现亚泊拉罕、雅各以及便雅悯等名字，虽然这些指的并非圣经中的人物,但至少显示这些是当时通用的名字。这些信件同时支持了创世记第十四章所记载的五王与四王的争战，因为这些王的名字与当时的主要国家颇为相称。例如：创世记第十四章1节提到一位亚摩利王亚略，马里文件上则将王名读作亚利吾克(Ariwwuk)。这些证据都证明创世记的材料可能来自亚伯拉罕时代的第一手记录。（Geisler,BECA,50)

5B.所多玛和蛾摩拉

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一向被认为是杜撰出来的故事，直到现在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创世记第十四章提到的这五个城市原来都是当地的商业中心，它们的地理位置正如圣经所述一样。圣经对它们毁灭的描述似乎也准确不过。有证据指出，当时曾发生了大地震，不同地层曾经断裂，部分地面被推至高空。沥青遍地皆是，硫磺自天降在这些弃绝神的城市。有证据显示沉积岩层曾因高热而融化，在乌斯敦山(Jebel Usdum,即所多玛山)山顶便发现这种燃烧的迹象。这是久远的过去曾突发过的大火所留下的不灭痕迹，可能是死海海底的油层起火、爆发所致。这种解释并未减少这事件的神迹性，因为神同时也掌握着自然界的力量。这事发生的时间，即是在警告和天使造访之后，显示神直接参与其中。（Geisler,BECA，50-51)

6B.出埃及的日期

有关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其中一个疑问是，究竟出埃及事件是在何时发生。对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一个“一般接受的年代”为主前1230至1220年。另一方面，圣经在三处不同的地方(王上六1；士十一26；徒十三19-20)指出，出埃及事件在主前1400年左右发生,进入迦南则为40年之后的事。虽然相关的辩论仍在继续，但已没有理由接受主前1200年这个日期。

有人估计，出埃及记第一章11节所记的城市“兰塞”,乃以兰塞大帝命名；主前1300年以前,在尼罗河三角洲并没有大型的建筑存在；主前十九到十三世纪之间在迦南地区并没有重要文明出现。然而兰塞”这个名字在埃及历史中并非罕见。兰塞大帝即是兰塞二世,但却没有任何有关兰塞一世的资料。此外，这名称所指的也可以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地区。在创世记第四十七章11节中，兰塞是指尼罗河三角洲，是雅各和他的子孙安顿的地方。

一些学者现在认为，若要重新研究有关的资料，则要重订中青铜器时代的日期。如果这样做，则会显示，已发现的数个迦南城市都是被以色列人摧毁的。最近的挖掘发现，中青铜器时代的最后阶段要比原来认为的长,因此这个时代的结束应该更接近主前1400年，而不是主前1550年。这一重新定义将会把两件原来认为是发生在不同世纪的事件——中青铜器时代二期迦南城市的沦陷与以色列人征服迦南 联系在—起。

另一个变 化 也许可以证明对于埃及历史的传统看法。古代世界的年表是根据埃及法老在位的时间和顺序确定的，因为人們往往认为这个时间和顺序是确定的。但是,维利科夫斯基(VeliWsky)和考维尔(Courville)断言,在这个年表里多出了600年时间，使得这些近东事件的日期出现差错。考维尔表示，埃及法老的名单并不是完全连续不断的。有些名单上的国王并不等同于法老，而只是高级官员。历史学家的假设是，王朝是一个紧接着一个的。但是有许多王朝的继任者同时也生活在旧的王朝时代。新制作出来的年表将出埃及的日期定于约主前1450年，这令以色列历史上的其它时段与埃及法老的年代相吻合。这一证据并非无懈可击，但是我们再没有理由去接受一个更迟的出埃及日期。

7B.扫罗、大卫和所罗门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他在基比亚的城堡已出土，其中一顶最值得重视的发现便是投石器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这不但与大卫战胜歌利亚有关，也同时证实士师记第二十章16节所说：以色列中有七百精兵，都是“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

撒母耳告诉我们：扫罗死后，他的军装被放在伯珊的亚斯他录(迦南的生育女神)庙中；历代志则记载：他的首级被钉在大衮(非利士人的农作物神)庙中。有人认为这是圣经的错误，因为敌对双方似乎不可能在同时同地都有自己的神庙。然而,由出土的遗址发现当地确有两个庙，以一条走道隔开：一是大衮庙,一是亚斯他录庙。显然非利士人也将迦南的女神视为他们的神来供奉。

大卫在任内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攻取耶路撒冷。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经由连接至西罗亚池的水沟进入城里，然而，该池一直被认为是在当时的城墙以外，直到1960年遗址出土,才证实那池子当时的确在城墙内。

很多人说大卫的诗是后人写的，因为诗题下的小字显示当时有乐师团体(例如：可拉后裔)。如此的组织规模令人怀疑这些诗的年代应当为主前二世纪的马加比时代。自从拉斯珊拉(Ras Shamra)的发掘后，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代，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已有这样的团体。

所罗门的时代也有一样多的考古确证。所罗□圣殿的原址离伊斯兰教的圣地圆顶清真寺很近,所以不能挖掘。然而，就我们所知，所罗门时代兴建的非利士庙宇与圣经中所说的圣殿规格,在设计、装饰、材料方面都十分吻合。我们所有有关圣殿唯一的证据是_个小饰物，那是竿顶上的_个石榴，刻有“属于耶和华的圣殿”的字样。它是在1979年耶路撒冷的一家店铺内发现的，年1984年得到证实，1988年归以色列博物馆收藏。

1969年在基色的遗址上发现了一大片灰，覆盖在大部分的土墩上。在灰的中间找出许多块属于希伯来、埃及和非利士的器物，显然这三种文化曾同时期在那里出现过。这使许多研究人员大惑不解，直到他们在圣经中读到一段与发掘现象相呼应的记载，才恍然大悟：“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作妆奁。”(王上九16)(Geisler,BECA,51-52)

8B.亚述人侵

我们对亚述所知甚多,主要是因为在亚述巴尼帕的王宫内发现了26,000块泥版。亚述巴尼帕是以撒哈顿之子,在主前722年攻陷北国以色列。这些泥版记载了亚述帝国的多次征伐，还有他们对反抗者的残酷惩罚,但他们还引以为荣。

其中有一些记录证实了圣经的准确性。旧约里有关亚述王的每一顶记录都已经证实为正确，就算是本来有一段时期我们对撒珥根一无所知，但后来他的宫殿出土，其中有一幅壁画，叙述的正是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的战役。撒缦以色的黑方尖石碑(The Black Obelisk of Shalmaneser)显耶户(或他的使者)向亚述王下拜，更增加我们对圣经人物的认识。

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西拿基立围攻耶路撒冷的记录。他企图攻取耶路撒冷，但结果他的人马死伤累累，其余的人都已经溃散。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他无法征服耶城。因为他无法以胜利夸□,便用另一种方法挽回面子,避免承认失败(Geisler,BECA,52)：“犹太人希西家并未伏在我的轭下，我围攻了他46个大城、要塞,还有附近无数的村镇。我驱逐了他们200,150人，男女老少,还有马、骡、驴、骆驼、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牛，视为我的战利品。至于希西家本人，我使他成为囚犯,在耶路撒冷他的皇宫中，如同笼中鸟一样。”(Pritchard,ANET,援引于Geisler,BECA,52)

9B.被掳

事实恰好与考古发现吻合。奥伯莱说：“把族长的根源上溯至米所波大米西北部的巴利卡谷(Balilch Valley),这希伯来传统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希伯来人从米所波大米平原迁出的活动，圣经的描述与考古学的发现彼此吻合，这就是证明。（Albright,BPFAE,2)

根据圣经记载：在巴别塔建造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十一1)在巴别塔的建造与毁灭之后，神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创十一9)。现代许多哲学家证实了这一世界语言起源的可能性。特贝迪(Alfredo Trombetti)认为，他可以追溯并 证 明所有语 言 有同一起源。穆勒(Max Mueller)也持同样的观点。杰 珀 森(Otto Jespersen)则更进一步说,语言是由神直接赐给他所造的第一个人。（Free,ABH,47)

在以扫的谱系中提到了何利族(创三十六20)。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应该是居住在山洞里的，因为“何利”一词与希伯来语中“山洞”一词十分相似。但是，现在考古发现显示，他们是一群知名的战士，于族长时代居住在近东。(Free,ABH,72)

在挖掘耶利哥的过程(1930-1936年)中,加斯唐(Garstang)发现一些让人万分吃惊的事。为表示郑重，对于发现物的声明是他和其他两个组员共同准备并签署的。对于这些发现，加斯唐写道：“那主要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城墙完全向外倒塌,进攻者能够轻易攀爬，越过废墟，进入城市。”为什么这是不寻常的现象呢？因为所有城市的城墙都应该是向内倒塌，而不是向外。在约书亚记第六章20节记载：“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城墙向外倒塌是刻意的安排 。 (Garstang,FBHJJ,146)

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谱系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对于这些名字是个人姓名还是城市名称还存在着疑问。对于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物。正如伯罗斯所写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个人确实在历史上存在。正如上文所言，所有已知的考古材料都没有提及他，但是他的名字在巴比伦尼亚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作为一个人的姓名出现。”(B urro ws,WMTS,258-259)早前有人尝试将亚伯拉罕的时代定为主前十五至十四世纪，这无疑是太晚了。但是奥伯莱指出，基于上面所提到的资料以及其它的一些发现，我们有“从人名和地名中得到大量证据，它们几乎都与这些未经证实的传统资料相抵触。”(Garstang,FB-HJJ,9)

虽然对于族长的考古证据未必会即将出现，但是故事中的社会习俗与族长所处的时代以及地区相吻合。（Bu rrow s,WMTS,Z78-79)

许多这些证据都来自对努斯(Numzu)和马里的挖掘。希伯来的诗歌和语言通过在奥格尔德(Augured)的工作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摩西的法制在赫人、亚述人、苏美尔，以及阿垦尼(Achene)的法典中均有出现。透过这些发现,我们得悉希伯来人的生活与周边世界的关系 。 正如奥伯莱所言：“在此之前的所有发现都显得微不足道的。"(Albright,OTAAE,援引于Rowley,OTMS,28)

直至目前为止的发现，令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学者都确认,有关族长的叙述是具历史性的。（Wiseman,ACOT,援引于Henry,RB,305)

威尔浩生是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圣经鉴别者。他相信铜制洗濯盆的记载并不属于祭司法则中原有的。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将会幕的记载定于比摩西时代为晚的时期,但却没有什么切实的理由去采纳如此后期的推断(主前500年)。有考古证据表明,这样的铜镜存在于埃及的王国时代(主前1500至1400年)。因此我们知道这时期与摩西的时代相同，也就是出埃及的时期（主前1500至1400年)。（Free,ABH,108)

莫理斯(HenryM.Mmris)认为当然，关于考古材料和圣经记载并不完全吻合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同题并没有严重到一个地步，要放弃进一步的调查；只要继续调查,必会得到解答。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是关于这些时期的圣经历史，至今也没有任何肯定的考古发掘证明任何一处圣经的记载有错误，这是意义重大的。”(M o rris,BMS,95)

贾斯乐(Geisler)总结道：“我们从考古学中发现，无论是旧约历史的哪一个时期，圣经中描述的都是事实。许多时候,圣经甚至提供了那个时代和社会风俗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许多入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但时间和不断深入的研究都不断证明了神的话比批评者更加可信。事实上，数以千计对于古代世界的发现不仅在大体上和细节上都支持了圣经的描述，甚至没有任何一顶发现与圣经相抵触。”(Geisler,BE-CA,52)

虽然许多人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但时间和不断深入的研究都不断证明了神的话比批评者更加可信。 ——贾斯乐

莫理斯补充道：“跟其它的著作相比，圣经历史的古老性，再结合自十九世纪不断演化的成见，使得许多学者都坚持圣经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传说。如果除了古代手稿的抄本，再没有其它评估古代历史的证据，这些学者的说法就可能具说服力。但是现在，否认圣经的史实性——至少是上溯到亚伯拉罕时代的史实性——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考古学的可观发现证明了其真实性。”(Morris，MP,300)

1B. 五经的古老程度——内在证据

鉴定任何作品的年代,最合适、最客观的方法是探究其内在证据。从当时发生的事件、地理环境或气候条件、普遍存在的动植物，以及牵涉其中的见证，都可以找到线索。从这些线索中，我们可以对这些作品的生产时间和地点进行理性而准确的推测。（Archer,S0T，101)

有切实的内在证据证明，五经的成书时间，包括其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完成，远比鉴别者所断定的主前九至五世纪为早。

以下是一些内证的细节，证明五经的古老程度：

1C. 出埃及记至民数记中的旷野

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重点，显然都是在旷野中飘流的人,而非在应许之地安居的一国农民。否则，对于浮动会幕的反复详尽描述便显得荒谬的。对于安营的详细指示(民二1-31)和对于踏上行程的描写(民十14-20)都是跟在地理上稳定的国家无关，但是对于旷野中的生活却是再贴切不过。有关旷野的记述十分之多,包括在旷野生活的卫生指示(申二十三12、13)，以及把替罪羔羊送进旷野的事件(利十六10)。（Archer,SOT,106-108)

2C.五经中的埃及元素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有很多材料具明显的埃及背景。如果这是(在埃及宫廷中长大的)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不久记下的，我们便会预期这些元素会在书中出现。但是，如果像底本说学者所宣称，是在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以后400年写成的，贝[I一切很难解释得通〔参Abraham Yahuda 's The language of The Pentateuc h in Its Relationship to Egyptian (1933),这部作品付论到摩西和约瑟在埃及的故事，以及其中的埃及背景〕。

这些埃及的元素至少在以下数个领域中找到：

ID.地理

作者对于埃及和西乃山的地貌十分熟悉(创三十七至民十)。许多作者提到的地方都经现代考古学证实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反的是,除了对族长的传说外，作者对巴勒斯坦的地理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举例来说，在创世记第十三章中,当作者想要描述迦南的情况时，他将迦南与埃及进行了比较(第10节)。类似的还有，在一段属于P典的记载中，作者仍然以被携前的名称 “ 基列亚巴”来称呼希伯仑(创二十三2)。作者在符民数记第十三章22节解释到希伯仑建造的时期，也是以埃及的琐安城来作比较。若作者和他的国民已经在迦南居住了多个世纪,他不可能会以 “ 示剑的一座城，位于迦南地”来指称撒林(Shalem)的(编按：参创三十三18,英王詹姆斯译本)。对于五经的作者而言，巴勒斯坦是一个以色列人将会进入的新国家。（Archer,SOT,106)

在第二卷书中，与埃及地理的密切关系尤为明显。

出埃及记的作者对于埃及的国境有很完整的认识。他认识埃及的蒲草(出二3),那是尼罗河畔的特色；他还对满布沙土的旷野相当熟悉(出二12)。他认识诸如兰塞、疏割(出十二37)、以倘(出十三20)，以及比哈希录(出十四2)等地方。出埃及记第十四章3节提到“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显示作者对于埃及地理状况的熟悉程度。事实上，如果对埃及地理不认识,则不可能理解出埃及记第十四章。（Raven，0TI,109)

2D.词汇

阿彻尔(Archer)做了一些研究：

与其它的旧约经文相比，他(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埃及词汇。

举例来说：(A)akek(创四十一43,译作“跪下”)显然来自埃及语brk(“ 噢 ！跪下”）,尽管对此还有许多别的解释。（B)重量和度量单位，诸如zeret(—虎口 )来自drt(手)；‘ephah(十分之一贺梅珥)来自‘pt；hin(约五品脱)来自hnw。（C)gome'(蒲草）来自kmyt。（D)qemah(面粉)来自kmhw(_种面包)。（E)ses(优质细麻)来自ss(细麻)。（F)yeor(尼罗、対)来自‘trw(S,在科普替语中作eioor)。（Archer,SOT,102-03)

作者同时也使用了很多埃及独有的名称。包括：

波提非JU(Potipherah,创四十一45,四十六20)及其简写。

波提乏(Potiphar,创三十七36,三十九1),意思是“锐(太阳神)赐予的对象”。

撒发那S巴内亚(Zaphnath-paaneah,创四十一45),是法老赐给约瑟的名字。七十士译本将之解释为“救世主——拯救埃及免受饥荒的人配得的称谓。

亚西纳(Asenath，创四十一45、50),约瑟的太太。

安(On,创四十一45、50,四十六20),古埃及对希流波利的称谓。

兰塞(Rameses,创四十七11；出一11，十二37；民三十三3、5) 。 比东(Pithom，出一11),可能是埃及的比图姆(Pi-Tum)，苜次出现在第十九王朝的纪念碑中，正如出埃及记所记载的。（Raven,0TI,107-8)

3D.埃及国王的名字

一些持激进鉴别学立场的埃及学家曾经辩称,如果作者是属较早年代的人，便应该提到了当时埃及国王的名字。事实上，在所罗门时代之前的希伯来文献没有提到这些名字,实际上是支持了作者是属于较早年代的人。新埃及王国的官方语言习俗是将国王称为“法老'而不在同时提到他的名字。当以色列人在诶及的时候，他们也跟随了这一习俗。（Archer,SOT,105)

其它值得一提的还有：书中提到皇室佩戴的印章戒指，以及作为权威象征的金炼(创四十一42；斯三10、12,八2、8、10；但五29),都证明了旧约的古老程度。这些东西在以色列是没有的，却存在于古代埃及、波斯和巴比伦。

3C.古体的语言

在五经中使用的一些词语和词句，在摩西时代以后便逐渐荒废了。

关于创世记第十五章，奥伯莱写道：

关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契约的描述……充满了古语，它们的古老程度已被斯派泽(E.A.Speiser)所证实。这里我们有一个例子。在早期的希伯来信仰中，有一位特别的神与一个人立约，要保护他和他的家人，而这人就要起誓对他忠心。这是宗主权协议的原始模式 在后青铜时代,beritu—词（希伯来文写做berit，意思是“约”）出现在叙利亚和埃及（在这些地方，该词是一个闪族的外来语），常用于合约劳工，以及列明雇工名单的文件中。（Albright,BPFAE,8)

阿彻尔举了其它一些使用古语的例子：“用来表示‘她'的词语通常写作HW',而不是常见的HY'。我们同样发现文中使用N‘R来指‘年轻的女孩'，而不是用阴性的N‘RH。HLZH （ hallazeh)—词偶尔(在创世记中出现过两次)用来表示‘ 那 '，而不是在士师记、撒母耳记及以后使用的hallaz。‘笑'这个动词(在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拼做SHQ,而不是S'HQ；‘羊羔'这个词拼做K S B而不是后来的KB S (kebes)。“ (Arch er,SOT,107)

证据中还包括：在旧约中，有一些关于地名的极琐碎的细节是后世的作者不可能知道的。比如说，当约瑟、埃及人和约瑟的兄弟分桌时，作者插入了自己的解释：

“ 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创四十三32)难道后世的作者会加上这一点吗？（Raven,OTI,109)

基于上述证据，阿彻尔的结论如下：“根据五经的内在ffi据来判断，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作者必然是一个原本住在埃及(而不是巴勒斯坦)的人，出埃及和旷野漂流的当代目击者，并受过高等教育，有高度的学习和写作能力。”(Archer,SOT,101)

2B.其它支持摩西为作者的考古证据

IC. 早期希伯来文学

传统高等鉴别学的观点认为，希伯来的文学相对地出现得较晚。这种观点是具摧毁性的，但今天仍然风行，这从麦肯齐 (J .L.McKenzie)的话可以看到：“大部分人都接受在大卫统治之前，以色列的文化未被大量地记录下来。”(McKenzie,援引用于Laymon,I0VCB,1073)

但是，因为最近发现了关于近东文明的证据，我们可以把五经的写作时囘推断得比以前认可的为早。古代的文士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不久，便会把事件记录下来，这样就会缩短在笔录前的□头传述时间。现在我们知道,□头传述的作用只不过是传播信息，而不是保留记录，因为当时已经有了书面记录。

旧约中大部分内容的古老程度是 毋 庸置疑的。（Harrison,0TT,18-I9)

2C.早期与五经律法平行的法律

现今在其它米所波大米文明中发现了大量与五经律法类同的法律，显示许多五经中记载的法律和法制程序都要比以前认为的年代更加久远。

我们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ID. 契约法

曼登霍(Mendenhall)说：

很难想象在我们所知的迦南文明中有比契约法（出二十一至二十三：属JE底本）更加名目繁多的法典……迦南城以商业为主，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契约法没有表现出社会等级这一方面，因为奴隶并不被视为公民，唯一的例外是被卖作婢女或卖作奴隶妻子的女儿(她们受到法律有力的保障）……契约法的细则显示了在王国时期之前，以色列社群（或者北方的某些以色列社群）的风俗、道德和宗教义务……因为它仅仅是案例法和绝对法的混合体（分别对应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同样的现象我们也在赫人和米所波大米的法典中发现。任何认为它是一部后来根据原始材料编纂的想法，往往都是源自理性的推断，而非基于史实。（Mendenhall,LCIANE,13-14)

奥伯莱同样贽成契约法的古老程度：

此外，比汉摩拉比法典(CodeofHammurabi)还要早约两个世纪的伊施嫩纳法典(Eshnunna Code),包括了第一项与早期圣经的律法（出二十一35,提及若动物之间发生致死的打斗，要把死牛平分）类似的法律。不管用什么理论去推断，伊施嫩纳法典至少都要比约书（Book of the Covenant)早五个世纪,这项法例的相似因而变得十分有趣。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确信约书的历史背景应该是青铜时代，而不是铁器时代。也就是说，可以把它追溯到摩西的时代。（Albright,OTAP,援引用于Rowley,0TMS,39)

2D.创世记二十三章记载的土地交易

阿彻尔探讨了这一顶交易过程的古老程度。创世记第二十三章描述了亚伯拉罕不愿从赫人以弗仑手中购买整片土地,而只想购买麦比拉洞和附近的土地。发现赫人的法典(推断日期为主前1300年)后，让我们得到令人吃惊的类似法则,解释到土地的拥有者必须承担为领主服务的责任，包括跟随异教徒的宗教习俗。亚伯拉罕拒绝购买整块土地，因为他不想跟耶和华以外的其它神灵拉上关联。圣经中的这顶叙述反映了赫人这一习俗,表示这叙述很有可能发生在主前十三世纪赫人的衰落之刚。（Archer,SOT,161)

3D.创世记提及的三个习俗

阿彻尔指出，创世记提及的三个习俗(分别是在十六、二十七及三十一章）,其古老程度已经被考古学确认。创世记中许多古老的习俗被证实在主前二千年期是十分普遍的，而不是在主前一千年期。在努斯发现了大量主前十五世纪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由女仆所生的儿子的合法性(比如夏甲之于亚伯拉罕）；临终时 口 头遗言的有效性(比如以撒之于雅各)；以家庭供奉的小神像(比如拉结从拉班取得的神像)作为获得继承权的象征。（Archer,SOT,107)

3C.结论

有一点必须清楚地指出，那就是考古学所做的不仅是动摇了底本假说,更是支持了摩西就是五经的作者。

关于五经，奥伯莱这样写道：“新的发现不断证明了五经所载的细节在史实上的可靠性和文学上的古老程度。”(Albright,AP,225)

布赖特(JohnBright)对关于族长的记录作出如下表述：“没有一顶证据是与传统的任何部分有任何抵触之处。”

奥伯莱警告说：“否认五经传统中属于摩西的特性，纯粹是苛求。”(Albright,AP, 224)

克兰(MeredithKline)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结语：“二十世纪的圣经考古学，透过来自远古东方土堆中的无言证人，把现代西方喧嚣的威尔浩生派压得沉默无声。如果不是鉴别学者紧抓着他们传统的教导，整个故事的脉络将会愈发清晰。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圣经中关于族长和摩西的记载是属于主前二千年期(正如圣经年代学所定）,而不是主前一干年期。圣经中法律和先知的次序得到了证实。”(Kline,CITMB,139)